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报道：媒体与自由撰稿人的合作

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又被称为特约记者、特约报道员、特约通讯员（Stringer），如果按照其所提供新闻素材的类型划分，自由撰稿人可以分为提供文字报道的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以及提供视频、图片报道的自由摄影师、自由摄像师（Freelance Photographer），等等。自由撰稿人是自由职业者的一种，他们并非长期受雇于某一家固定的媒体，而是自我雇佣地通过个人的能力和资源采写新闻并出售给各种对他们所生产的新闻感兴趣的媒体，或是以“临时工”的形式与某一媒体展开特定报道任务的合作，以此获得报酬，作为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或者来源之一。由于缺少媒体机构提供的保障与支持，自由撰稿人往往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多种技能，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全能型记者。

斯蒂芬·赫斯在对驻美国以外至少一年以上的将近2000名记者进行考察后发现，“1970年以前，87%的记者是由其所在新闻机构派驻的。这个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下降到84%，80年代下降到72%，而到90年代前三年，这个比例只有70%。剩下的非新闻机构派遣的这些人（包括自己旅行在外的作者和为美国媒体工作的当地记者）就是自由撰稿人了。这些记者的报道在美国受众所获得的新闻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通常像零售商一样，把自己的新闻稿件卖给某家新闻机构”^[1]。在采访了这些自由撰稿人之后，斯蒂芬·赫斯将他们分成了六种人，分别是配偶中有一方为驻外记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热爱冒险或者投机的记者，理想主义者以及当地居民。^[2]另外，还有一些记者本身受雇于一家媒体，又同时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与另外一家媒体进行合作，其前提是不违反记者所属媒体的相关规章制度，尤其是这两家媒体不能具有新闻竞争关系。如“新西兰人杰佛理·李·马丁（Geoffrey Lee Martin）是伦敦《每日电讯报》驻澳大利亚记者，同时为芝加哥的《广告时代》（Advertising Age）做自由撰稿人。孟买《痕迹》（Imprint）杂志的记者阿姆瑞塔·莎（Amrita Shah）也是‘时代-生活’新闻社（Time-Life News Service）的自由撰稿人”^[3]。

大部分国际新闻的自由撰稿人都主要聚集在国际热点地区，如纠纷、冲突甚至战争高发的区域。因为，从自由撰稿人的角度说，这些地方盛产新闻，特别是对于热爱冒险、投机、充满理想主义的自由撰稿人来说，这里有他们实现新闻梦想的绝佳机会。而英国更是“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退伍的士兵成为自由摄影师，他们以其在冲突与战争面前的训练有素和翔实知识，在那些缺乏专门知识的人面前占据了优势”^[4]。而从媒体自身的角度说，由于热点地区的报道危险重重，媒体若是派遣自己的驻外记者赴战区采访，不仅在前期要对记者进行军事安全培训，还要为其支付防弹衣、头盔甚至保镖等安保开销。这笔费用对于实力超强的国际一流媒体来说基本都包含在战地新闻的报道预算中，然而对于那些财力一般的媒体来说，它们并非都有能力或者有意愿负担这笔费用，于是向当地的自由撰稿人购买新闻或者与他们建立短期的合作关系就成了比较经济的理想选择。另外，有时冲突地区或国家的执政当局会严格限制甚至禁止外国记者入境采访，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就会非常希望能与当地的自由撰稿人建立合作关系。然而，自由撰稿人也因为在战区的报道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国际新闻安全机构2007年确认，1996-2006年间，在报道新闻时丧生的1000名记者中的94名是自由记者”^[5]。

除战火威胁外，被恐怖组织绑架以要挟政府妥协，也是自由撰稿人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后藤健二是一位日本籍的自由撰稿人（图6.1），曾在阿富汗和非洲一些地区采访，他的作品常见于NHK和朝日电视台等多家日本媒体。2014年10月2日，后藤建二经土耳其进入叙利亚，随后在“伊斯兰国”（ISIS）控制地区与当地相关人士会面，后失去消息。2015年1月20日，互联网上出现了身穿橘色衣服的后藤健二和另一名人质的视频，一名蒙面男子持刀要求日本政府在限期内支付2亿美元赎金。终于，一段疑似后藤健二被杀害的视频于2月1日在互联网上曝光，日本官方亦已表示斩首视频高度可信。

图6.1 自由撰稿人后藤建二

由于自由撰稿人与媒体间的合作是一种松散的契约关系，他们获得报酬的唯一途径就是媒体愿意掏钱购买他们所采集的新闻素材或成品，因此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态度有时更为主动积极。同时，因为他们的采访行为很少受到媒体的约束，这就使得他们在采访过程中所使用的某些手段，是媒体自己的驻外记者不会采用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由于广播和报纸都被严格限制了采访，自由摄影师沃恩·史密斯（图6.2）为了能获取第一手的战场镜头，他假扮成了一名英军士兵，巧妙地混入了多国部队，成为当时唯一一名目击了地面战争的摄影师，从而拍摄到了很多独家的战地新闻照片。

