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同于中国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战胜自然。这一观念的产生与西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商业文化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其文化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决定了他们以游牧、航海与商业为生。这些活动都具开放性，流动性很强。跨海贸易，运输货物，马与船是他们的原始工具。古希腊人已经发明创造了许多机械、工具，这些人工制品的神奇功效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表明人可以制造“自然”。中世纪炼金术士们想从比较便宜的金属中炼出“黄金”，也是基于人可以制造“自然”的考虑。[22]所以游牧人与商人又富工具感，他们的言行本身就经常表现出“驱使异己来克服异己”的工具性，从一开始就有奴役自然、克服自然的倾向。
同时，他们的生活中所面对的草原与大海，都是广阔的天地世界，需要强大的意志去面对。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作为一种博大狂放的自然力，时常激起他们一种挑战的心理和启示：必须要与大自然搏斗，征服大自然；他们面对海洋等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对困难甚至生命危险时，他们必须主动抗争，否则就只有灭亡。在这一过程中，自然地产生出与自然抗争的信心——生存的主动性。他们必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抗争。
在商业交换中不是以家庭为纽带，而是以个体利益为纽带，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交往的广泛性。在商业交往中，为了经济利益等，相互间的摩擦冲突就多，导致战争频发。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征服”的思想贯穿于整个实际社会生活中：航海需要对恶劣自然条件的征服，工商贸易需要对市场的征服，扩大领土疆域需要对邻国的征服。在“征服”思想的引导下，西方民族把自然作为人类认知的对象，把自然宇宙看作是与人类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人类是根本不同的。(www.xing528.com)
常年的航海和商业活动，不但带来生存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也带来各种异域世界的新奇知识和信息。居民出于牟利的内在冲动，对外界的新事物敏感好奇，使他们变得见多识广、广采博收。同时为了在竞争中获得生存，也促使他们必须创新与求知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探求未知世界的真知，他们充满着理性的求索精神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正因为如此，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更多讨论的是关注社会、探索自然、关怀人生；在其教育理念当中，也以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为重点，以增强个体在社会中的生存能力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目标。所以在最初的古希腊哲学里，人们本能地把人与自然区别开来，孜孜不倦地探求自然界的奥妙，追求事物的本质。思想家们不拘一格地自由思考万物的“本原”所在，经常提出不同的见解相互辩论。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只注重探求人际关系的心理大相异趣，也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贤哲侧重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的“百家争鸣”形成鲜明对比。
以毕达哥拉斯为例，该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他们用自然数之比解释了音乐演奏中波长与音程的关系，还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些活动大大增强了他们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信心。通过用数学来理解的“自然”，也激发了人们从理性的角度追寻自然界的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去预测和控制自然的变化过程。作为古希腊哲学集大成者的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体系，更成为人们探索事物的原因和规律的强大武器。依靠数学和逻辑的力量，人们不断剖析自然、分解自然，以达到控制自然发展趋势的目的。而柏拉图的“理念”说更是从理论上找到了征服的对象和征服的理由，将征服自然变成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当人们运用理性知识来把握自然规律，进而变革自然的时候，自然就成了人类利用的对象，而对其采取征服的态度只是时间的问题。正是古希腊所特有的逻辑抽象思维的产生，不仅影响到后来近现代科学在西方的出现，而且为近代以来大规模征服自然的活动埋下了伏笔。[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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