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这种刚性的时与节奏空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就提出了“万物皆数”、“数的原则是一切事物的原则”、“整个天体就是一种和谐和一种数”、“美是和谐与比例”等等理论。这些对后来西方艺术（音乐、建筑、雕刻、绘画等）都产生了影响。[18]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包括中世纪初期的格列高利圣咏等，西方音乐的节奏节拍与中国同样显得散漫拖沓，具有即兴而无明显节拍的特征。到了11、12世纪，为了基督教教堂合唱的实用需要，西方音乐根据诗歌语言的韵律特征发展出了一套节奏模式，为刚性节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11世纪初，随着多声部的发展和记谱法（线谱）的改进使用，音的相对高度也可以记写，但节奏记谱尚不明确。复调的发展需要各声部节奏上的协调，因此促进着节奏记谱的发展。在较成熟的节奏体系产生之前，很长时间中音乐的节奏和歌词语言密不可分，语言的韵律常常影响着音乐的节奏。西方人历来就有讲求逻辑、注重规范的文化传统，因而西方音乐渐渐从语言中抽象出各种节奏模式。大约11、12世纪左右，音乐中发展出来一套节奏模式，这些节奏模式的节奏类型与诗歌韵律音步的节奏特征一致，有长、短两种类型，由这两种基本类型可以变化出六种节奏模式，并最终促成了西方音乐刚性节奏特征的形成：
第一模式
第二模式
第三模式
第四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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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模式
第六模式
这些节奏模式也往往和一定的情感相联系，如抑扬格表现了积极性，伸展性；扬抑格在激动抒情旋律或是不安的展开中起了很大作用；扬抑格的节奏以肯定开始转减弱为趋势，往往表现为延留音、倚音，适应表现叹息、转折、疑问，等等。希腊诗剧中进行奠酒礼仪时所用的言辞往往以两个接连的长音开始，谓之扬扬格，具有轩昂的气派；出现在斯巴达进行曲中两短一长的节奏模式，谓抑扬格，具有严肃、庄重的情绪；自然语言中常见的一短一长结构，则谓抑扬格，广泛运用于戏剧对话、寓言等。这些节奏模式在稳定的平衡的秩序要求下构成长音或强音的循环。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游吟诗人创作的歌曲并纳为几种节奏模式，这些模式转化为音乐中的节奏思维。[19]欧洲音乐的节拍重音与西方诗歌节奏的音步紧密相关，欧洲音乐中的三种动机类型“抑扬格”、“扬抑格”、“抑扬抑扬格”就是借用欧洲诗歌中韵脚结构的名称来称呼。[20]
13世纪德国音乐家弗朗科发明了“有量记谱法”。这种体系中，有三种重要的节奏符号即长拍、短拍和次短拍，彼此间的关系依照节奏模式的比例，即一个长拍等于三个短拍构成，一个短拍由三个次短拍构成，这种三分法被称为完整拍划分。为了记录更多样的节奏，弗朗科记谱体系中还包括作为变体的不完整拍划分。在不完整拍与拍之间为二分比例关系。14世纪的法国和意大利音乐被称为西方“新艺术”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众多理论文献中，有关节奏的记谱法占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以致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好像新艺术的“新”都是有关节奏的记谱原则方面的。事实上，记谱法的确与音乐创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晚期中世纪音乐创新的核心问题是节奏问题，而记谱法反映了这一问题。[21]由于弗朗科记谱法的一个短拍实际所能容纳的更小节拍单位不能超出三个，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随着新的表现风格需要，其记谱体系已不能适应音乐的发展，节奏时值的不断细分要求出现新的更小的节奏时值。大约1320年，法国新艺术音乐家穆利斯和维特利相继提出新的节奏记谱原则，增加了更小的音符时值，并且不再依据三分原则，二分的节奏划分逐渐占据主导。随后又经历几个世纪的不断发展，直到16世纪五线谱才得以定型，18世纪才最后完成，成为今天的形式，随后的几百年人们仍然在不断完善它，使其成为目前世界上通用的、影响面最广的记谱法，音乐的节奏单位划分为全音符、二分音符、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三十二分音符甚至六十四分音符等，将音乐中的拍与拍、音与音之间的时值长度分割得十分精确，“刚性”节奏特点已经根深蒂固。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西方音乐艺术从传统乐派的巴洛克乐派、古典乐派、浪漫乐派、民族乐派，到现代乐派的印象主义、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严守着刚性时空模式的法则和规律，直到19世纪末以先锋派为前沿的西方后现代音乐的出现以及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具体音乐、直觉音乐、即兴音乐、偶然音乐等才开始打破了音乐刚性时空行为模式的桎梏，带来了新的音乐观念和音乐时空观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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