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耻辱史：鸦片烟毒泛滥中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影响

中华民族，这一伟大而又古老的民族，曾几何时，尚以骄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惊羡。然而，一个半世纪前，一场空前的浩劫，却使中华民族蒙受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屈辱。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却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英国，经历了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张开贪婪的大口，到处疯狂地掠夺原料、市场，妄图在世界各地攫取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正是为了扩大殖民地，寻求更多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他们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东方第一大国——中国。

英国殖民者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早在1792年和1816年，英王先后派遣以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进行外交讹诈。讹诈不成，又企图依靠商品的“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却碰了个大钉子。当时，中国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自产自用。农民，穿惯了自己编织的土布；富豪，穿惯了绫罗绸缎，对舶来的呢绒、洋布，或无财力，或无兴致，绝少问津，使英国的纺织品很难在中国市场上找到销路。那时，英国十分需要中国的茶叶、生丝和陶瓷，不得不运来大量的银两，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的中英正常贸易中，赚钱的反而是中方。为此，英方伤透了脑筋，最后终于想到了一种可以获取暴利的“商品”——鸦片。在西方，鸦片是明令禁止吸食的，他们惩治吸食者的方法是“集众人环视，系其人竿上，以炮击之入海。”然而，为了攫取高额利润，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所谓的西方“文明人”，竟然以武装走私的手段，大量地把鸦片输入中国，充分地暴露了侵略者的嘴脸。

鸦片俗称大烟，由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而成。罂粟原产于印度、阿拉伯一带，唐代传人中国。过了1000年，中国人还只是把它当药用。狡猾的西方殖民者教给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方法，鸦片便由药品变成了烟毒，开始在中国泛滥。人们最初误以为鸦片可以增精神，去疾病，殊不知一旦吸食，则会陷溺其中，不能自拔。毒瘾发作之时，哈欠频作，涕泪交流，痰涎并生，丑态百出。上瘾之后，极难戒绝，为抽上几口大烟，许多人虽至倾家荡产，鬻妻卖子，也在所不惜。而长期吸食者颜色日枯，肌肤日削，面貌黧黑，眼睛深陷无光，耸两肩几没项，“眼垂泪，鼻出涕，一息奄奄，死相继”。可见，鸦片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慢性毒药，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认为：“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摧残非洲人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没有腐蚀他们的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贪得无厌的摩洛赫（即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时时刻刻都要求给自己贡献更多的牺牲品，而充当凶手的英国人和吸毒自杀的中国人彼此竞争，向摩洛赫的祭台上供牺牲品。”然而，利欲熏心的西方殖民者，只顾赚钱，哪管中国人的死活。

西方殖民者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始作俑者是葡萄牙人，而大规模地向中国贩运毒品的则是英国人。18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数量并不多，每年不超过200箱。但是，鸦片贸易超乎寻常的高额利润，使得鸦片贩子不顾一切地进行猖狂的走私买卖。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子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在鸦片贸易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1773年，垄断了鸦片贸易权；1780年，控制了鸦片运输；1797年，垄断了鸦片制造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孟加拉建立起许多鸦片加工厂和仓库，通过运输船把鸦片运到停泊在伶仃洋面的趸船上，又通过走私飞剪船把鸦片偷运到广州黄埔港，再从黄埔港把鸦片推销到沿海各省以及附近地区。中外烟贩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贿赂公开进行，从而使鸦片大量向中国倾泻。1800年的输华鸦片为3562箱，1838年猛增至35445箱，短短三十几年，增长了近10倍。在鸦片战争前的40年里，英国殖民者输华的鸦片竟不下42.7万箱。

首先，罪恶的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血腥暴利。英属印度政府通过征收鸦片税、垄断鸦片等办法从中获得的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7。英国政府通过英、印、中三角贸易，即以鸦片为中心环节，英国工业制造品大量向印度输出，印度的鸦片大规模走私输入中国，然后将中国茶叶、生丝等商品大批运往英国，从中获取丰厚的茶税收入，仅1833年一年就高达330万英镑，约占英国政府全部收入的1/10。同时，也扭转了贸易逆差，不仅无须向中国输入大量白银即可购买茶叶、生丝等商品，而且有大量中国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英国。至于东印度公司、港脚商人（来往于广州、印度的英国商人），更是大受其惠。以港脚商人查顿为例——(www.xing528.com)

查顿是苏格兰人，原是一个流浪汉，为人狡诈，品质败坏，诨号“铁头老鼠”。后来从事鸦片走私，大发横财，成为百万富翁。1832年，他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拥有许多武装走私鸦片快船的怡和洋行，成为广州最大的贩毒组织。但他还恬不知耻地夸耀说：“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

好一个“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却是深重的灾难。它严重地毒害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不仅耗财，使人民贫困，而且伤人，使人民衰弱。数以百万计的百姓坠入烟毒的深渊，难以自拔，以致身体颓废，道德沦丧，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有这样一首诗形象地描绘了吸毒者的惨状：“双枕对眠一灯紫，似生非生死非死。瘦肩耸山鼻流水，见者咸乎鸦片鬼。”19世纪初，鸦片吸食者一般是殷实富有之家；到了19世纪30年代，上至宫廷贵族、文武官吏，下至乡绅富户、落泊游民，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染上了这种恶习。

其次，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库空虚。仅鸦片战争前的20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至少在1亿两以上，相当于当时银币流通总额的1/5。而白银的大量外流，又直接导致了银贵钱贱，严重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一两白银，按清政府法定的兑换率是1000个铜钱。到了1839年变成一两白银可换1678.9个铜钱，银价上涨、铜钱贬值，直接受害的是黎民百姓。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小宗产品，得到的是铜钱，而缴纳赋税却要银两。农民和手工业者把铜钱折合成银两，随着银贵钱贱而使自己的负担无形加重。假定一位农民每年要完税三两，按清政府法定的兑换率需要3000个铜钱；当一两白银可换1678.9个铜钱之时，农民完税三两就需要5036.7个铜钱，比用法定的兑换率折算所需3000个铜钱要多交铜钱2036.7个。

再次，鸦片烟毒又直接影响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无孔不入的烟害，使得军官士兵也沾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从往日执锐披坚之旅，沦落为鸠形鹄面之徒，哪里还有战斗力。自封为“文明人”的西方殖民者靠欺诈、杀戮、掠夺奠定了资本主义的基石。在东方这个神秘的国度，他们的“杰作”是贩卖毒品，使千百万无辜的生灵惨遭蹂躏，使我堂堂中华鬼影憧憧，死于非命的人不计其数，而活着的人也被他们蔑称为“东亚病夫”。这是怎样一种耻辱啊！我中华民族只有自尊自立，不畏强暴，才能匡扶正义，伸张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