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理性及工具理性对美育价值的影响之前,需先对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作出一定的说明。在古希腊时期,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就非常重视理性。柏拉图试图探究如何从现象的、直觉的和经验的世界超越到一个超感性的、“理念(理式)”的世界。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具有一切现实世界的原型,理念对现象的、感性的“影子”世界“放光芒”,人的灵魂也源自理念世界。人们无法用感官去把握这个世界,只能通过沉思,也就是运用理性才能接近这个世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完善。在柏拉图看来,理性是超越感官世界的媒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在理念世界中,善是最高的理念和秩序,规定着人类感官世界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因此理性不仅代表着思维的能力,还意味着人的良知或者说秩序。从这一点出发,柏拉图要求驱逐诗人,他强烈地批判诗歌中所描述的无序的、非理性的生活,因为诗歌“摹仿”了这个现象的、感性的世界以及人性的“卑劣”,而这会给社会的秩序、公民的道德带来威胁,让公民无法过上审慎的生活。柏拉图说,“这类诗对于听众的心灵是一种毒素”[75]。到了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们在吸收了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哲学中对理性的理解的基础上,也认为理性是通往超验世界的桥梁。在当时的教育领域,理性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理性决定了人类对待世界的态度,人们通过理性认识事物,以此理解上帝或是真理。
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通常更为关注凌驾于人的超验世界,这时的理性精神,更多的是认识真理或者宗教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以往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还是宗教中的上帝,作为一种超验的绝对存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束缚,人的价值受到了遮蔽。人们抨击将宗教作为绝对权威来指导人的生活的做法,转而论证人本身就具有理性能力。这一过程始于笛卡儿。笛卡儿把自我作为认识和价值的主体,重新审视人所在的“此世”的意义和人的价值,于是,理性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就与主体意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时的理性与古希腊时期和中世纪的理性精神有显著的不同,可以称之为启蒙理性。霍克海默对此有十分准确的评价,他说:“从方法论上把一切神话学说意义上的自然足迹都彻底消除之后,自我也就不再是肉体、血液、灵魂,甚至原始自我,但是自我一旦被提升为先验主体和逻辑主体,它就会构成理性的参照点和行动的决定因素。”[76]当然,西方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等,也促进了理性的启蒙。例如有学者认为,启蒙理性的兴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77]
在启蒙思想家看来,理性是人的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根据。理性以自身作为依据,提供给人们新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传统观念、宗教学说,都必须在理性面前听从判决。理性成了权利和真理的合法源泉,理性取代从前“神”的地位“放光芒”,理性之光既穿透了神学的帷幕,也照亮了尘世的生活。在启蒙理性试图袪除神话、宗教的迷信时,它自身成了新的神话,“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78]。启蒙理性促使人们不再盲目追求凌驾于人的终极的、绝对的世界,而是把人本身作为认识的对象,从人的角度来审视人的生活,探寻人的价值和意义,引导人走向尘世的幸福,这是一个“袪魅”的过程,也是“唤醒人”“发现人”的一个“施魅”的过程,对后世影响深远。理性可以说是现代性的核心课题。从社会现实来说,理性在反对宗教迷信、促进科学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恩格斯认为,理性的推动作用使“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79]。
启蒙运动以理性为主要原则,试图建构一个“自由”和“解放”的理想未来。有学者指出,“现代性所追求和展现的原本就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理性预期和无限敞开的价值想象”[80]。但是,随着启蒙运动向纵深发展,人类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恩格斯指出:“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本家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家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绝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81]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过于强调理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一次预演。不过,这一失败并未阻止理性走向泛化。当理性的触角深入科学、文化、自然乃至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之后,不可避免地,理性部分地异化为工具理性。(www.xing528.com)
谈到工具理性,人们往往会想到韦伯关于理性的经典论述。理性化又称为合理化,是韦伯反思现代化社会、反思现代性的核心概念。合理化是指将理性悬置于人类社会上方,作为价值信念和行为准则的状态,韦伯形容它“以越来越精确的计算合适的手段为基础,有条理地达成一特定既有的现实目的”[82]。在韦伯那里,合理化被划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根据韦伯的定义,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是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的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83]可见,工具理性是指人们为达到目的,考虑各种可能的手段及其带来的后果,以选取最优策略,它强调手段之于目的的适配性。价值理性则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84]换言之,价值理性是不考虑行为或者手段所产生的后果的,它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具有显著的理想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二元对立的,韦伯认为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与全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关系。韦伯曾经一度认为,理性统治的现代社会摆脱了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但在经历了战争之后,他的态度转向了悲观。韦伯认为,当工具理性成为压倒一切的行动纲领时,随之而来的将是效率至上的生产方式、科层化管理的现代官僚体系等非人性化的社会秩序。个体的个性特征、价值选择等被忽视甚至抹杀,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将会笼罩在理性的“铁笼”之中。这个“铁笼”是由理性所铸就的坚硬的牢笼——严丝合缝且冷酷无情。当现代文明“被合理化”后,这种合理化反过来加诸人性,脱离了人的控制。
在韦伯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工具理性及其影响的揭示变得更为深入和明确。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认为工具理性在现实中表现为一种同化逻辑,是扩张现代性的潜在力量。阿多诺称这种同化逻辑为同一性原则,其外表是思想本身、思想的纯形式内在固有的。思维就意味着同一。[85]这里的思维是指主体的理性。阿多诺将“铁笼”进一步描述为“被管理的世界”,同一性思维正是“铁笼”控制世界的逻辑法则。同一性思维具有强制性,它预定了每一件事的意义。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在同一性原则下,“自我确证的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而且得到了太好的解决”[86]。同一性原则否定差异性,将主体以外的客观世界当作自己的支配对象,在这个客观世界中,必须依据一种可以数字化、能够精确计算的理性方式加以衡量和控制。正如霍克海默说的,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87]人们借助数字和逻辑的方法推演现实世界的结果,是事物与事物(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被降低为量的、数字化的、机械的差别,世界展开为一张冷冰冰的、机械化的有序图景。在这幅图景之上,可能出现的混乱和无序作为“异化物”,迟早将被理性的、有序的规则所同化和吸收。必须补充的是,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对同一性原则作出了无情的批判,但是同一性原则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它作为人类自我保存和自我维持的工具,本身的确具有霍克海默所说的“洞察万物之意义”的作用,只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代社会被作为一种工具、技术或者手段,扭曲了其原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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