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学散论：美育价值的内在根源

上文对美育价值工具化倾向的表现作出了简要的叙说。虽然美育价值工具化倾向在具体艺术教育课程中的表现方式和深入程度有所差异,但究其根源,我们认为主要是受到了现代性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一直是中国学界探讨的重要话题,在教育领域的出现频率也较高,教育研究者在分析许多教育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问题时,时常会意识到这些问题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关联。一般而言,现代性,包括由现代性衍生的后现代性,各种阐释较为多样,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现代性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现代性概念最初是由波德莱尔(C.Baudelaire)提出的。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现代生活的特性,他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65]这一概念在现代性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不过,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只是现代性的一个面向,而现代性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在西美尔(G.Simmel)看来,现代性是一种瞬间性的都市生活,人们越来越精于算计,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飘荡着,所有事物都处于相同水平上,它们相互的差异只是体现在它们覆盖空间的大小上。^[66]与波德莱尔发现现代性充满激情的一面不同,西美尔发现了现代性乏味的、千篇一律的一面,他深刻地把握了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表现。韦伯则认为,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它始于人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相互依赖,即人类的自我确证和自我控制;不仅如此,现代性还意味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现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应的个人从这些发展中获得力量,更多人的权利被认可等。韦伯对现代性的描述较为全面和深刻,他用合理化和袪魅的概念来阐释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吉登斯(A.Giddens)对现代性的看法与韦伯有相似之处,都指出了现代性在制度层面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开始在欧洲出现,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67]吉登斯还指出,现代性包括三个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显著特征是现代制度所带来的日常生活的嬗变。福柯则强调现代性在思维方式上有别于传统。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思维方式,实质上是一种控制和统治的形式。他将现代性分为古典和现代两个时期,在古典时期,一种强有力的控制人类的方式就已经形成,到了现代时期达到高峰。这种力量是从神学中被解放出来的,之后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福柯认为,人们或许能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这里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68]在福柯看来,在现代社会,个体被这种力量控制和塑造。对于现代性是否已经完成,学者们则有不同的意见。哈贝马斯认为,“现代”一词在内涵上是为了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69]哈贝马斯同时强调,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可以说,哈贝马斯倾向于从现代的时间意识及自我确证的要求来把握现代性。利奥塔(J.F.Lyotard)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他认为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共识法则”;一句含有真理要素的话,要通过“共识法则”才能被接受。^[70]利奥塔进一步指出,现代性的共识法则来源于“启蒙叙事学说”,即认为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既包括科学真理,还包括克服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带来公平与社会进步。利奥塔把理性、自由和解放的允诺等宏大叙事看作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对现代性的分析有不同之处,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未完成,而利奥塔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到后现代社会中,但两人都认为现代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启蒙时期对理性的强调。

有关现代性的观点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大体上说,现代性发轫于启蒙时期,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某种“断裂”。现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一种历史阶段的划分,还在于一种复杂的价值取向。在现代性内部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现代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现代性反对宗教蒙昧主义,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性还重视个人权利,重视人的个性,谋求人的全面解放,追求人道主义;现代性内化于人类现代文明进程,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与笛卡儿以来强调的主体性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现代性所促成的“主体至高”的倾向,对人类社会造成了种种消极影响。(www.xing528.com)

当代中国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现代性问题,而且,这些现代性问题带有鲜明的中国特征。从中国自身来看,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通过人对科学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征服来强化国力,建立完整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加快城市化的进程等。现代性的理念就内蕴在这个过程之中。汪晖曾指出,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71]而在当前政治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已完成现代化建设的西方国家,其现代性观念必然或有意、或无意地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中国现代化完成与否的标志之一。金耀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根本的意义上,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即是要建构一个中国现代文明的新秩序。这是中国人20世纪的未竟之事,也是中国人21世纪最根本的大业。^[72]可以说,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现代性问题。同时,如果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历史来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具有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复杂的中国特征。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未结束,现代性也仍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同时,受中国自身的历史、社会因素以及西方国家的后现代性兴起(且不论后现代性是否是现代性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影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具有复杂性和独特性。

中国当代美育的价值问题,也受到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现代性的价值取向影响着美育的价值取向。在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分析范式,它们各有其合理之处。卡林内斯库认为,启蒙现代性是现代性自身的认同力量,是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全面现代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崇尚工具理性与计算原则。^[73]卡林内斯库的这一说法,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类似的表述。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功能与形态的现代性,一种是经济政治制度的现代性,另一种则是审美文化活动的现代性,两种现代性相关又相异。^[74]我们认为,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很大程度是现代性的后果。现代性是启蒙理性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理性化的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模式,其核心在于理性及理性异化出的工具理性。因而可以说,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主要受到了理性及其异化的工具理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