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结：中国艺术与西方审美新思潮

西方传统审美模式与中国有明显差异。中国文化追求感性审美与天地之道（真理）的体悟相互融通，体现为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结合。中国古代的诗、书、画、园林均体现这一思维特质，其中的天道体悟（真理认识）借助感性化手段（艺术表达方式）来完成，感性审美（艺术表达）则直接抵达天道之言或象（不是模仿）。而西方传统文化长期推崇理性审美，强调艺术是真理（上帝精神）的模仿，艺术要达到完美，就需要运用理智，保障艺术品的完美形式。即使如此，艺术对追求完美精神的人来说还是有限的。如中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艺术与万物虽美，但都源自上帝之美，都比不上源自上帝的精神美；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认为自然的美完全比不上艺术的美，艺术又比不上精神的完美与圆满。由此便形成了西方传统的理想化审美方式，强调美的感受与创造要服从形而上的理性思维。这与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感性化特点大相径庭。

随着中国艺术的影响，带来西方园林与绘画实践方式的变新，更具广泛、深远文化意义的审美模式变革也在大幅推进，并催生了西方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审美思潮。英国思想家培根谴责人工修剪的、对称的树木与死水池子，欣赏草木丛生、富有自然气息的园林景象。他说，花园（gardens）应该是“人类精神底最大的补养品，若没有它则房舍宫邸都不过是粗糙的人造品，与自然无关”^[17]。这种充盈自然审美意蕴的花园应该由三部分组成，“一进园门的地方是一片草地；靠近出口的地方是草莽或荒地；花园底主要部分则在中间；此外两旁还有人走的道路”^[18]。培根没有彻底否定园林的理性化、秩序化，但强调要在传统的风景化园林基础上增加自然美的意趣。

通过对比中国艺术特点来倡导感性审美，变革古典理想化审美模式，显然成了近代英国乃至欧洲的思想潮流。17世纪英国爵士威廉·坦普尔在《论埃皮克鲁园林》一文中表达了这种见解：“我们的建筑和园林之美主要靠一定的比例，对称和统一，我们的园中树木都互相陪衬，排列得整整齐齐，行间距离相同。中国人瞧不上这种办法，他们说，一个会数到一百的孩子就能把树一排排种得很直，一棵连一棵，要什么距离就什么距离。而他们最用心的地方，在于把园林布置得极美极动人，但一般却看不出各部分是怎样糅合到一起的。”^[19]18世纪英国散文家艾迪生有类似的评价，并且明确批评英国园林总是看到人工雕琢的痕迹，不懂得“顺其天然，反而喜欢尽可能地违背自然”，不像中国人“所遵循的艺术隐而不露”，让园林仿佛自然天成一般，却又“无限地引人入胜”^[20]。

尊重感性与自然的审美思潮促成了经验快感理论的建立。这是近代西方受中国影响而产生的重要文化成果。艾迪生通过对中国艺术的欣赏、对英国艺术的批评，阐述了想象快感理论。他所说的想象快感代表视觉的快感，源于“外在事物的实际观察”，产生于“伟大、非凡，或美丽的事物的景色”^[21]。而艺术作品和自然景物都适宜于培养想象的快感，只是艺术作品远不如自然景色能提供更有深度的美感享受，因为“虽然艺术作品有时也像自然景色一样美丽或新奇，但是它们毕竟不能有那种浩瀚渺茫的雄伟气象，足以赋予观者的心灵这么深浓的乐趣。艺术作品可能像自然景色一样优美雅致，可是永不能在构思上表现出如此庄严壮丽的境界。自然的漫不经心的粗豪笔触，比诸艺术的精工细镂和雕琢痕迹，具有更加豪放而熟练的技巧”^[22]。同时，自然景色还能提供更有广度的视觉享受，因为即便是最富丽堂皇的宫殿或庭园之美都是局限于一隅之地，终究不能满足想象快感的需要，而“在自然的广漠原野上，我们的视觉可以仰观俯瞰而无所拘束，可以饱吸无限风光而莫可限量”^[23]。

