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民族在原始社会末期由母系氏族和平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期，男性主宰体制和平取代了女性主宰体制，事实上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体制，致使女性化的心理特征较多残存。生产上由于妇女在采集食物上的重要作用，社会结构上由于较长时间的母系社会等等，使得中国的男性一直受到压抑，因此形成性格的女性化。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女性注重感觉，关注细节，多以意向思维，从整体观察事物，把握对象，而不善于分析，往往以直觉判断决策；女性往往情感用事，也具有宽容的融合精神等等。这些女性化的特点必然会在民族审美心理上显现出来。例如中国神话中女性形象给人印象深刻，故事也多，她们因能干而形象生动鲜明，例如女娲、妈祖、西王母、嫘祖等等。从象征符号的选择来说，中国人也是爱月嫌日，有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等。这种感情内向的审美特征，在中国传统文人阶层表现得更是鲜明，这可能是在潜意识上为自己的无力抗争所做的一种解脱，因此在诗歌绘画中往往以美女佳人自比，或借幽暗月亮或借柔弱花草为题。在音乐上，凡文人内心独白性质的音乐，也总是以柔软的音色表现，音域上也偏重高音区。在戏曲中文人阶层的自我形象，以女性音色显示。非文人的男性，或者音色粗鲁、沙哑，不上台面的小人物更是无腔无调无音色等等。[28]
中华民族由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长期的农耕生产方式，也是内向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西方民族来说，中华民族的活动范围要狭小得多，很少像西方那样外出航海远行，祖祖辈辈长期“安居乐业”于某一地，重土轻迁，安贫乐道，生活比较平稳、节奏比较缓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少与外界进行商业或文化甚至言语上的交流。久而久之就沉淀出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保守而缺乏开放的意识，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养成一种求稳怕乱的心理，不愿或者不敢冒大的风险，一切都按照规则礼制进行，逐渐形成了典型东方民族的内向型性格。[29]
加之，在长期的宗法社会与注重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受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讲究礼制与敬让，推崇谦卑、恭维，个性需求与情感表达都受到压抑，使得中华民族不仅不善于公开显露自己的情感和愿望，甚至内心情感生活中也显示出消极和压抑，体现出典型的内向特征。封建儒、道思想都有相关表述，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的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阳货》）这种内省式的慎独、修身方法，至今我们仍大力提倡。《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大音希声”等等论点，都要求人们清静无为、少言寡语。这些思想言论对后世影响深远，影响、约束着人们的言行，加固了人们内敛、含蓄的民族心理。(www.xing528.com)
这种内向的品格，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艺术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表现得突出的就是崇尚含蓄美。例如艺术作品的表达大多都热衷于意象思维，人们以象征性的动作、隐喻性的语言和戏剧性的场面来传情达意。因为处在集体主义的语境中，个人没有思想情感的自由，于是便借助现成的意象搭配进行表达。这种意象思维必然使得东方艺术以比喻为主的手法——诸如赋、比、兴成为最重要的创作技巧。唐末著名诗人和诗歌美学家司空图著《诗品二十四则》（简称《诗品》），对诗歌的风格意境作了比较系统的区分和论述，“含蓄”自成一品，标志着含蓄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含蓄美已成为诗文绘画评论中的基本准则，并推为艺之极致。我们的艺术作品讲求虚实结合，重表现而不是再现，例如面对高山大海，西方的艺术作品企图再现他们所看到的波涛、远峰，而我们中国画家更是要表现他们未曾看到的浩渺空旷，甚至希望表达出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更崇高的主旨。这些都是内向品格在艺术审美上追求含蓄美的体现。
内倾内向、不善表达和表露自己情感的性情品格，也使得我们的音乐语言的发展、音乐能力的发展和音乐审美情趣都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音乐同样追求含蓄美、意向思维，追求音乐之外的“弦外之音”，即所谓“大音希声，至乐无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等等，都是对含蓄美的强调和追求。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你望啥，我望槐花几时开。”四句歌词没有一个“爱”字，却生动地表现出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形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含蓄美与意境美。中国传统音乐特别是古琴音乐就非常讲究“含蓄”与弦外之音，对内容的表现作淡化处理，以淡化和抑制的方式，通过以隐藏为显露，在隐藏中显露，将欣赏者的审美触觉伸向表象的背后，去获得更加丰富深厚的意味。这是一种从表象中透见深层、从有限中体验无限的美感形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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