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中的节奏特征与中国相反，几乎全是“功能性均分律动”，体现出“刚性”的特征。在这个节奏体系中，几乎完全不用散板，强弱拍的交替较有规则而且均匀，强弱的幅度变化也十分明显，而且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体现出数学定量的特点：每小节中第一拍为强拍，其他各拍则为弱拍。这样的规律在西方音乐的节奏体系中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是某种类型的拍子，它的强弱拍的安排就永远这个样。所以，西方音乐的节奏感特别强，因为它是强弱拍的极有规则的重复更替。[15]强弱分明、律动均衡是西方音乐在节拍节奏方面的最基本规律，这种刚性体现在音乐时间要素的方方面面。从西方音乐的记谱法（五线谱）所采用的等比数列的抽象时值，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西方音乐节奏的这种“刚性”。在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节拍点都是按照严密数学定量构成的时间关系。在多声与复调的进行中就是依据每一个拍点形成各声部纵与横之间的刚性数量关系。
西方音乐节奏的这种刚性“脉动”，在早期的文化生活中是通过“方整”的舞曲、谣唱等韵律体现的。进入机械生产的时代后，这种“脉动”更进一步地得到发展，不仅是强拍必须占据每一节拍单元的第一拍，而且在每一基本时值拍中也有强位弱位之分。这就构成又一层次上的、较为快速的脉动。而且为了体现节拍的均匀流动，通常情况下，除非由强拍开始占有整个小节的长音，否则每个拍子必须通过音符体现出来。在多声部音乐中，倘若某一声部的节奏有了切分的组合，另一声部必须根据均衡的原则构成互补。在18世纪以来的西方音乐中，律动的均衡与和声的进行，构成音乐织体的两大命脉，一段音乐甚至可以没有旋律，但决不能没有和声进行和节拍“脉动”。在那些和声缓慢进行的片段中，节拍脉动是必须出现的。[16](www.xing528.com)
管建华先生曾做过一些具体的统计比较，从中就可看出中西方音乐节奏刚性与弹性的差别：“在西方音乐作曲典范的圣经‘旧约’与‘新约’（即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和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中的速率，特别是巴赫的十二平均律（48首前奏与赋格），除第1册第2首前奏曲中有两次Presto（急板））和Adagio（柔板）的变化，第2册第3首前奏曲中有一次Allegro（快板）的变化，其他均是从头至尾一个速率。而贝多芬的32首钢琴奏鸣曲（后期作品）的速率变化稍多一些，但变化都出现在段落、华彩部分，速率变化不像中国那样有句法的作用（如戏曲、说唱板式乐句中的速率变化）。笔者曾将琵琶曲《十面埋伏》的速率变化统计出有96处之多，而像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第一乐章的速率变化只有几处，变化处也是在段落之间，不具有句法作用。西方歌剧中的大咏叹调与中国戏曲综合板式的唱段相比，速率变化也少得多。虽然在欧洲也有rubato（自由节奏）这样的弹性节奏或弹性节拍，但这些速率变化都不具有像中国音乐中那样的句法作用。”[17]有人说，西方音乐节奏像做广播体操一样，中国音乐节奏像打太极拳，这种比喻非常生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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