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融入了许多社会活动和文化成果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典型和主流的自然观。
几千年的顺应自然、热爱大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致使人们产生了对田园自由、安宁、怡情生活的高度向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孔子用自然的山水与人的精神品格相比较，把人与山水、与道融为一体，享受乐在其中，并且从大自然中获得生活的启迪。长期的农业社会发展，形成了人们心目中对农业环境那种安宁、闭塞、没有战争、没有喧哗、吃得甘美、住得安适，没有令人讨厌的人际交往和竞争的向往，甚至把这种生活作为人的最终归宿和最高目标。田园生活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村文明，忌恨城市文明，在诗歌、绘画、文学中一代又一代地宣传回归自然。这就是中国人的典型感情。
“天人合一”观念对文学艺术领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具体表现为文艺创作中追求物我交融，以天人和谐为臻美境界，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实际上是人的主观情感体验的外化，或者说是“我”与“非我”的贯通，即以人去合天，人的情感与自然同构，达到情感上的天人合一。庄子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所追求的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结，动而与阳同波。”（《庄子·天道》）。庄子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对“天人合一”的独特理解和揭示。
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对自然的描绘与讴歌几乎成为艺术的主旨。早在公元4世纪的晋代，以自然为主题的诗歌与绘画，就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旨趣。唐代时大诗人王维首创的“禅味诗”，就是以林泉景致与田园风韵为特色的。宋元以降，人物画、宗教题材的绘画渐渐淡出中国画坛，而以气势磅礴而著称的宋元山水画，逐渐成为宋、元绘画的主流。在中国的传统古琴曲中，以自然山水题材做主题的琴曲同样众多，诸如《高山流水》、《幽兰》、《潇湘水云》、《关山月》等等。(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音乐也是“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物。《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乐记·乐论》）将音乐也与天、地结合起来，说音乐是天地间的和谐；中国古代的“五声六律”来自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与旧时十二月的节气变化密切相关；古代的乐师必须懂天文历象等“天道”。传说古乐的最早功能之一是“省风”，即通过乐器的音响了解风土变化。立春时节，全国要举行籍田典礼，乐师通过乐器来判断“协风”是否到来。一旦到来，表明气象条件具备，国王即下达耕作令。后来音乐又有养性、养生等功能。美好的音乐能陶冶性情，而靡靡之音会导致乖戾淫乱。[20]
由于中国传统音乐中蕴含“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所以在其表现方式上，尤其注重能激情励志，引发内心体验，以达到“天情”与“人情”浑然一体的效果。诸如《高山流水》、《胡笳十八拍》，以至近现代的《良宵》、《二泉映月》等作品，之所以能长久流传，感人至深，莫不因其能引发对人生的深刻体验而具有无穷魅力。有些音乐还直接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内容，如汉武帝时为体现天人感应观念而演奏《天地》、《天马》等作品，后世宫廷宴乐也有《霓裳羽衣曲》、《天道传之曲》、《驾六龙之曲》等体现“天人合一”意境的曲子。古人赞美乐曲之动人心魄，常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杜甫《赠花卿》），将“天音”视为最高境界的音乐。[21]
总之，“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亲和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趣味浸透到民族精神和艺术气质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自然熏陶孕育的结果。在中国古代文学、诗歌、绘画等艺术作品中，艺术家注重人和大自然的关系，隐逸皈依大自然也是后来的文人骚客们最为热衷的主题。在中国传统音乐如古琴音乐中不仅反映在以山水自然为母题的乐曲数量众多、地位非凡，而且还影响到对乐器材质的选择、“趋自然”、“近人声”的音色审美偏向等等。同时，这种“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也使中国人在审美过程中讲究直觉的品味，而不注重理性的分析，进而影响到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思维中多直觉性的顺延思维，音乐内部缺少严密、理性的逻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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