消费主义研究的观点和重点

从国外对“消费主义”的已有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探究路径:一是关于“消费”的观点;一是关于“物化”的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开始进行“消费主义”的研究。之后,随着于光远《谈谈消费文化》等文章的发表,物质主义的研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点。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王宁《消费社会学》等著作的问世,国内学者开始着手从多学科的交叉视角来研究物质主义。目前国内消费主义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人的价值”的问题上。

(一)消费的观点

自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中阐述“符号理论”以来,让·鲍德里亚(J.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La Societéde Consommation)中认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当作能够突出人的符号。人类社会实现了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参与了相关研究,如亨利·列斐伏尔(H.Lefebvre)的《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和居伊·德波(G.Debord)的《景观社会》(La Sociétédu Spectacle)。

索绪尔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叫作符号,并用所指代替概念、能指代替音响形象。^[89]他还认为,价值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具备两个因素:“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90]可见,索绪尔与卡西尔一样,都把符号当成了媒介。但是不一样的是,卡西尔的符号是文化的媒介,而索绪尔的符号是物的媒介。

1968年,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物体系》(Le Système des Objets)。该书从后现代主义视角出发,探究了现代法国的消费社会,强调“一种新的消费理论,用以描述人类和他们的现代消费环境之间的关系”^[91]。鲍德里亚认为,除了“人—物”关系之外,消费还应是人、集体以及世界三者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消费是一个虚拟的全体,是一种符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92]。他还认为,消费的对象虽然是物,但是消费的永远是理念,而不是物本身。在这个消费过程中,“一种关于物及其消费的精确理论由此不能建立在一种需求及其满足的基础之上,而是要建立在一种社会回馈(La Prestation Sociale)及其意指(Signification)的理论之上”^[93]。于是,随着物品转化成符号,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演变成一种消费的关系,即自我消费。生命不停,消费不止。消费从来都是建立在不足的基础之上,不足并不是指满足之后欲望的升级,而是指欲望从未得到过满足。消费也不是指对满足的一种延迟性给予,而是指实实在在的一种欠缺。消费“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道德、制度。它完全是一种价值体系,具备这个概念所必需的集团一体化及社会控制功能”^[94]。概而言之,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符号消费理论。他的消费社会思想与亨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以及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都是密切关联的。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亨利·列斐伏尔对“人—物”关系的探究,主要集中在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中。该书第一卷是“概论”,第二卷是“日常生活社会基础”,第三卷是“从现代性到现代主义”,即关于日常生活的哲学。列斐伏尔认为:“物质性的劳动(脑力劳动提供了基本工具——技术、理论、知识)创造了产品。有些产品是生产资料,另外一些是物品或消费品。合在一起,产品和劳动组成了‘人的世界’。然而,活生生的人和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在什么场合和在哪种领域里体现出来?就此而言,这些消费品在什么场合下成为具体词义上的商品?如何占有这些商品?需要和商品在日常生活里相遇。……日常生活的物质——在日常生活的简单和丰富之中的‘人的原料’——贯穿于所有的异化,建立‘去异化’。如果我们辩证地和从完整意义上使用‘人性’这个词语的话,我们可以说,日常生活批判研究具体的人性。”^[95]可见,社会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你与我”的对立矛盾关系,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在这个整体中,人和社会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评来研究具体的人性,把人理解为完整的人,并把它定义为在其“本质方面是人与他自己的统一,尤其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96]。

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与瓦纳格姆(R.Vaneigem)的《日常生活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a vie Quotidienne)属于同时期作品,它们都阐释了“景观”的概念。与瓦纳格姆不一样的是,德波的思想虽然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等的影响,但是他却认为,“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已经从存在堕落为占有,那么景观社会则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外观”^[97]。德波还认为,人的生活变成了他的产品,此时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了。^[98]他进一步指出,商品拜物教是通过“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进行社会统治的,景观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一个既在场又不在场,能够统治人的所有被经历东西的商品世界而出现的。^[99]在景观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德波呼吁人们要从颠倒真理的物质基础中解放出来。^[100]在德波看来,整个社会生活都呈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积淀,生活中的一切都在逐渐远离人们;景观关系呈现为拜物教的表象,而这种单纯客观的表象再一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综上所述,消费理论的主要主张是,把物作为消费行为中的符号。这种看法掩盖了物自身的使用价值,将“人—物”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消费理论揭示了:人要想过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既需要突破景观世界对自身生活方式的束缚,也需要努力减少拜物教表象世界对自身的负面影响。唯有如此,人才能解除第二自然^[101]以命定法则的方式对生活的控制,才能回归真正的生活。

(二)物化的观点(www.xing528.com)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Philosophie des Geldes)一书中明确地指出,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活动的物化,是一种纯粹功能的具体化。^[102]韦尔施(W.Welsh)在《重构美学》(Undoing Aesthetics)一书中提出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在价值被货币的“绝对目的”引起的物化与客观化所遮蔽,被服务于经济目的的享乐心态所支配,人的审美行为被社会主流价值观所牵引。阿克塞尔·霍耐特(A.Honneth)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Verdinglichung: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s)一书中,借助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分析了社会中的物化现象,并从中得出了承认理论的雏形。此外,还有一些相关学者的研究,如本雅明(W.Benjamin)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The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Consumer Culture and Postmodernism)等。