艾迪生对自然美的深度与广度的肯定，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到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象要显得美，“不仅本体各部分的排列要适当，而且要有一定的、不是得之于偶然的体积”^[24]。若体积太大，不可一览而尽，就不会产生美感。对艾迪生与亚里士多德在广阔对象有无美感问题上的理论分歧，康德做了巧妙的融合，即把艾迪生所说的“无限风光”的自然美看成是人的崇高感引发的快感，而符合亚里士多德的体积范畴的对象引起的快感则视为“美感判断”。看来，理解康德审美理论的形成及其特点，艾迪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许可以说，康德对优美感与崇高感的区分，是为了妥善解决由中国艺术带给欧洲的美学难题，从而间接地受到了中国艺术的影响。当然，康德对基于体积（广度）造成视觉经验上的想象快感差别的理论划分，带有调和理性审美和感性审美之间的矛盾的折中立场。而这种立场未必得到英国思想家们的赞同，因为先于康德的英国思想家们更关注经验观察、感性审美的合法地位与作用。洛克就认为，人的“一切观念都是由感觉或反省来的”，甚至“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人“因为能观察所知觉到的外面的可感物，能观察所知觉、所反省到的内面的心理活动，所以我们底理解才能得到思想底一切材料”。^[25]洛克的思想对英国建立经验主义美学起到了重大作用，是从哲学根本上为“感性审美”提供了理论支撑。从中也可以看出，近代英国比欧洲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加深刻地接受或回应了中国艺术的影响。

当然，西方经验主义审美新思潮不只是受到中国艺术的刺激而引发，也有一部分源自到访中国的画家被中国景象的自然审美意趣所感染，变革了审美眼光，能从日常物什中直接观察、感受美之所在。威廉·亚历山大访华期间被许多东西感染着情绪，唤醒了新的审美趣味。他发现每到重要的日子如清明节，孝顺的中国子女都要带着花、水果、纸钱和其他合适的东西，给已逝的父母或先祖扫墓，“有的坟墓式样很好看，坟前有桥和各式各样的碑”^[26]。中国人日常生活环境中随处可见的艺术气息，可能给威廉·亚历山大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以至于中国人平时（在葬礼仪式期间另当别论）不大注意的“坟墓”，也被他从造型与装饰艺术角度悉心观察，多次描画，且反复评述，不吝文字说明，对坟墓、棺材、墓碑以及丧葬所用旗幡、衣饰特点，均作了具体描画与介绍。这难以用欧洲传统的理想化“审美趣味”加以解释，它表明画家的审美观念因为中国文化现象而拓展了。他会批评中国的许多社会现象，诸如官员、士兵的服饰、举止、习性，也会揭露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中国造船事业的落后，诸如此类，但他还是禁不住夸奖中国文化与艺术，比如有些船只的“造型也还颇具品味”^[27]，而且“在中国有很多类型的桥，其中有很多是三孔桥，有不少看上去很轻也很别致，也有一些极简单”^[28]，另外，“中国年轻女子有着很好的品位，会想象出用各种翎毛、花、珠子及其他材料做头饰，而且外袍上也常常会刺绣花纹”^[29]。对纯朴、自然的中国文化景象的欣赏并不完全符合西方传统的理性审美标准，而是新生的审美观念与异域中国文化景象在威廉·亚历山大身上实现了文化的审美联结，具有融会中西文化特征的艺术意味和价值，也是西方审美新思潮的有机成分。

总之，受中国艺术的影响，近代欧洲在园林、绘画、审美方式上出现了全新变化，产生了近代西方审美观念的重大变革，冲击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审美模式，为洞开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大门奠定了思想文化的根基。这见证了西方文化现代化的特殊路径，也见证了中国艺术及其自然审美趣味在文化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意义。

【注释】

[1]本文曾以“中国传统艺术对西方文化现代化的影响——以近代英国为例”为题发表在《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录入本书时加写了第一段文字，其余文字略有修订。

[2]John Douglas Porteou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deas，Politics and Planning，London：Routledge，1996，p.51.

[3]John Douglas Porteous，Environmental Aesthetics：Ideas，Politics and Planning，London：Routledge，1996，p.52.

[4]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5]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6]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7]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8][德]基德—海尔格·弗格尔：《中国宝塔在近代欧洲花园设计中的应用》，牟春译，刘成纪校，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9][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7页。

[10]雷礼锡、李会君：《西方传统艺术理想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页。

[11]（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13页。(www.xing528.com)

[12]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13][英]安德鲁·威尔顿：《英国水彩画（1750—1850）》，李正中、姚暨荣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4][英]安德鲁·威尔顿：《英国水彩画（1750—1850）》，李正中、姚暨荣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5][英]安德鲁·威尔顿：《英国水彩画（1750—1850）》，李正中、姚暨荣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16]参见刘潞、[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一书的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7][英]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5页。

[18][英]弗·培根：《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8页。

[19]转引自周珏良：《数百年来的中英文化交流》，参见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页。

[20][英]艾迪生：《想象的快感》，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章安琪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21][英]艾迪生：《想象的快感》，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章安琪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22][英]艾迪生：《想象的快感》，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章安琪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3][英]艾迪生：《想象的快感》，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2卷），章安琪编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25][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上），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8页。

[26]刘潞、[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27]刘潞、[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28]刘潞、[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29]刘潞、[英]吴芳思：《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