图6.2 自由摄影师沃恩·史密斯^[6]

以中央电视台在利比亚战争中与特约报道员的合作为例。2011年3月，在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进行空袭后，央视的特约报道员杰克·巴顿进入班加西一家反对派控制的医院，在他的采访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来自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受伤士兵，也看到了大量受伤的普通民众，他们中有很多因伤势严重而死亡或者生命垂危（图6.3）。在医院里的一面墙上还张贴着很多在空袭中失踪人员的相片和信息，以便他们的家属前来查询。在这家医院的外面，上万人在班加西的街道上游行，要求停止在该地区和其他城市的军事打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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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央视“空袭利比亚”特约报道员报道^[7]

同年8月，在利比亚反对派进驻首都的黎波里后，央视特约报道员郑理先赶赴当地带回了的黎波里有关卡扎菲旧部和当地现状的报道（图6.4）。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到了支持卡扎菲的军队匆忙撤退的迹象，一个废弃已久的小型机场也已经被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武装人员所控制。武装人员还逮捕了很多试图坐车逃离的人，他们在通过检查站时被查出了藏匿的军装和身份证。在城外三十公里处有一个巨大的水泥圆墙，这里是的黎波里的“水箱”。据郑理先介绍，卡扎菲先前要建一条大型人工河，试图通过一个地下水管道系统从南方调运水源，但是如今水泵已经全被毁坏，水箱也已全部干涸。随着开斋节的临近，的黎波里市内多家银行挤满了前来提款的市民，物价上涨了四五倍，油价更是暴涨25倍。

图6.4 央视“利比亚战乱”特约报道员报道^[8]

另据央视英语频道工作人员介绍，英语频道的海外报道员人数从2011年的45人增加到了2012年的60余人。这些报道员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是具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国际一流媒体（CNN、BBC、半岛电视台、法新社等）工作经验的资深记者，他们多为英、美等发达国家人士；有些则是各地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他们大都是本地人士，通晓当地语言。这些海外报道员多次提供突发新闻的重要线索，并利用自身积累的资源进行独家采访，从而有效提升了央视在重点地区新闻报道的质量和覆盖范围。比如马里危机期间，以色列记者Stephenie获得了随法军进入马里的独家报道资源，其采访内容更被央视全台共享，他成为第一个在《新闻联播》中出镜的外国记者。日本福岛一周年纪念日时，泰国记者Tony制作的半小时特别专题“福岛一年间”参评了在新加坡举办的亚洲电视大奖并获得提名，英语频道因此得以与《国家地理》杂志、CNN等媒体同台竞技。英语频道的海外报道员还为其他外语频道重大事件的特别报道提供支持，比如拉美峰会时为西语频道提供连线和成片报道，等等。

再以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时报》为例，《环球时报》的驻外记者“由特派记者和特约记者两部分组成。特派记者由《人民日报》在世界各地的常驻记者兼任；特约记者来源广泛，有兄弟媒体的驻外记者，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访问学者，等等。创刊之初只有十几名特派记者，经过多年的发展，截至2008年10月，《环球时报》已拥有遍及全球99个国家和地区的508位特派、特约记者”^[9]。《环球时报》特约记者人数的不断增长正是编辑部重视挖掘海外消息源渠道的集中体现，编辑部每年都会对编辑们发展海外特约记者的人数进行统计和排名，从而激励编辑们更好地拓展海外消息网并与特约记者保持积极有效的沟通协调。

人民日报社原副社长何崇元在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时，经常叮嘱编辑们，“向驻外记者约稿子，能早一分钟，就不要晚一分钟；对驻外记者的来稿要及时回复，不能‘约稿时，急如星火，稿到手，冷若冰霜’。驻外记者的来稿，如果编辑考虑不用的，必须送到我这儿来，由我来看，能抢救的就抢救，不能抢救的，酌情开资料费。要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关心驻外记者，如得知他们有什么困难，能帮上忙的尽量去帮。通过这些努力，《环球时报》的编辑和驻外记者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10]。张莉霞成为《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的经历正是“环球人”工作态度的例证之一。据她本人回忆，“一个偶然的机会，本人认识了《环球时报》的一位编辑。她了解我的基本情况后，马上就希望我能给环球写稿。由于工作紧张，我曾坚决地谢绝了她的要求。然而，这位编辑没有放弃，不时地打电话来‘请教’问题。当然，她是有‘预谋’的，她总是按事先设定的思路主导谈话内容。等谈话基本结束后，她便提出要求，希望把谈话内容写成文字给她。多次婉拒都没影响她的热情，我终于被她的执着感动，只好牺牲休息时间，将谈话内容整理成稿件。没想到，几个回合之后，其他编辑也‘如法炮制’，经常打电话来‘聊天’或‘探讨’。《环球时报》的编辑非常重视这种沟通，有了‘想法’后总要先‘沟通’，然后再写约稿信。每次收到稿子，他们也会回信感谢。稿子见报后，编辑还会告诉我具体刊登日期。这种负责精神以及对作者的尊重态度，使我‘越陷越深’，最终成了他们忠实的特约记者。因此，牺牲一点休息时间，力所能及地为《环球时报》撰写稿件，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11]。

