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古代文献记载的错综复杂，考古发掘资料非常有限，致使今人对古琴的创始仍然众说纷纭，兹列举几家主要观点如下：
（一）根据文献记载而来的观点
张世彬先生倾向于黄帝为琴的创始人，说“伏羲已懂得画八卦，神农已知结绳示意。到了黄帝时代，仓颉便开始创造文字，加以自古相传，黄帝之妃嫘祖开始利用蚕丝，那么，以丝作弦，弹得之音，以致木上张弦而成弦乐器，并因而获得乐的概念。这些事情的确是有，可能在黄帝时出现。”[4]吴钊先生倾向于神农是古琴的创始人，说“琴是我国古老而富有特色的弹拨乐器，传说原始时代有个发明农耕的叫神农氏的氏族，曾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创造了最初的琴。”[5]很明显，这些说法尽管较为肯定，但都是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来表述自己的观点，并无较强的说服力。
（二）模糊、存疑的观点
许健先生将“后羿射日”、“士达作五弦琴”、“尧使无勾作五弦琴”等文献记载与传说联系起来，推论认为琴的产生与弓箭有关，认为是古代人民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发明使用了弓箭，而弓箭的弹射发出悦耳的音响，启发人们把弓箭改制成了琴、瑟等弦乐器。[6]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劳动工具的产生，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重要因素。琴自然是伴随着劳动工具产生以后应运而生的产物。”[7]音乐及其使用的乐器无疑是伴随着人类的劳动及劳动工具的诞生而诞生的。陈四海也认为“根据商代的发展情况和乐器史的一般规律，似乎商代应当有弦乐器。”[8]但这些说法较为笼统，具体产生于何时仍不确定，且带有猜测推论的性质。
杨荫浏在其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原始时代的乐器”部分中说：“关于这一时期是否已有琴瑟等弦乐器，目前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明确说明的地步。这里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我们有着不少关于琴瑟等弦乐器的传说，可是还没有发现考古学的甚至文字学或语言学的证明，保险一些，我们目前还只能暂取存疑的态度。”[9]
（三）根据殷墟甲骨文及考古较为肯定的推论(www.xing528.com)
随着近代殷墟甲骨文的考古发掘面世，历史的文字记载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王国维先生结合自己的甲骨文释读成果，提出了考古及古史研究中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将“纸上材料”（古代文献）和“地下材料”（甲金文）结合起来进行考证历史。后来又有黄现璠、徐中舒、饶宗颐、叶舒宪等一些学者提出将图腾崇拜、民俗、神话、口述史料等人类学方法与“二重证据法”结合起来进行史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这些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由此取得了诸多重大成果，在古琴历史的考证上也取得了诸多突破和新论。
我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先生在殷墟甲骨文问世之后，研究认为“樂”字“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即“樂”为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文字，并以此说明甲骨文时期即商代（或更早），就已经产生了琴瑟类的弹弦乐器。[10]此说影响甚大，包括郭沫若等都曾持此类似观点。[11]
1963年，时任中国音协主席兼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吕骥为中华书局出版的《琴曲集成》[12]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序文《略论七弦琴音乐遗产》中说：“说起来，七弦琴音乐的历史的确算得久远。伏羲神农制琴的传说固不可信，但根据安阳发掘报告，殷墟墓葬中有两件像琴的石器出土，甲骨文中‘乐’字作‘丝’、作‘樂’，像张弦于木板上之形，说明殷代已经有了琴这类乐器，大概是可以相信的。”[13]再如许健先生也说：“在我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把音乐的‘乐’字写成‘樂’，这是以丝弦张附在木器上的象形，说明早在甲骨文产生之前，就已经使用了琴瑟之类的弦乐器。”[14]这些说法无疑来源于罗振玉的观点。
谢孝苹先生曾花了大量篇幅，结合文献及考古证据等多重论证，以肯定的语气推断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虞舜的时代，虞舜也实有其人，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古琴，创始于虞舜的时代，创始者可能是虞舜本人，但既有可能性又有现实性的古琴创始人是虞舜任命的管理音乐的最高长官夔。”[15]
如此种种，与古籍记载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古琴究竟始于何时，看来还需时日考证。但正如许健所说：“琴是我国历史久远的一种乐器，关于它最早期的情况现在还只有一些传说，例如它的创作者……但很早就产生了琴，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16]王子初也认为：“琴是中国传统乐器中最古老、最富代表性的乐器之一……但是，琴究竟起源于何时，其基本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其早期的演变脉络如何，始终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看）自殷商起，琴至少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似乎没有多大的疑问。”[17]薄克礼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能下的结论是：琴是上古时期我们古老先民的伟大创造，而且琴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正式成形并派上用场了，那么据此推断，琴的产生当在四千年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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