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理性与逻辑思维发端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发达的商贸活动使希腊人经常与外界交流和竞争，他们视野开阔而不受地域限制，但人际关系的变动不居，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变幻莫测，这样的外部环境促使他们需要对外界进行冷静、客观地观察，理性地研究、思考、分析和总结，这也促进了西方人理性思维的萌芽。
同时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使得古希腊社会能够有条件供养一批不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思想家。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希罗多、色诺芬这样的历史学家，以及诗人、剧作家等等。古希腊社会生活比较自由宽松，奉行奴隶社会的民主制，思想家们经常提出不同的见解进行争辩和讨论，探讨和思考自然万物的本源所在。这些思想家的辩论也有助于人们养成理性、逻辑思考的习惯。
古希腊思想家对世界本原的思考，最初是针对某些物质形态的要素的。诸如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阿那克西米尼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气”、毕达哥拉斯学派将世界的本原理解为“数”、巴门尼德将世界的本原理解为不变的、不动的“存在”、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这些观点已经开始探寻有关世界本原的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即以这些抽象的、需要靠理性把握的世界本原的存在为前提，从逻辑上导出世界万物的存在和形态上的千差万别。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都在发展逻辑思维规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而系统建立逻辑思维体系的则是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被称为“逻辑学之父”。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形式逻辑这个学科，首创三段论式推理的格式和规则，讨论了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这两种推理形式。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形式逻辑体系。以此为基础，古希腊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得写出了巨著《几何原本》，这是一部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公理化的数学经典。古希腊几何学注重严格的推理和论证。[12]
自公元5世纪以来，欧洲中世纪时期的理论思维被宗教思维代替，基督神学既不观察事物，也不剖析教义，而是玩弄概念，空洞争论，陷入经院哲学的泥潭，而使得欧洲民族的理性泯灭、人格沦落，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压抑，生产力发展缓慢。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大学，这为专门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场所和制度保障。大学里开设的与逻辑思维有关的课程，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www.xing528.com)
14至16世纪，欧洲终于迎来了文艺复兴，资产阶级兴起，为自己的世界观呐喊，要求以人为中心重新建构理性，打出批判经院哲学而高举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和新科学运动三面大旗，这意味着在理性上形成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新宗教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代科学开始摆脱神学的束缚而逐渐兴起，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普遍传播，西方的逻辑思维也出现了新的形态。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培根发展了逻辑思维中的归纳方法，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新工具》，并在其中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著名观点。笛卡儿特别关注分析和综合这两种逻辑思维形式的价值，并将其应用到自然科学研究之中；他还注重将理性原则置于逻辑思维的起点处，其作用都是使逻辑思维能够通过实验和推理导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13]他甚至认为不通过实验也可以把握外部客观世界的真理，只要通过人的大脑的严密推理就能把握，人的大脑可以推出真理性的东西。黑格尔的逻辑学著作，包括他的《大逻辑》、《小逻辑》，讲的是辩证逻辑的思想体系，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辩证法的直观体验性质的表述形成鲜明对照。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西方人长期以来都习惯于用“理性”来认识本质，即通过逻辑、推理来判断事物。这不仅说明了西方理性思维的繁荣发达，同时也是西方科学发达的重要原因。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以及由此决定的近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西方人这种注重逻辑思维与理性分析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正是由于长期的文化沉淀，使西方人有着和中国人不同的重客观、重分析、重逻辑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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