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方面,西方人不轻信经验,重理性推断,以逻辑秩序表达自己的思想,有着鲜明的理性认知的特征。在西方的文化模式中,理性是探索的火炬,战场上的旗帜,始终是引领他们前进的方向盘。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是“跟着感觉走”,则西方民族历来都是“跟着理性走”的。他们做出重大决策前,必有分析研究,听证辩论。正如圭多·达来左在1025年出版的《节奏规则》中写的那样:“谁要是做着他自己也不知道的事,那可被称为禽兽了。”体现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在理性思考的前提下行动,而不同于华夏民族的感性、经验思维。[14]正是西方民族心理结构中的理性认知的特点,因此西方的理性思维是以科学、知识为中心,因此尊重知识,相信“知识就是力量”,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以追求真理、实现真理为人生最高目标,以人和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注重物质利益为前提。这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理性”不同,我们的“理性”是一种道德理性、实用理性,实际上就是“理智”,是某种规范性的约束,中国的理性是以道德为中心,以自我修养来完成,以人际关系为研究对象,以重义轻利为戒律。[15]
对理性思考与逻辑思维的重视,深刻影响到西方的文学艺术形式。例如小说、电影中,不合逻辑的情节是比较少的。在西方脍炙人口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集》、阿加沙·克里斯蒂的推理小说等等,都广泛渗透了逻推理的严密思维活动。西方美术作品特别注重写实、逼真,以几何学上的透视画法作为描绘人的形象和自然界景观的基本途径,这同逻辑思维的要求也是一致的。相比之下,中国画的写意传神的要求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极少体现,这也是由中西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决定的。[16]
由于西方的逻辑思维方式重视理性思考与理论探索,有着把握对象内在本质的抽象能力,能够借助他们的概念体系对事物本质特征做出明确规定、深入剖析和精确表达,使得在西方艺术里面也包括概念归类、逻辑推导、推演,寻求本体、抽象美等。他们擅长分析和归纳,也善于整理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关于审美范畴的理论研究,他们早就开始了。例如希腊时代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在于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和对称,中世纪的奥古斯“认为美在于合适”,近代的德国人沃尔夫认为美在于事物的完善,等等。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学者们必修的“七艺”(语法学、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都同逻辑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17]
注重理性与逻辑思维,对西方音乐发展与审美特征的影响同样是非常深刻而显而易见的。西方音乐的时空观念是从古希腊直至近代科学重实证的哲学基础发展起来的,几何与数成为西方传统艺术观察把握对象、论证对象的重要特色,也形成了西方音乐时空模式创作、传授、表现与审美欣赏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18]虽然在中世纪时期,由于宗教活动的约束,音乐理论与思想受到一定禁锢,但对于善于归纳的欧洲民族而言,他们依然从9世纪开始对音乐的实践活动就有了归纳整理,从知性上对音乐的发展予以支持。他们对音乐有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不仅是在音乐的体裁、曲式等方面有了归类,促成了格律的形成,还包括关于节奏、节拍、音色等音乐语言元素方面所做的归类,使秩序从多样性的提炼中脱颖而出,促成了音乐沿着技法所体现的本质规律而可持续地发展。(www.xing528.com)
正是由于对逻辑思维的依赖,对工具技术的重视,西方对音乐的认识很快构成了经抽象形成的秩序,无论是记谱法还是写作法,它都是确切而可循的,不同于东方音乐那样只能停滞在特殊性上自我重复。他们以主题材料为基础的创作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概念、逻辑的演绎;他们的音乐作品总体说来讲究素材关系严密,声部条理层次结构清楚,节拍计量规律;他们从各种偶然发生的音响中归纳出一整套和声学,从各种复杂的节奏对置归纳出以分类法为特点的严格对位法,等等。复调最高形式赋格曲的创作和结构也是以主题、答题、对题进行逻辑演绎而论证,肖邦就曾说过:“赋格曲好像是音乐上的纯正逻辑。”[19]实际上世界各地许多民族在各自的音乐实践中都有多声现象的发生,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唯独西方民族通过理论的提升形成了和声技法,并由此指导实践,使他们的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总之,在西方音乐史上,定量记谱、对位法、和声学、曲式学、作曲技术等理论的诞生,与西方人这种善于理性思考总结的思维特征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多声部音乐的诞生与发展,逐渐改变了西方人的音乐审美心理,在音乐中注重声部层次、和声协调、色彩变化、节奏定型等,都为钢琴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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