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源是新闻记者工作实践的根本所在，记者要对消息来源具有敏锐的嗅觉，明辨出在什么时候、在哪里有可能挖掘到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国家在重要节日、纪念日往往都会有重要活动和发言，甚至会发生敏感事件。有些人物经常受到媒体关注，有些地点经常发生新闻事件，有些机构经常向外披露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人、地点和机构正是记者应该长期聚焦的重点。按照来源的不同，消息源可以分为官方和公共信息、第三方的调查研究以及人物采访等。官方和公共信息包括官方网站、工作报告或公告、新闻发布会、媒体的相关报道及出版物、社交媒体信息（如论坛、微博等）等；第三方的调查研究包括一些具有政府智库性质的调研机构、行业协会、咨询公司和维权组织的调研报告等；人物采访包括对权威人士、新闻事件的关键人士、利益攸关方或是“深喉”的各种采访等。除了向记者提供新闻线索之外，这些消息源还可以帮助验证记者所掌握的消息的真伪和准确程度，从而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有些信息来源是主动接近新闻工作者的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希望其观点或信息获得新闻准入（news access），而其他一些信息来源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就是信息来源。”[6]记者需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剥离出具有（潜在）新闻价值的信息和线索。
新闻按照报道的内容划分，可以分为政治新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社会新闻和文化新闻等。国内记者也大都据此分为时政记者、财经记者、军事记者，等等。但是出于成本考虑，媒体派驻海外的记者人数不能和国内的记者人数相提并论，往往一两个记者就要负责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地区的新闻采写任务。这就要求驻外记者必须是全能型记者，可以报道不同品种的新闻，挖掘不同渠道的消息来源。
如报道当地的政治新闻，目标消息源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新闻网和官员，议会会议和议员，不同政治党派的总部和政党会议，以及官方的新闻发布会和新闻发言人等。报道经济新闻的消息源应该来自该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局），金融监管部门，重要金融机构及其年度报表，专业团体、行业协会和工会等。军事新闻由于其特殊的敏感性和机密性，消息渠道比较狭窄，大都来自该国的国防部和部队总部的信息发布，以及军校和军事研究机构的期刊文献，当然军事专家和军迷的个人社交媒体是非常值得跟踪的。而社会新闻可选的消息来源相对较多，一些职能部门如法院、检察院、警察局、消防局、医院、邮局、交通运输部门和卫生部门等，都是社会事件的权威信息来源，而某一事件的目击者、亲历者或者当事人的代理律师，更是新闻采访的重要对象。如果有些国家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或者有明确的国教，抑或是宗教生活在国家中非常重要，那么在采访文化新闻甚至政治新闻时，各种宗教组织以及宗教场所，如基督教教堂、清真寺、犹太教教堂和佛教寺庙等，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新闻价值，值得重点关注。另外，国立图书馆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料库，知名大学聚集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种具有政府智库性质的研究机构更是掌握着丰富的信息资源，对国际事件的解读相当权威精准，这些更是驻外记者获取驻在国信息的重要渠道和来源。
消息源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驻在国国内的媒体。驻外记者的视域和消息源渠道比较有限，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资源做到对时事动态的全面掌握绝无可能。同时，由于驻外记者毕竟是外国人，他们对于当地的了解和观察还是比不过当地媒体人。比如在我国每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都会举行总理的记者招待会，而在记者会上外国记者总是围绕那么几个热点或是与本国相关的大面上的问题进行发问，真正能提出有深度、有水平的问题的记者，往往都是本土记者。因此在获取信息渠道有限、对当地了解也有限的情况下，驻外记者应格外关注当地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要从当地的广播、报纸、电视、网络这些不同的媒介中分别选取几个有权威、有水平的媒体和栏目进行实时跟踪，以便及时获得新闻线索。
当然，总部的编辑们向驻外记者提供的新闻策划和新闻线索也是驻外记者的重要消息源。俗话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驻外记者身处驻在国内，有时更加专注于具体事件，而忽视了全局的走势。相比较而言，总部编辑更能从国际大背景出发，俯瞰当地具体的事件动态，用部门的集体智慧进行报道策划，并向驻外记者提供他们可能无法掌握的消息资源，而这些都是驻外记者的重要参考，为记者提供了报道方向。
2014年的“马航MH370事件”，集中展现了面对突发事件哪里会有消息来源这一问题。2014年3月8日早上，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对外公布，当天凌晨由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搭载着227名乘客（其中中国大陆153人，中国台湾1人）和12名机组人员的MH370航班失联。随即，全世界的目光全都聚焦于此，各国媒体均投入了空前的报道力量对该事件展开新闻报道，媒体间的竞争几近白热化。事件发生后，各国新闻媒体均在原有驻外记者的基础上增派了大批记者前往增援，但在新闻竞争的一开始，英美国家的媒体优势便马上凸显了出来，几乎包揽了绝大部分重要新闻的独家发布。
以CNN为例，在对客机失联事件的新闻价值做出判断之后，CNN立即组织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专题报道团队，从香港和韩国等地选派记者，分赴可能发现新闻的各个角落，仅对报道署名进行简单的统计就可以发现，CNN至少有10余名记者工作在飞机失联事件调查和搜索的最前线。特别是CNN的记者们绝大部分都是有着数年甚至长达数十年的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储备了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掌握了多元的消息渠道，从而方便他们从各国政府、各个机构和各相关人事方面挖掘信息。由于MH370失联事件中马方消息的不透明，媒体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探究真相，英美媒体还着重在消息源的拓展和深度开发方面下足了功夫，在对已掌握事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调查，不断挖掘事件背后的信息。如路透社从军方获取到了相关的雷达数据，《华尔街日报》采访到了飞机的发动机制造商，CNN采访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线人、国际海事卫星组织的专家甚至失联客机机长的朋友，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航空咨询顾问则分析出了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前曾做出过“技术躲避动作”，甚至有英国媒体采访到了基地组织的成员。正是对消息源进行的深度开发，而不是守在发布会现场或盯着电脑，英美媒体才能够捕获到独家的消息和第一手资料，不断发掘新闻线索，进而领跑了这场激烈的“新闻大战”。
