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没有中华民族良好的自然条件，但却因此脱离了家庭血缘关系的束缚，不像中国那样受伦理、道德的太多约束，因而也缺少亲情，极大地发展了个性。西方民族以游牧和商业民族为主。游牧民族逐水草而迁徙，不能总守在一地，否则生活无法维持，向外迁徙是常态；商业民族受到滨海岛屿限制，物产单一且有限，生产不足而影响生存，也经常出外与近邻交换，因而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民族性格与心理，他们都需要向外依存，向外流动，多到一新地区，即多得一新生机，多发现一新希望，因而西方民族是流动的、进取的，有着向外的空间心理倾向。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茫茫草原或波涛汹涌的大海，辽阔无垠，海浪波涛汹涌，气候变化莫测，这就养成人们的搏斗精神，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同时，以商业文化为主的西方民族，他们看外界都是外在的顾客，各自自由、独立、平等，各自对外。眼睛向外，情感向外，即使基督教里的上帝，俨然也成了一个外，科学上的宇宙更是一个外，甚至西方从生物学、心理学研究人的身与心，全都是一个外，找不出一个“己”。这种西方商业型文化的实质，就是点的观念、对立思维与客观精神，同中国农业型文化的人文精神、融和精神、历史精神存在巨大的差别。西方民族的生活环境是导致他们性格较为外向的根基。[32]
如前所述，在商业文化地熏陶下，他们追求自由、独立与个性的解放，他们的思维是往外倾、向外看。因而他们崇尚分离，注重对立、二元思维，他们以异己的双方构成世界的对立两面，以天人相分、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世界，与中华民族喜欢大团圆、大团结、大统一的性格不同。如果说中国历史的常态是和合，变局是分裂，那么西方历史的常态是分裂，变局才是和合。从古希腊开始，直到现代西方国家，除了古罗马帝国是合，其余全是分。在西方文化与历史中，希腊人有自己的民族，却没能融凝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不愿意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宁愿是分散的联盟，他们的分别性超过了和合性。所以很容易被其他民族打败，失去存在的依据。罗马人有统一的国家，却没有融凝成一个文化心灵相通的民族，仍然是罗马城与被征服地的形式统一，所以虽然罗马帝国有力量，一旦衰弱战败，就再也无法凝成统一的国家，而成了后来欧洲列国争霸并立的状态，至今仍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与中华民族崇尚和合、追求大一统的局面截然不同。西方人向外、好分，中国人向内、好合，各自的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使然，成为中西文化差异的又一大特色。(www.xing528.com)
西方民族偏重自我情感的宣泄，追求欲望的满足而较少以伦理观念束缚。因此他们的传统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作品，总是意图明确、情感强烈、色彩鲜明，高潮饱满。西方音乐节奏铿锵，音调明朗，直入人心。被认为严谨、典雅端庄而拘束的古典主义音乐，在外面听来却是开朗、明快而富于力量的风格；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更是富于个性，体裁与结构更加自由，情绪表达更加强烈奔放等等。从中西方两种相似的生律方法也可以看出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性情品格。中国三分损益法与西方毕达哥拉斯的五度相生律原理基本相同，但在逻辑形式上却有所不同。五度相生律是以“上五下五”连续双向生律方法，具有开放性；而三分损益法是上五下四的方法，向内生成各律，具有收敛性。从思维来看，不难发现中西律调理论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存在着貌合神离的本质差异，而正是这思维上的本质差异，使中国古代的律调理论无助于多声体系的生成。[33]这些都体现出与中华民族不一样的思维习惯与性情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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