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思维方式上还表现出注重直觉与感性经验的特征，这既是长期的农业社会影响的产物，也是宗法社会制度下注重伦理道德、尊崇传统思维的一脉相承。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具体的养殖、种植等农事活动要想取得收成，一方面靠自然条件，即天时、地利，另一方面则靠生产者自身的能力。而在生产的物质条件、技术手段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者所拥有的见识、技巧、技能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皆来源于在长期劳动中所积累形成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他们认为“天地”是“天道”之事，人无力、无法也没必要去细究，只要靠直觉去遵循即可。直观是人类幼年期主要的认识方法，它把握的、认识的是事物的表面联系，通过一定经验才有一定真理性，在感知的范围清晰，超出此范围模糊。这种直观、模糊的思维方式也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产物，因为在这种关系中，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是是非非，当然是以模糊的好，不必较真。因而中华民族在传统思维方式上是倾向于直观、模糊的。
这种重直觉与感性经验的思维方式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关于农业生产的知识、技能等，是以父辈相传或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的方式。农民从小就记熟了很多节气歌或与种植活动相关的民歌谚语，如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诀在农民中（或在我国各民族中）是家喻户晓。我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有关农事的歌谣、谚语、口诀等极为丰富，有人统计其包括的内容有天文、节令、气象、物候、土壤、肥料、耕垦、选育、种植、栽培、植保、收获等，集中起来就是传递农业生产知识的百科全书。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卷十二）中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棉，纯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从农论田，田夫胜；从商讲贾，贾人贤。”意思是说，“齐郡的人世世代代刺绣，普通妇女没有不会的；襄邑一般人都会织锦，就是迟钝的妇女也没有不手巧的。天天看，天天做，手就熟练了。”因此，在平时生产中所见、所闻、所感、所习得的经验是以后生产中不可多得的财富，也是进行生产所凭借的基本依据。所以中国自古重经验的吸收、借鉴，而轻视对事物深层的原因、本质的理性探析和概括。这种经验性的思维方式与经验农业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8]
由于注重感性经验的思维，对于音乐的相关理论著述，也大多是一些经验性的叙述或主观的品鉴经验，很少有作品本身的分析研究。在中国，专门论述音乐表现手法内在规律的书籍很少，从先秦到清末，粗略统计总共约180多种。如果扣除其中的乐谱90种的话，实际上文字论述的只有90多种，其中没有一本是用谱式表述音乐片段、分析其中手法运用妙处的著述。[9]即便在不多的一些谈到音乐本体特点的著述中，例如《左传》也只是笼统地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谈到音乐规律，更是含糊，谓“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即便是乐论类的书籍，大抵是音乐欣赏笔记，多为审美感受，经验心得。其中也有对于演奏技法的探讨，包括对这些经验的品评，但没有就此构成体系的书籍，与中国的整个美学一样，可谓有“美”无“学”。
中华民族的感性直觉思维也表现在审美模式中的“象征思维”上。先秦时代发出巨响的钟鼓之声，象征着统治者的威严。在诗歌中借幽月抒发忧郁，咏落花叹怜自我；甚至可以使植物——如梅、兰、松、菊等，成为表述社会推崇的伦理的符号：气节、仁德、侠义、谦虚等。在无具象可现的音乐中，甚至可以生造名堂，如《九连环》、《八条龙》、《五福临门》、《三阳开泰》等，把概念予以形象化，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用数字表达的象征，是最抽象的象征。[10]前述古琴形制的象征意义更是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中华民族重视经验与感性认知的心理，使人们过度关注个人的天赋和经验，这使得工具的改进往往被人们忽视。尽管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圣人发明各种工具的神话传说，但在现实生活中，工匠们的主要精力还是用在增进个人的经验和技艺上，而使用的工具则沿袭前人样式制作，多少代仍无大的改观。由于过于注重个人手艺，工程技术成果很少见到定型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有些绝世奇珍是工匠们不惜工本长期雕琢而成，而每一件都是“物以稀为贵”，而且生产出来之后就被帝王将相收藏起来，甚至作为陪葬品（古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技术规范也长期不变，更新换代十分困难。中国古代技术与艺术主要靠师徒相传，而师徒相传很容易造成绝艺失传（因为印刷术在古代尚不发达，即使印刷术普及后也难得将技艺和诀窍记录下来）。身怀绝技的工匠将最深刻的体验和诀窍藏在心里，难以培养大批熟练工人。一旦绝艺失传，后人还要从头摸索，这时有可能和前任处于同一水平，甚至后人不如前人。[11]这种不重逻辑推证、思辩的思维方式也是我国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古琴形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中国人重经验而轻理论，“信而好古”、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固然大大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性质是经验科学，难以形成系统的、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因素对中国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等方面有巨大影响。在我国明代，朱载堉就发明了十二平均律，但却未被重视而被束之高阁，实为憾事。而西方的十二平均律比中国晚发明一百多年，由于其转调的方便被及时推广应用，为钢琴的诞生、发展与推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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