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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媒体记者的专业储备和业务能力对新闻报道起关键作用

时间:2023-10-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究其原因,英美媒体记者的专业储备和业务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文章中明确提出,据一名追踪该调查的人士表示,美国反恐官员正在探寻以下可能性,即飞机上的飞行员或其他人故意关掉了飞机应答器以防被雷达跟踪,之后有可能让飞机转道飞向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英美媒体记者的专业储备和业务能力对新闻报道起关键作用

曾于1980年采访过邓小平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认为,“采访是一场探究事实真相的战斗”。为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获胜,即顺利采访到有价值的信息,采访的准备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句话对于新闻采访同样适用。

采访的准备工作可以分为平时的知识积累和采访前的专项准备两种。平时的知识积累最能体现驻外记者的能力素养,因为他们不像国内记者那样都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和报道领域,驻外记者由于人手有限,往往要负责驻在国所有的新闻报道任务,是名副其实的全能记者。这就需要驻外记者在平时注重各方面知识的学习和信息的积累,虽不可能达到样样精通的程度,但也要做到涉猎广泛。与此同时,驻外记者要根据驻在国或者自己负责报道的地区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储备。例如,纽约不仅是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也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这里还是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地。因此驻在这里的记者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经济和金融知识,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和金融环境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同时还要对联合国的架构、功能和权威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再如,驻在以色列的驻外记者,自然要深入研究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之间存在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以及领土争端,而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比如美国存在的势力庞大的以色列院外集团,更是理解其行事逻辑的重要依据。

新闻采访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点,找到关键的人物,提出关键的问题。还以“马航MH370事件”为例。该事件是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的重大国际新闻事件,报道涉及航空军事、地理、气象等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记者必须在第一时间找到相关的权威机构,采访到真正的专业人士并提出有水准的问题。我国网民对中国媒体在该事件报道中的“缺位”多有不满,并将其总结为中国媒体“一直在祈祷”,记者“一直在路上”,而与之相比,英美媒体“一直在质疑”,记者“一直在寻找”。究其原因,英美媒体记者的专业储备和业务能力起到了关键作用。

英美媒体的驻外记者大都精通某些专业领域并有着非常广泛的人脉网络。例如,事件披露当日即飞抵马来西亚吉隆坡增援的CNN驻首尔记者吉姆·克兰西,在其长达30多年的记者职业生涯中就曾经报道过柏林墙的倒塌和卢旺达大屠杀;而《华尔街日报》参与报道客机失联事件的记者多达60余人,分布在马来西亚、美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韩国等近10个国家,其中熟悉甚至精通军事和航空等专业领域的记者至少有8人。多年来新闻报道的经验和对某些专业领域的持续关注而积累下来的知识储备和人脉关系,使他们具有过人的新闻敏感和职业素养,从而能在巨大的事实空白和纷乱的信息面前,卓有成效地挖掘事实线索,寻找一个个真正的“新闻现场”。也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能在媒体上看到路透社从军方获取到的相关雷达数据,《华尔街日报》从飞机发动机制造商那里获悉的飞机资料,CNN从国际刑警组织的线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专家甚至失联客机机长的朋友那里采访到的第一手信息,以及美国广播公司的航空咨询顾问分析出的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前曾做出过“技术躲避动作”等信息。[18]这其中,《华尔街日报》两位资深的航空安全记者Andy Pasztor和Jon Ostrower表现尤为突出,几乎所有《华尔街日报》的核心报道都是由这两位记者单独或合作完成的,例如Andy Pasztor在3月13日发表的文章“美调查人员怀疑失联航班实际飞了五小时”(U.S.Investigators Suspect Missing Malaysia Airlines Plane Flew On for Five Hours),扭转了马航事件的演进方向。文章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调查人员怀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MH370航班在经过地面能够掌握的其最后一个经行地点之后又在空中飞行了约四个小时,如果是这样,那么该飞机很有可能以不明状态多飞行了数百公里。文章中明确提出,据一名追踪该调查的人士表示,美国反恐官员正在探寻以下可能性,即飞机上的飞行员或其他人故意关掉了飞机应答器以防被雷达跟踪,之后有可能让飞机转道飞向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这位知情人士表示,在一个吹风会上,调查人员告诉相关官员,他们正在积极探索这样一种可能,即这架飞机已经被人为转向,其后将被用来达到其他目的。[19]

