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谋利、谋生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之路,市场经济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追求利润,结合全球化背景与信息化语境,不免给社会的思想、文化等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存在着片面追求经济效率,轻视、忽视道德等人文价值的现象,美育也受到了波及。

美育作为谋利或谋生的工具,最直接也是最显著的表现是“艺考热”现象。所谓艺考,是指高等院校(系)艺术类招生考试。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在严峻的高考形势下,艺术类院校要求的高考成绩相对较低,“艺考热”随之兴起。“艺考热”的兴起,主要是受到美学热、艺术热和国家大力实施素质教育等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西方美学思想大量涌入国门,受到了大批学者的重视,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学热”间接带动了艺术创作的复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艺术品市场高速发展。欧洲艺术基金会和雅昌艺术市场检测中心的联合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14年,全球艺术品拍卖成交额从100亿美元左右波动上升至300亿美元以上,年复合增长率不到10%;而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额从不到3亿美元快速增长至近1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50]2017年,中国市场已是全球第二大的艺术品市场,当年成交额达到51亿美元,占全球成交额的34.2%。^[51]自20世纪90年代起,教育界反思应试教育,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艺术教育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之一。在多方作用下,艺术类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制度逐渐建立、完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艺考”的热度仍然较高。

从全国艺术类专门院校的数目来看,据统计,1994年全国公办高校设置艺术类专业的数目为30所。到2005年,该数目增至597所,2013年更增至1679所。^[52]除此以外,民办高校、高职高专院校设立艺术类专业的就更多了。

从艺考招生规模来看,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高等艺术院校(系科)招生暂行规定》实施到1994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系科)招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总共只有2.4万多人。1997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系科)招生5947人。2005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系科)招生6.8万人,这一数字在2015年攀升至37.2万人,是1997年的62倍。^[53]而高等院校的招生人数,自1995年的92.6万人到2015年的737.8万人,其规模仅扩大7倍左右。艺考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大由此可见一斑。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将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系科)招生人数的增长与高考报名人数的变化加以对照,则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艺考之“热”。自2009年以来,高考报名人数呈明显的回落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高考报名人数为1020万人,2010年为947万人^[54],此后一直保持在900万人左右。而结合上文数据来看,全国艺考的报名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长。这说明,在高校扩招、高考变得相对“容易”之后,艺考的热度仍是有增无减。

“艺考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艺考生之间的竞争加剧了。例如,北京电影学院2009年本科招生计划为440人,实际报考人数却有13019人,报考人数和招生计划比约为30∶1。^[55]到了2015年,北京电影学院当年的本科招生计划为489人,实际报考人数多达24626人,报录比为50∶1。^[56]部分非热门院校的热门艺术类专业,报录比也较为悬殊。例如,2015年南京艺术学院的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计划招生55人,却有8500多人报名,报录比达155∶1。^[57]可见,即使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大量学生依然选择“艺考”进入高等院校学习。

“艺考热”现象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客观地说,“艺考热”与“美学热”“艺术热”“素质教育”一样,是社会经济发展之后,人们产生更高层次需求的必然结果。然而也应该承认,目前“艺考热”是一种非理性的“热”,它是在高考制度的作用下,主要由高等院校、中学、家长和考生的不同功利目的共同催生而成的。

从高等院校的角度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来,学校规模的扩大、物价的上涨、教育成本的提高等因素,使得许多高等院校必须面对办学经费不足这一难题。在国家将高校办学自主权部分下放之后,不少高校采取扩大办学规模、设置新专业等手段,以扩大招生规模,解决经费问题。比较而言,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学费通常比普通专业高出一倍,因此,许多高校设置艺术类专业、扩大艺术类专业的招生规模,通过收取艺术类专业的学费来缓解经费压力。例如,2017年,作为专业艺术类院校的中央美术学院,其美术类本科专业学费是每学年1.5万元。^[58]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美术类本科专业学费是每学年1万元^[59],而清华大学的普通本科专业(包括文史类专业和理工科专业)的学费是每学年5000元^[60]。在其他高等院校的招生简章中,收费标准也是类似的。可以发现,艺术类专业的学费通常略高于普通专业。在功利性目的的引导下,高等院校增开艺术类专业,扩大艺术类专业招生规模,假如没有充分考虑到高校自身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就不免产生一些消极的后果,如高质量师资缺乏、学生就业较为困难等。有调查显示,某地的一所农业大学趁着“艺考热”创办了一个几百人规模的艺术院校,仅有的4名教师都不是从正规的艺术类高校毕业的,而是毕业于本地的幼儿师范学院,^[61]其教学质量不难想象。(www.xing528.com)

如果说部分高等院校(系科)创办艺术类专业和扩大艺术类招生规模,只能从侧面反映出美育的工具化倾向,那么从中学、考生和家长的角度来看,这种倾向则更为明显。这一切都是因为,高等院校(系科)对艺考生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要求要比普通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低很多。因此,自2013年起国家就有意对艺考进行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艺术学门类专业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做好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的通知》等,提高艺术生文化课的录取分数线。2017年,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做好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合理划定特殊类型招生最低录取文化课分数线,并逐步提高文化课成绩录取要求。^[62]但是,艺考类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仍然远低于普通高考的录取分数线,正是这种录取分数线的差别,直接导致了不少高中、考生和家长,抱着功利性的目的投入艺考。

