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日益安定，经济生活有了新的转机，我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钢琴音乐文化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和发展。在钢琴音乐创作方面，是国内钢琴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无论是钢琴新作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时期的人们对国充满了幸福自豪之感，音乐创作者们更是豪情激荡，用浓浓的真情实意讴歌了对新中国及新生活的喜悦。据统计，新中国初期的十七年间公开出版的各类钢琴曲约有360多首，适于演出使用的大约235首以上。[29]超过了过去数十年的总量，而且质量上有了新的提高，有不少作品至今仍常演常新。
这一时期的广大作曲家和钢琴家纷纷探索如何用钢琴这一逐渐普及的西洋乐器来表现中国音乐的风格与特点，钢琴艺术在此时得到了发展的良机，产生出一大批由传统器乐曲改编而成的钢琴曲。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陈培勋的《卖杂货》、《思春》、《双飞蝴蝶》、《旱天雷》；丁善德的《新疆舞曲第一号》、《新疆舞曲第二号》、《快乐的节日》组曲，瞿维的《主题与变奏曲》、《洪湖赤卫队幻想曲》；桑桐的《内蒙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七首》、《春风竹笛》；朱践耳的《序曲第二号——流水》；汪立三的《兰花花》；江静的《红头绳》；殷承宗的《快乐的啰嗦》、《秧歌舞》；廖胜京的《火把节之夜》；黄虎威的《巴蜀之画》；储望华的《解放区的天》、《翻身的日子》等，不一一赘述。
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的作曲比赛中，中国参赛的钢琴作品——桑桐的《内蒙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七首》和蒋祖馨的《庙会组曲》，均获得三等奖（铜质奖章），这些作品成了中国钢琴家们的保留节目和钢琴作曲课中的规范性教材。[30]
这些钢琴作品主要取材于中国传统器乐曲，创作中运用欧洲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写作技法，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相比早期的钢琴作品，它们更具艺术性。同时，钢琴改编技法也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较大的进步，能够直观地表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所特有的神韵，原器乐曲的主题、结构等基本音乐元素也在钢琴改编曲中得到了继承。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乐曲钢琴改编的快速发展时期。[31](www.xing528.com)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
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钢琴被作为“封、资、修”当做废品或充公，钢琴文化几乎被无情封杀，使正在大步前进的中国钢琴事业同国际先进水平拉开了距离。但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却产生了特殊的钢琴作品，如殷承宗的钢琴伴唱京剧《红灯记》、殷承宗和刘庄、储望华、盛礼洪、石叔诚、许斐星等人于1969年12月又集体完成了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改编，并由殷承宗担任独奏，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于1970年5月首演于北京。钢琴协奏曲不仅保留了原《黄河大合唱》的艺术内容，而且运用钢琴技巧和协奏曲的手法，使原来的内容得以充分展开，在音响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中国钢琴艺术创作中的一次重要实践。[32]
由于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被推上当时的音乐舞台，“文革”后期，“钢琴改编曲”这种形式在一定条件下被允许生存下来，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曲创作的唯一形式，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钢琴改编曲。较著名的改编曲主要有以古典传统民族器乐曲改编成的钢琴独奏曲：《夕阳箫鼓》（黎英海）、《二泉映月》（储望华）、《平湖秋月》（陈培勋）、《十面埋伏》（殷承宗）、《梅花三弄》和《百鸟朝凤》（王建中）等；以民歌或创作歌曲的旋律为素材改编的钢琴曲：《陕北民歌钢琴独奏曲四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绣金匾”、“军民大生产”、“翻身道情”）和《浏阳河》（王建中）、《序曲和舞曲》（黄安伦）、《松花江上》（崔世光）、《红星闪闪放光彩》和《南海小哨兵》（储望华）、《陕北民歌主题变奏曲》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周广仁）、《北风吹》（殷承宗）、杜鸣心1975年的《红色娘子军》等等。
这些钢琴改编曲在创作思想上植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钢琴音乐，音乐创作者们除了着眼于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及对和声民族化的探索，更集中精力于器乐演奏手法的探索和借鉴运用。作为中国传统器乐曲在钢琴上的诊释，这类钢琴改编曲当然表现出鲜活的民族风格；既表达了对民族乐器表现手法的移植，又充满丰富灵活的钢琴语言；作品的意境化十分突出，确实体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式的中国传统美学理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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