另外,不论是记者广泛涉猎的知识信息,还是依据地区特点有针对性地积累的资料数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应该对这些资料信息进行电脑备份。特别是在“云存储”技术应用已经相当便利的今天,记者可以将这些宝贵的资料备份到云端,组建自己的数据库以应需调取。“其实,西方媒体的记者早就在做这件事了,他们还习惯于在每篇资料中写上几个比较容易想起来的关键词。例如,克林顿的白水案,就可协商至少四个关键词:克林顿、希拉里、白水案、特里普。日后利用其中任何一个关键词都可以查出该篇报道。建立小型数据库的好处很多:容量大,不占用记者站的物理空间,查询方便,等等。”[20]

平时的知识积累有助于拓宽驻外记者的视野,增强寻找新消息源和挖掘平实线索的能力,提高记者提问的水平和新闻写作的厚度,而采访前的专项准备是驻外记者就某一确定的采访议题而进行的具有针对性的采访准备。首先,记者要对即将采访的人、需要了解的事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并要梳理其他媒体以往的相关报道,以免将问题指向那些已经形成定论的事情或者在其他媒体记者的采访中有过明确回答的问题,从而使采访对象因此质疑记者的采访能力,甚至导致采访的失败。其次,明确采访的目标,制定详细的采访计划,并根据采访对象的身份和性格、采访事件的性质以及采访的形式和地点设计恰当的问题提纲,同时对采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波折或者突发情况做好心理准备,并制定一些应对预案。最后,事务性的准备工作也不容忽视。记者的采访设备是否都能正常工作,采访时所需证件是否一应俱全,记者是否能按照规定的时间到达约定的采访地点,记者在面对被采访人时能否一直保持充沛的精力、礼貌恰当的举止言行,这些细节同样左右着采访的成败。

另外,在遇到突发情况时,驻外记者(特别是那些被派驻到热点地区或者战区的记者)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新闻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极少,甚至需要即刻动身,这就要求记者时刻准备着进入采访状态。而采访的水平和稿件的质量,就主要取决于记者能否依据平时的积累对事件进行快速判断和准确解读,以及能否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找到目击者或者重要人物,从而获取到关键信息了。

根据采访的不同场合和运用的技术手段,采访方式大体可以分为“直面采访、见闻式采访、书面采访、体验式采访、电话采访、网上采访,等等”[21]。不同的采访方式对记者的素质能力也有着不同的要求。

1.直面采访

直面采访是记者直接与被采访人进行面对面的采访,是记者最早运用的采访方式,也是人物采访最为理想的方式之一。直面采访便于记者与被采访人进行充分的互动和交流,有助于提高采访的效率;同时,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还能够通过观察被采访人的神态表情和举止反应,捕捉到额外的信息和对某些敏感问题的倾向。但是如果被采访人身居高官要职或是深陷某一事件的漩涡之中,就很难有时间或者不方便接受记者的直面采访。这就需要记者在采访前期对被采访人进行大量综合性的研究,不能因为预约采访的种种困难而气馁,要具有锲而不舍的韧性。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当年想采访中国时任总理周恩来,虽然一直到周总理逝世这次采访都未能成行,但法拉奇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充分展现了她之所以被称为著名政治记者的广泛人脉资源和锲而不舍的韧性。她在某次访谈中回忆道:“早在罗马有中国大使馆之前,我就到伯尔尼(瑞士首都)去。中国外交官总是很客气,可是……(她摊开双手,耸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我就去找西哈努克。他说:‘没问题,我们是好朋友。’可是西哈努克一封一封长得不得了的电报给我拍到托斯坎尼来,却是毫无结果。我又去找布托(巴基斯坦前总统)。布托也说:‘我帮你办。’……可是他也没有帮上这个忙。后来‘文化革命’来了。呵。真是遗憾终身!”[22]

而记者一旦争取到了采访机会就一定要很好地把握,通过设计周密的采访计划和问题提纲尽可能达到甚至超越预先设定的采访目标,同时运用良好的沟通能力拉近与被采访人的距离。奥莉亚娜·法拉奇虽然未能采访到周恩来,但她通过各种努力终于在1980年对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成功的采访。当年8月21日法拉奇得到了采访邓小平的机会,由于第二天(8月22日)就是邓小平的生日,因此,“法拉奇一见到邓小平就说:‘明天是你的生日!’小平同志感到很奇怪,便问:‘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明天吗?’法拉奇接着又说:‘不错,邓小平先生,我是从你的传记中知道的。’可是邓小平却说:‘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吧!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就算明天是我的生日,你也不应该祝贺我啊!我已经76岁了,76岁是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并没有因为邓小平的‘不领情’而慌张,她说:‘邓小平先生,我父亲也是76岁,如果我对他说那是一个衰退的年龄,他会给我一巴掌呢!’听到这里,邓小平才笑着说:‘他做得对。你不会这样对你父亲说的,是吗?’两人的距离因此一下子拉近了许多,接下去的采访就变得顺利了。法拉奇后来在谈到这次采访的情况时说:‘我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在采访邓小平以前,我看了好几公斤的材料。’”[23]