站在中学的立场来说,在高考升学率的引导下,由于艺术类高考能够兼报文理专业,一些高中鼓励、动员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报考艺术类专业,这样能够增加录取机会,提高学校的升学率。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的“普通”高中里尤其突出。一般来说,“重点”高中是指那些办学水平高、办学质量得到普遍认可、在家长和学生中声誉较好的学校,其升学率有一定的保障,能够吸引较为优质的生源。与“重点”高中相对照的“普通”高中,其生源、办学条件和升学率都难以与“重点”高中比肩。在这一背景下,不少教学质量一般的高中为了提高升学率,专门设置了美术班、音乐班等艺术类班级,让参加艺术类高考的学生从普通班转至艺术班,从而提高艺术类高考的升学率。越是高考竞争激烈的省份,普通高中设置艺术班的现象越为常见。曾有报道,山东省某所普通高中考取本科院校的人数,一度超过该地区的省重点中学,就是因为该普通高中有50%以上的学生考取了艺术院系。^[63]

从考生和家长的角度来说,艺考是一条通向高等院校的“捷径”。在东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担任副院长的殷小烽曾表示,“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好,才去报考艺术的考生达80%,他们学艺术的目的并不真诚,更多是为了上学和就业”^[64]。这番话道出了参加艺考的考生和家长的普遍心态。在对一位通过艺考考上本科院校的设计师的非正式访谈中,她表示,“我当年的高考成绩是360分,还不到400分,如果参加普通高考,那就只能考上一个大专,通过艺考我上了本科,现在已经在一家知名的设计公司工作了”。问及同学的状况,她坦言,“我的很多同学,都是通过艺考拿到了本科文凭。找工作时,本科比专科更有竞争力”。除了因为成绩达不到本科录取分数线而通过艺考获取本科文凭的学生,还有一类参加艺考的学生,其学习成绩本来就不错,但在严峻的高考形势下,选择通过艺考考取重点大学。在对一位就读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访谈中,该学生表示,“我高中的成绩在班里前十名,上个普通本科大学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考上一本,就选择了参加艺考,因为现在很多用人单位重视第一学历,重点大学比普通大学更能找到好工作”。两位艺考生的事例说明,许多选择艺考的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类专业对文化课成绩的要求比普通专业要低,考取理想的高校更为容易一些。不仅考生如此,不少家长也是出于这一目的,支持考生参加艺考。我们访谈了一位让女儿“半路出家”参加艺考的家长,该家长表示,“说实话,主要想用艺考来补文化课的不足,曲线迂回”。可见,在相当一部分家长和考生眼里,艺考学的是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可能并不是家长和考生们最看重的,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艺考所带来的好学历、好工作。艺考热中的考生接受美育教育,其目的有一定的功利色彩。

“艺考热”的功利性还体现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中。不论是考生、家长,还是学校的教师和工作人员,时常将艺术类考试内容称为“艺术课”,将普通高考的考试内容称为“文化课”。一个“文化课”的用词恰好说明,在许多人心目中,“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知识,是市场最需要、能换来某种“利益”的知识,而美育的内容却是“非文化”的,是教育中的异类。

除了“艺考热”,美育作为谋利、谋生的工具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部分学校为了获得荣誉,或是应对有关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实施力度的考察,大量组织学生参加文艺比赛和评估。还有一些学校(这种情况多出现在高校中)则会组织有艺术特长的学生参加社会上的文艺表演或文艺比赛,学校不仅能从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还能够提高声誉。

在社会层面,将艺术教育课程作为牟利工具的现象更为普遍。举例来说,部分艺术辅导班不够重视办学质量,而是将目光主要放在“创收”上,并为此颇费心思。我们收集了一些针对儿童的艺术辅导机构的宣传材料,发现这些机构的宣传内容大多围绕着“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一中心,宣传艺术可以显著提高儿童的智商,培养儿童的特长。但是,这些机构大多对儿童的年龄、身体条件等是否适合学习该门艺术避而不谈。在大多数艺术辅导机构看来,招收更多的学生可以增加学校的收入,提高教职工的待遇,其美育目的基本与“美”本身没有太多关系,而是将美育与直接的经济利益相联系。另外,部分家长对待美育的态度,也助长了将美育作为工具的现象。在对一些学生家长的非正式访谈中,有多位家长表示,送孩子去艺术辅导班,本是想让其学习一技之长,受到美的熏陶,提高综合素质,但是,在与其他家长交流时,发现别人的孩子可能已经学了两三种艺术,自己的孩子落后了。本着不能落后的观念,学习艺术无形中演变成了一场家长之间的竞争。

总的来看,美育价值的工具化倾向,受到了多方参与者的功利目的的影响。客观地说,美育有其工具性的一面,艺术技能可以帮助创作者谋利、谋生,这是合理的,但是美育不能只关注其工具性的一面,也应看到美育对人的情感、个性的陶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