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钢琴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传播

（一）现代钢琴的引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大门，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重大冲击，不得不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在东南沿海直至天津以及长江中下游的许多口岸被迫开放通商，大批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们，纷纷涌入中国。由此，那些居住在各大商埠租界区的外国人家庭和一些教堂，带来了现代钢琴。当时一些外国使者来华时，也常以钢琴等乐器作为礼物送给清朝宫廷。据记载，慈禧晚年，宫内有“批雅拿”（当时钢琴之译名）数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弹过的一架三角钢琴，北京故宫内曾于1990年公开展出过）。继之不久，在上海、广州、宁波等商埠，还先后出现了销售钢琴、风琴、提琴等西洋乐器的琴行，向外国侨民、教堂和中国人零售乐器最早的琴行是1850年英国商人茂得利（或译为谋得利）先生在上海开办的“茂得利”（MOUTRIE）琴行。该琴行是我国钢琴制造工业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销售、组装和维修为一体的钢琴厂，为中国的钢琴制造工业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也是上海钢琴厂的前身。还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有位英国商界大亨，根据那时欧洲钢琴的普及率和他的推销经验来计算：“只要每十户中国人平均能买一台钢琴，那么，人口众多的中国，必将是个十分巨大的钢琴销售市场。”于是他不远万里，充满信心地带领装满大批钢琴的船队前来。谁知运抵中国沿海口岸后，竟无一人问津和购买，而最终积压于仓库里成了废品。我们虽无法考证这一传说的真伪，但这个故事在客观上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绝无可能产生像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钢琴普及市场。^[6]

（二）教会对中国早期钢琴传播的作用

清朝末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手段的宗教宣传活动取得了合法地位而更为频繁。在澳门、上海、宁波、广州、天津、杭州等城市里都开设了教堂，教会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吸引了不少中国人，其中多数为旁观凑热闹，但也有初始信奉洋教的中国善男信女们。曾经从中世纪就主宰西方音乐发展的基督教会，利用传教士在教堂用钢琴来伴唱“圣诗”，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音乐天地。同时，许多教会在当地还办起了教会学校，有些教会学校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如上海的“清心女塾”、“中西女塾”、“圣玛丽亚”女校，浙江湖州的“湖郡女塾”，苏州的“景海女校”，以及北京的贝满、育英、汇文等中学的前身，均设有以钢琴为主的琴科。^[7]由此，使不少中国学生有了学弹钢琴的机会。

尽管如此，钢琴在教会及其教会学校仍属于小众的传播，特别是当时的社会上层名流家庭较多。由于他们崇尚西方文化，开始信奉基督教并学习西方音乐与钢琴。据记载，当时“四大家族”的宋氏家中有一台钢琴，宋庆龄的母亲倪桂珍不仅会识谱，还谈得一手好钢琴。宋庆龄常在晚上“凝视着妈妈——一个典型的基督教信女弹奏钢琴，静听爸爸伴随琴声高亢地唱起美国南方民歌。”^[8]普通家庭则很少有人能买得起钢琴或者有学习钢琴的机会。钢琴较为广泛地被中国人所接受，并为后来的钢琴专业教学之发展提供基础的，则得力于学堂乐歌的兴起，钢琴成为学堂乐歌中的伴奏乐器，才使得钢琴开始进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三）新式学堂对钢琴传播的影响(www.xing528.com)

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迅速高涨，主张学习欧美科学文化，要求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呼声日高，文化界出现了介绍欧美科学文化、创办新学堂、出版报刊和组织各种文化社团等一片新气象。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熏陶，清朝政府选派了大量人员去欧美、日本学习。这些留学人员归国后办起了新式学堂，影响到中国音乐教育的重大事件就是在这些新式学堂中“学堂乐歌”的开展和钢琴的引入。

在新式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随之，西洋歌曲的演唱形式、五线谱、简谐乐理、记谱法以及钢琴、风琴、提琴等乐器，陆续由学堂而逐渐扩展到社会，促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音乐文化重要的开端。从日本、欧洲输入的簧风琴和钢琴，自然地成了学堂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工具，人们通过它们学习视唱、训练听觉、构思音乐、伴奏歌唱和学习各种音乐文献。这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中，著名的有沈心工（1870-1947）、李叔同（1880-1942）以及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等人。他们都是留学日本回国任教于师范学校或普通学校的音乐教师，他们造就了很多中小学艺术教员，使西洋音乐逐渐开始在中国有了实际的影响。他们不仅带回了日本的各种音乐教科书，而且分别编著了中国早期的乐理、和声、视唱、唱歌及各种乐器的教科书。他们带回国内的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拜厄与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哈农练指法》和《小奏鸣曲集》，成为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长期使用的主要教本，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

当时“学堂乐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叔同先生对早期中国钢琴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与邵力子、黄炎培、谢无量等被公认为是蔡元培的高足之一。1905年秋，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学习西欧油画，同时在音乐学校兼学钢琴，使他成为早期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是作词、作曲的大家，也是国内最早从事乐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深远影响的人。他在国内最早从事钢琴的教学推广，先在上海城东女中，后到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教授音乐、美术，在音乐课中，学弹钢琴的学生占较大比重。他在钢琴教学中非常严格又特别亲善，深受学生喜欢。从1912年至1918年的7年间，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勤执教，不仅把钢琴演奏技艺传授给学生，而且从思想和人格精神上影响他的学生们，许多学生受他的影响，走上了终生从事文学艺术的道路。他的嫡传弟子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是在其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文化精英。他的再传弟子后来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发展同样做出重大贡献，如缪天瑞、王云阶、钱仁康、谭抒真、江定仙、喻宜喧、唐学咏、孙继南等等。

总之，开始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最初20年达到鼎盛的学堂乐歌，“发出了本世纪中国专业音乐这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9]对中国新音乐的发端、对于西方钢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