2.见闻式采访

这种采访的重点在于记者深入新闻事件的现场或者周边地区,通过眼见耳闻捕捉新闻素材。“见闻式采访常用于对突发事件的采访,许多在标题中冠有‘目睹’或‘亲历’等字样的报道实际上都是见闻式报道。”[24]由于是记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新闻,所以传播效果较好、信服力较高。而记者在深入新闻现场的过程中,能否真正捕捉到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主要取决于记者是否具备善于观察和聆听的能力。由于亲历的现场多是灾区或者战区,因此记者还需要随时保持较高的安全意识,同时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能力,以便与现场的目击者或者当事方进行有效沟通,从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2013年1月,央视驻叙利亚记者王薇薇、章成竹和余宗晋三人深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南郊的达利亚前线进行现场报道(见图3.2),由于这里是进入大马士革市区的西南入口,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在此地的激烈交火已经持续了三四个月。央视记者一行人要想安全、顺利地完成采访,必须由冲突一方带领。由于王薇薇等人在达利亚先遇到了政府军,因此便跟随他们进入了战区。记者们头顶钢盔、身穿标有“PRESS”的防弹衣,采访过程中周围还不时传来炸弹和枪击声。王薇薇通过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与前线指挥官的交流中了解到:政府军基本配备俄制武器,反对派则主要使用美制武器;由于达利亚的战斗以巷战为主,这里最大的威胁来自埋藏在街头巷尾的狙击手,因此不论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他们往返前线都是在楼房的墙上打洞以便“穿墙而过”,尽量避免暴露在街巷之中。

图3.2 央视“亲历大马士革”报道之一

另外,在与政府军的交谈中记者还获悉,就在他们前往达利亚的前一天,一名俄罗斯记者就在此地被狙击手击伤,当地东尼亚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在大马士革东部战区附近被狙击手打死。摄影记者也通过镜头展现了当地因战火造成的满目疮痍,而一直避免在镜头中出现的政府军士兵也因为记者的善意慢慢卸下了防备,希望能通过央视的镜头向自己的家人报平安,并表达了为国效力和思念家人的心情(参见图3.3)。

图3.3 央视“亲历大马士革”报道之二(www.xing528.com)

央视记者的这次见闻式采访可谓是最受关注的高质量前线报道,因而被央视的多档节目采用。而24岁的前线记者王薇薇用流利的阿拉伯语采访到了战斗中的权威人士,报道过程中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和前线的紧张氛围也没有令她退缩,这次报道使其赢得了“战地蔷薇”的美誉。[25]

3.体验式采访

区别于见闻式采访,体验式采访需要记者深入到被采访对象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切身体验进行新闻报道,如此生产的新闻作品现场感极强,使受众有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对于记者来说,除了新闻嗅觉和语言能力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保持作为记者的客观视角,不能因为与采访对象的近距离接触而受到对方的影响,使报道掺杂不应有的感情色彩。

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国防部主动邀请各国记者“嵌入”到美军的作战部队中,期望通过这种方式使记者们在报道战争的时候产生对美军的倾向性,而这种做法也确实收到了成效。“路透社记者承认,在‘嵌入’式采访中,新闻记者的客观性并非没有动摇,由于太接近美军士兵,不少随军记者内心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的报道也逐渐出现有利于美军的倾向。……有的随军记者发现,他们在报道中已经开始称伊拉克军队为‘敌军’,甚至不自觉地避免公布伤害过伊拉克平民的美军士兵的姓名。”[26]

与此同时,由于记者深入到了被采访人的工作和生活中,这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记者对事物的判断,甚至与被采访人在逻辑上产生趋同倾向,使记者忽视了对整个事件的全局考量。因此,记者在进行体验式采访的时候,需要时刻提醒自己旁观者的角色,并不时地跳脱出现有环境,从整体上把握采访,全面而客观地获取新闻素材。