由此可见，由于媒体与自由撰稿人并不存在隶属关系，因此代表媒体与自由撰稿人进行沟通协调的编辑应该与后者建立平等而积极的合作关系，这就需要编辑们了解并尊重自由撰稿人。英国全国记者联盟（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的自由撰稿业委员会（Freelance Industrial council）在2004年11月对外发布了一份名为“‘幸福的主动权’——自由记者，健康和工会的支持”（The “Wellbeing Initiative”——Freelance Journalists，Health and Trade Union Support）的调研报告。正像有人比喻编辑和记者的关系如同一对共生的“天敌”，该报告也认为编辑和自由撰稿人的关系可谓“爱恨交织”（A Hate-Love Relationship）。在自由撰稿人看来，编辑们应该了解的是：我们都是富有经验的记者；我们选择做自由撰稿人并且很享受这个工作；生产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对我们很重要；我们期望媒体给我们公平的报酬，并负担一些其他开销；我们很重视并且愿意与编辑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希望编辑回应我们的想法，赞许我们的工作，尊重我们的版权等）；我们希望得到一些聚会的机会，如工会论坛或者研讨会等。而令自由撰稿人比较反感的是：受到编辑和媒体工作人员的不公平对待；过低的报酬或者报酬长期没有增长；孤独和寂寞；没有地位；个人经济状况不佳；编辑不断抛出新点子，让我们做无用功；得不到职业上的晋升机会；得不到培训机会，等等。^[12]

因此，第一，媒体编辑要充分尊重自由撰稿人，认可他们的专业水平与追求高质量新闻的执着精神，对于自由撰稿人捕捉到的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或者制作的高质量新闻产品，编辑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二，编辑与自由撰稿人的沟通和协调要顺畅有效。自由撰稿人崇尚自由，对新闻报道的理念和对于新闻事件的认识有自己独到的逻辑，而这些有时会与媒体的报道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尽相同甚至产生矛盾。因此编辑要向其充分解释本媒体的新闻需求与报道规范，如果有合适的机会还可以邀请他们参加一些专业培训或者研讨会，以便其充分理解媒体需求并按照规范进行新闻的采写，从而避免编辑在后期还要进行大量的修改工作。编辑在向自由撰稿人约稿时也要切忌朝令夕改，争取一次性传达到位，以免后者白白付出劳动而得不到稿件的采用和相应的酬劳。第三，报酬要公平合理，并向其提供应有的保障。经常有自由撰稿人抱怨自己获得的报酬与付出的劳动和新闻质量难成正比，这无疑会挫伤他们向媒体供稿的热情，有时自由撰稿人会因此终止与一家媒体的合作关系，将好的稿件转而卖给别家媒体。另外，正如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新闻部主管比尔·考瓦奇（Bill Kovach）所言，“如果是你让某人或者鼓励某人冒着危险为你采访一个新闻，你就承担了一种道德责任”^[13]。因此媒体在必要时应当为自由撰稿人提供安全保护或者为其购买相应的保险，《新闻周刊》曾经“给波斯尼亚自由撰稿人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提供了难得的装备，一件防弹衣，一个头盔，进入装甲车的特权”^[14]便是一例。第四，版权要归属明确。编辑要与自由撰稿人明确约定每条新闻的版权归属，以免造成合作的不愉快甚至产生法律纠纷。第五，向自由撰稿人提供加入本媒体成为正式雇员的晋升机会。媒体要想培养一名优秀的驻外记者不仅要付出各项高额的成本，而且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如果某位自由撰稿人在工作中体现出了很高的业务能力与素养，同时又能与本媒体合作顺畅、保持良好的关系，那么正式聘用其成为本媒体的驻外记者是再好不过了。例如，“伍洁芳曾是《纽约时报》的签约记者（或特别通讯员），获得普利策奖后也同时晋升为正式驻外记者”^[15]。另外，媒体在物色自由撰稿人的时候也可以参考招聘雇员的各种渠道，如在各类媒体上刊登需求广告，或是请当地的记者俱乐部等记者组织推荐人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