与此同时，后方编辑部的运筹帷幄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每一位前方记者掌握的线索、能够采访到的相关人士、报道的视角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后方的编辑部进行资源整合，对消息来源进行交叉核实，从而确保报道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并为前方记者的后续工作提供线索和报道方向，提高团队的整体报道水平与效率。例如，CNN位于亚特兰大的“总指挥部”，将所有参与该事件报道的记者拉近了一个巨大的邮件群组，即时共享从前方发回的报道以及最新挖掘的事实、资料和数据等，编辑部还发挥时差优势，综合身处世界各地记者发回的稿件，真正打通了国内外不同领域的消息源，从而打造了全面、即时、优质的新闻产品。又如，《纽约时报》编辑部充分利用了其与美国官方的密切关系，第一时间获取到了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机构的情报分析、数据资料，并迅速提供给前方记者，从而帮助其“倒逼”马方披露更多事件信息。再如，《华尔街日报》请到了专业技术人员并分析出飞机改变航线有可能是因为飞行管理系统被人为写入了新的数据，等等。相比依靠前方记者的单打独斗、各自为战，英美媒体“大编辑部”的成熟运作，显示了当代新闻生产的变化升级。[7](www.xing528.com)
正如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奥古斯特·罗丹所言：“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记者正是媒体发现新闻的眼睛，虽然大多数新闻事件的发生不可预测，但是机会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记者应该时刻保持对新闻的敏感嗅觉，从看似平淡无奇的事件中、从浩如烟海的信息里剥离出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就像有技巧的木匠能够从一堆木料中挑选出来质量最好的木材一样，一个记者应该善于区别有新闻意义的事件和新闻意义很小或根本没有新闻意义的那些事。因为这些有新闻意义的事件就是记者借以工作的原材料。这种挑选工作需要人们有时称为‘第六天性’的‘新闻嗅觉’。”[8]虽然这种新闻敏感被视为一种天性，但对于记者来说，这种敏感的嗅觉可以通过报道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后天习得。当然，评价一个事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也存在着一些考量标准，包括真实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和趣味性等。然而，在这些标准中，除了真实性和时新性这两个不变要素外，其他四个标准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这就要求记者对驻在国有较深刻的了解，知道哪些事情虽然看似新奇，但在当地其实已经司空见惯，或者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但一旦深挖溯源，里面却可能隐藏着一个大新闻。
例如，《约克郡晚邮报》的记者彼得·拉赞比（Peter Lazenby）就在休息的时候发现了一则“大”新闻。“有一个周末，他在当地某家超市购物时，在社区布告板上看到一张卡片。卡片是向能够找回一只丢失的鹦鹉的人提供几百英镑的悬赏启事。他认为，如果一只鹦鹉会值这么多钱，那么，这个悬赏启事一定是‘鹦鹉的一个地狱’。他拨通了卡片上的电话号码，结果发现它确实是一只品种珍贵的鹦鹉。然而，鹦鹉并没有丢失。它已经被一个国际走私辛迪加的成员偷走了，他们劫掠珍惜的鸟类品种，并在一架私人飞机中向有钱的鸟类收藏者发放订单，并且交送鸟类。”[9]正是因为彼得·拉赞比的细心观察，从稀松平常的失物招领启事中捕捉到了反常现象并就此跟进调查，这才一步步挖掘出了一个国际走私辛迪加，从而成功地报道了一则兼具趣味性和显著性的国际新闻。
又如，《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路过一所学校时听到校内的喧闹，出于对新闻的敏感，他迅速进入学校一探究竟，结果正好目击了一群白人学生正在殴打一名黑人学生。虽然学生在学校里打架并不能算作什么大新闻，“但这名记者却通过发散思维，快速作出判断：这绝非普通的打架事件。特别是看到校长、教务主任、教师明显偏袒白人学生，而不问青红皂白指责黑人学生，让黑人学生向白人学生道歉时，记者的思维敏锐地意识到：这是美国长期奉行的种族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它反映了美国所谓的‘民主、平等、自由’的虚伪性。因而，他拿起了学校门房的电话向报社口述了一篇目击新闻”[10]。
再如，2011年5月1日，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前参谋长凯斯·厄本（Keith Urbahn）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披露了拉登被击毙的消息，他在Twitter上说道：“一位有声望的人士刚刚告诉我说，他们干掉了奥萨马·本·拉登。这真是太棒了。”（如图3.1所示）
图3.1 Twitter首报拉登之死
虽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Twitter上发布过类似消息，但由于网络消息真假难辨、来源不清，大多数人都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但是凯斯·厄本的政治背景决定了他所发表言论的权威性，因此这则微博受到了极高的关注，评论、转发量都相当惊人。在凯斯·厄本发布了这则微博之后，白宫公关主任丹·普费弗（Dan Pheiffer）于当天晚上9点45分，同样是在Twitter上透露，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晚上10点30分发表全国讲话。[11]果不其然，奥巴马于当晚的全国电视讲话正是宣布的拉登已死！由此可见，虽然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浩如烟海又真假难辨，但如果记者长期关注这些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士的言论和出行安排，总能从中发现一些政治动向，为有可能发生的新闻事件做好采编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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