4.书面采访、电话采访和网上采访

这三种采访方式都是直面采访的有效补充,由于记者和被采访人不能面对面交流,无法形成最为有效的互动,这就要求记者在设计问题的时候更加精确而具体。

书面采访最考验记者的文字表达能力,俗话说“文如其人”,理想的书面采访不仅要让被采访人准确地理解记者想要问询的问题,还要向对方传递记者的善意和诚意,以便日后的进一步沟通。一般情况下,记者不可能直接将采访稿递交给被采访人本人,更多的时候是以邮件、传真的形式,或者拜托对方的秘书或相关的工作人员代为转交,对方能否顺利收到采访稿并予以积极配合,更为考验记者与人接洽和沟通协调的能力。

电话采访因为成本低、效率高,是最为常见的一种采访方式。为了能顺利找到被采访人的电话号码,记者首先应该常备一本驻在地的黄页。黄页是国际通行的按照一个城市不同的部门机构性质编排的电话号码簿,黄页不仅提供电话号码,还包含部门名称、具体地址等信息,是当地最全的信息总汇。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专家和学者等权威人士的私人电话需要记者在平时的人际交往中不断积累获得。记者与对方的电话采访,考验着记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灵活应变能力,记者应确保自己所提出的问题清晰明确、条理清楚,有条件的话尽量录音,以备通话结束后的分析整理。

网络采访可通过电子邮件、各种网络即时通信和社交工具(如Skype、Facebook和Twitter等)进行。电子邮件类似于书面采访方式,但比后者更为便捷和快速。如果采访对象或者可能的消息来源有某种社交网络账号并表现活跃,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与其接触并直接进行网络采访的途径。记者应该经常关注对方的社交网络,并对其发布的信息和言论保持敏感,以便更为深入地了解对方,有可能的话要加强与对方在网络上的互动,从而建立“半熟人”的网络关系,这样到进行网络采访的时候也就自然会容易许多。

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应用(App)的迅猛发展,在不断提升手机用户使用体验的同时,也极大地方便了记者的新闻采写。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中心于2014年12月推出了“GoStream”计划,允许记者通过一个叫“LiveU”的手机App直播他们用智能手机拍摄的现场录像。其目的是让记者在没有制作团队或者专业直播设备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在第一时间对突发事件进行现场直播。正如ABC新闻部产品副总裁道格·万斯(Doug Vance)所言:“我们的记者可以随时随地接触到不同的人或者到达不同的地方,但却不可能24小时随身携带一个完整的摄制组。”ABC记者在现场报道斯塔恩岛地区抗议活动(见图3.4)和菲律宾Hagupit台风时,GoStream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27]

图3.4 ABC记者用LiveU手机应用现场直播斯塔恩岛地区抗议活动

同时,自拍杆作为时下最风靡的手机拍摄辅助工具,因其能在一定长度内自由伸缩并通过蓝牙遥控智能手机拍摄,从而成了多角度自拍的“神器”,而“智能手机+自拍杆”的组合,也已经成为记者们单兵作战的“标配”。正如下面的组图3.5,左边这张女记者一手握话筒、一手举着手机直播新闻的著名照片一度“刷爆”了朋友圈,引发了大家对记者单兵作战能力大幅提升的热议。右边这张是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一名国内记者用自拍杆播报会议情况,引来国际同行的关注,而这次两会简直可以称为自拍杆的专场展示。

图3.5 记者们纷纷用起自拍杆

但是“好景不长”,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全国两会自2016年起禁止代表委员和媒体记者携带自拍杆参加会议及进行媒体报道。不过这并没有抑制住记者们使用新技术提升报道质量的热情,随着VR技术和AR技术的不断发展,采用全景拍摄并给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越发成为媒体报道“吸睛”的重要手段。2017年的全国两会就出现了名为“钢铁侠”的多信道直播云平台,它能够支持16个平台直播拍摄,整个设备重达30斤。记者通过这个“钢铁侠”的云控制台、云服务、云存储及流媒体服务系统,可以一键同时实现PC端、微信H5端、App跨平台的新闻直播与发布。当然,想实现顺利的操作也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记者具备快速组装和调试等技能,而且在新闻直播的时候还需要就画面等报道质量与后方编辑进行沟通与配合,有的记者还自带VR头盔现场检验播出效果(见图3.6)。

图3.6 “钢铁侠”等新技术入列新闻报道[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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