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及理性异化的产物——工具理性——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性肯定了人的价值,人是教育的目的。在《大教学论》一书之中,夸美纽斯一再强调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慷慨地赋予人类生存、活力、感觉与理性。他说,人要成为上帝的形象,就要像他的原型一般完美。[88]人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成为上帝的完美的形象。不过,在夸美纽斯对“宗教人”的强调之下,隐藏着的是培养“理性人”的教育目的。夸美纽斯说,一切生而为人的人,生来都有一个同样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人,即要成为理性的动物。[89]在理性的指导下,教育效率大大提高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能够很好地说明理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一般而言,现代学校教育体系是由班级授课制发展而来的。班级授课制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在18—19世纪,随着大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社会要求学校教育为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科学文学的普及与发展服务[90],由此班级授课制很快得到了推广和普及。班级授课制是按照受教育者的年龄、身心发展规律和知识程度将其划分为不同年级,同一年级再编列若干人数的固定教学班,按照教学计划和课程计划,采用集体教学的形式,向受教育者传授知识和技能。班级授课制是现代学校的基本组织形式。随着班级授课制的普及,为了提高效率,教育进一步制度化,人们建立了一整套详细的规章制度,以此形成一个有序的现代学校教育系统。不仅如此,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还规定了明确而严格的教育评价标准,即对受教育者应具有怎样的素质,在某一教育层次上应达到何种发展程度,有着具体的考察标准。可以说,现代学校教育体系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工具理性的标准化、统一化、可计算性特征。
但必须承认的是,工具理性对教育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在古希腊,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一个博学多才、善于思考的人;在中世纪,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一个乐于助人、自食其力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教育目的主要是培养敏而好学的仁义君子;而在现代社会,教育多半考虑的是人如何生存和生活,这不免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鲁洁教授曾指出,近一个世纪以来教育的主要宗旨只是教人去追逐、认识、掌握、发展这个外部的物质世界,放弃了对学生进行“为何而生”的教育,而仅仅致力于传授“何以为生”的本领。[91]美国教育家托夫勒(A.Toffler)也曾指出,我们的学校把大量的精力用来造就“工业人”,一种能在一个将比他们自己还更早死亡的制度中生存下来的人。[92]受教育者像是流水线上规模化生产的产品,被动地接受“一对多”的“加工”和“组装”,人的个体性差异被相对忽视。
美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育也受到了理性的影响。理性对美育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就学科而言,美学和美育都是由理性主义哲学衍生而来的。就教育目的而言,启蒙理性强调人的价值,进一步赋予了美学和美育重要的价值。就教育内容而言,在理性的影响下,文化、艺术突破了从前贵族精英的小圈子,得以快速发展,这些新的充满了人性光辉的艺术作品,丰富了美育的内容。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工具理性造成了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最大的效益,最佳的支出—收获比率,是工具理性的衡量尺度。[93]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人们侧重于追求美育的“效率”,受教育者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或技能的训练,美育不再是以受教育者获得情感的陶冶、人格的完善为目的,而是以智育、德育或体育的目的为目的,或是直接以获得经济价值为目的,难免出现美育价值工具化的倾向,从而影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www.xing528.com)
必须补充的是,现代性的核心课题之一虽然是理性,但不能就此说理性构成了现代性的全部内容,现代性还包括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形态等一整套现代性秩序。这就是说,仅用工具理性解释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还不够全面,还必须考虑到现实的因素。熊彼特(J.A.Schumpeter)认为,理性的逻辑及行为发端于经济模式,“经济模式是逻辑的母体”,商品经济是“人类行为理性化的推进力量”。[94]换言之,在理性与现实的经济模式的结合下,人的情感价值遭到了漠视,这才造成了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
总而言之,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主要是由于理性在美育中的“僭越”,而如何改变工具对人的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作出了深入的论述,这为我们寻找美育本真价值的道路指引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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