西美尔是一个悲观的浪漫主义思想者,其思想主要受康德和叔本华的影响。西美尔认为:“人是一种‘制造工具’的动物,货币或许是这个事实的最清楚的表达和展示,然而,这个事实本身又与人是一种‘目的性’动物这一事实联结在一起。”^[103]与马克思一样,西美尔也认为,人不能作为达成纯粹目的的手段。西美尔还指出:“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无法栖居在桥上。”^[104]即人无法控制金钱。在前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具体、实在的关系,并没有受到金钱(物质)的影响。在现代,金钱正在瓦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即从具体、实在转向了抽象、超验。人们对物的需求,并不总是来自于人的内在、自然的本源。人的内在自我正在消失,更严重地讲,人的内在自我已经灰飞烟灭。此时,人的外在自我所呈现出来的表象,被人自己误以为那就是他自己:一个空心的人,一个失去内在自我的人;一个失去灵魂、精神的人,即一个不完整的人。正如德勒兹所不能接受的当下社会的一个主流观念,“即人是可以‘进化’,可以被工具化,可以被化约为一个事物、末人甚至更糟糕地,被化约为末等事物:惰性物质,碎屑”^[105]。

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即人被贴上了物的标签。霍耐特重新定义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他提出,“若‘承认先在’是人类普遍存有的普遍事实,那么反面而言,任何型态的物化关系(对人、对己、对物),都可理解为一种‘承认遗忘’”^[106]。霍耐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是先天的,不是后天的,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回到承认^[107]一定的普遍事实,才有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活动,才有可能是属于人的一种关系性的存在。霍耐特认为,“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呈现的其实只是错误的诠释框架,或一种存有的遮蔽,遮蔽的背后潜藏着人真正的存在方式的事实性”^[108]。虽然霍耐特认同西美尔的观点,即人们的消极自由是由于大幅增长的各种经济关系所导致的,但是他又指出,当我们将自身心理感受仅视为可观察的或待制造的对象物的时候,自我物化的倾向才会发生。^[109]换言之,霍耐特从外部环境和个体内部环境两个视角出发,全面地看待了“人—物”“人—人”“物—物”之间的关系。他还在承认理论的指引下,强调需要首先观照个人的心理感受。

(三)批判的观点

国内关于“人—物”关系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三种:(1)有学者指出了用“物性”取代人性观点的荒谬性;(2)有学者强调,要用制度来规范教育与消费的关系,从而实现对教育中“人—物”关系正确取向的引导;(3)有学者认为,应通过摆脱物的依赖性,超越物质,回归人的社会生活。

王向华在《对话教育论纲》一书中指出,近现代教育进步的代价是沉重的,人与物被认为是一样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目中无人”,见物不见人,“物性”取代了人性。^[110]人的个性和共性的双重缺失,使得古代教育的概念及实践,从近现代开始被理解和实施为通过条件反射作用来传递、灌输、训练和塑造的活动和过程。靳玉乐和王磊在《消费社会境遇下教师身份的异化与重构》一文中认为,在教育情境中,应“借助制度力量来规范教育与消费的关系。在共同体中,教师群体通过对话、协作的方式,借助知识共享、情感共鸣以及愿景共铸等途径,对教师存在的特性与价值进行集体澄清,对教师存在与消费生活的复杂关系进行集体辨认,对消费社会下教师存在的现实窘境进行集体反思,并在达成共识判断之后付诸集体实践”^[111]。综合来看,王向华是从人的本质出发探讨了“人—物”关系;靳玉乐和王磊是从规范的视角出发,以教师群体为例,强调要用制度来规范教育与消费关系的重要性。

另外,李雨燕和郭华在《消费主义:“物的依赖性”社会形式中人的生存境遇》、卢风在《超越物质主义》、张志丹在《解构与超越:当代物质主义的哲学追问》中,都提出了要超越物质才能回归人的社会生活的观点。其中,李雨燕和郭华认为:“消费主义的本质是物质主义,其产生和发展深植于‘物的依赖性’社会之中,是人类在‘物的依赖性’时代所遇到的生存困境,扬弃‘物的依赖性’,实现‘以人为本’,是超越消费主义的必经之路。”^[112]张志丹指出:“批判和超越当代物质主义,不仅有利于发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牵引和社会整合功能,而且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进而助推民族伟大复兴。从价值哲学上看,人生观上的享乐主义、金钱观上的拜金主义、消费观上的消费主义、发展观上的物本主义是当代物质主义蕴含的四大价值误区。在当代中国,拒斥并超越物质主义的基本进路,应该在洞悉物质主义根源之基上,通过科学发展、制度约束和价值观教育等三大举措来加以解决。”^[113]只有当人摆脱了对物的依赖时,才能实现人对物的超越,从而构建和谐的“人—物”关系。

总而言之,从批判的视角出发,国内学者对“人—物”的实然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们发现,与物化观点和消费观点一样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遮蔽。在教育中,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已演变成物与物的关系。当物性取代人性的时候,人的本性就会被贴上物的标签。然而,人不能等同于物,物也同样不能取代人。为了实现人的教育,人们唯有超越物质主义,努力减少教育中物对人的负面影响,积极发挥教育中物对人的正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