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音色审美心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着崇尚自然、重视人声的传统与偏向,以“贵人声”、近自然为最高旨趣。这种音色审美观念早在先秦时便初见端倪,在我国历代文献中都有相关表述。《礼记·郊特牲》记载:“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东晋陶潜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记载了晋人桓温问孟嘉(陶潜外祖父)的一段对话:“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君嗜之?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渐近自然。”这是最早提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这一著名音乐美学命题并做出进一步具体解释的记载,“贵人声”的原因在于“渐近自然”;唐宋以降,唐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亦云:“歌者,乐之声也。故丝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诸乐之上。”白居易在咏乐诗《杨柳枝二十韵》中“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也明确表达了对“竹不如肉”的认同。《宋史·乐志》中的多处记载也反映出这种观念,诸如“登歌下管,贵人声也”、“堂上之乐,以人声为贵,歌钟居左,歌磬居右”等等。[28]
中国音乐审美中对声乐的重视还可以从声乐与器乐的关系上得到印证:纵观中国音乐史各时期的主要音乐形式,如先秦《诗经》、《楚辞》、《成相篇》,汉代相和歌、唐代变文、宋代诸宫调、元杂剧、散曲,明清戏曲、说唱等等,几乎都是以声乐为主。即使有一些纯器乐形式,也往往是从声乐形式中发展而来的。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声乐不但是器乐的先导,而且是器乐发展的基础与源泉。在传统音乐作品中,有着大量的直接或间接以声乐曲调为素材并模仿人声的器乐作品。在近代的音乐创作中,声乐与器乐相比仍占有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歌曲的发展史。虽然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说法,但它至少也可从某种角度说明声乐在中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继续不同程度地采用声乐旋律为素材进行器乐曲的创作,不仅在民乐作品,而且在为西洋乐器创作的中国乐曲中也数量极众、比例颇高,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器乐作品中,完全不受声乐旋律影响的乐曲非常罕见。[29]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观念不仅反映了在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中人声高于器乐,且对于乐器本身也常常以离人声的远近来衡量其品位的高低,乐器的发音也是以尽量模拟人声韵味为追求。中国乐器中的琴、瑟、筝、箫、笛、管,乃至二胡、板胡、坠胡等最常用的乐器,都是以接近“人”声为贵;中国乐器演奏中的最高旨趣,也在于如何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以加强乐器的表现力与感染力;甚至乐器自身的发展似乎也是受着“近人声”这一意识支配的,“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既是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一种乐器发展的动力。汉晋时期,吹管音乐之所以成为乐队的主要成员,主要原因是认为“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人声既是最美好的音色,吹管乐器能发出连音,当然比发出“颗粒性”音响的弹拨乐器更美,所以吹管乐器比弹拨乐器更受到人们的青睐。到了宋代,有了拉弦乐器,又有人发出了“谁道丝声不如竹”的诘问,觉得拉弦乐器比吹管乐器更接近人声也就更美且更容易与人声配合,所以大多数的说唱品种和戏剧品种都用拉弦乐器作为主要伴奏乐器。[30]事实正是如此,拉弦乐器确实比吹管乐器更具人声韵味。不用说,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人的说话声、哭笑声、动物吼叫声的特殊的地方乐器坠胡(它的模拟人声的效果几可乱真),就拿使用最普遍、最有代表性的拉弦乐器二胡来说,也是极富人声韵味,特别是当它与西洋小提琴相比较时,这一点尤为突出。[31](www.xing528.com)
“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在中国稳定贯穿了几千年的一个美学范畴,刘承华先生认为其内在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以感性、以生命为本体的,十分重视人的肉体,尽力捕捉人的内在感受与体验。认为只有确实是自己真实的嗓音,才能更完满、真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有“近人声”、“近自然”本真的音色,才能唤起一种直接的感受,才能一下子使你进入一种生命状态,才能使音乐具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效果。[32]黄汉华也进一步作了解释,因为中国人认为只有“肉”(人声)才能作为人自身的天然乐器,离人的内心情感最近,是人的内心情感外化的直接媒介,所以,它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时显得最直接、最自然。作为人造乐器的“丝”与“竹”相对于“肉”是远离自然、远离人的生命与内心情感的。所以,在表达内心情感上,远没有人声这种天然乐器来得直接、真切。但“竹”和“丝”虽同为人造乐器,又由于管乐器是用人的“生命之气”吹奏的,弹拨乐器是用人的手弹奏的,“气”比“手”更接近于人的内在生命本体,所以,在表达人的内心情感上,“竹”比“丝”显得更直接、更自然。[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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