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欧洲在中国艺术影响下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另一种重要路径是绘画。它向中国艺术学习自然情趣的表现特征，冲破了古典主义绘画的理想化模式。
欧洲古典主义绘画的理想化模式，源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主张艺术应该遵循理想的模仿，即模仿“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9]，尤其倡导理想化的模仿。理想化模仿“具有形而上学特色，指一种倾向于善良、德性的观念付之于艺术创造行为的处理方式，追求艺术上的尽善尽美”[10]。这种理想化模仿观念在中世纪受到了基督教信仰文化的进一步浸润。以《圣经》为代表，传统基督教重视以“美的艺术”来“启示（显现）”上帝精神，要求艺术表现“人神合一”。这奠定了西方古典绘画的精神基础，导致人与自然事物的自然性不受画家的重视。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古典主义绘画有卓越成就，达·芬奇是重要代表之一。他毕生追求完美化的艺术理想，以形而上的理想化的艺术精神对待艺术创作，在人物上致力于用完美的形象展现其精神实质，在人体上致力于汇聚众多优美的身体特征以呈现人体美，在自然事物上致力于以“胜过自然”的绘画手法（如色彩透视、线透视）来描绘其完美的形式。同时代的画家不太重视精心描绘自然要素，达·芬奇却为了完美描绘自然事物而辛勤钻研植物、矿物、地质等自然科学领域内的问题，以求绘画将人性本身的光辉与神圣般的福气相结合，而不是让完美的人物流落在漫不经心的自然境遇中。达·芬奇的绘画增强了对自然的审美描绘，但依然隶属于古典艺术及其完美理想。
伴随近代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国艺术在帮助西方园林摆脱古典主义风格的同时，也促成西方古典绘画借助园林设计图培育自然主义新画风。园林设计图是为园林建造而绘制的方案图、效果图，有其特殊的绘画审美价值。而近代英国的园林设计图透出了中国山水艺术的自然意趣。中国山水艺术的自然意趣在山水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中有很好的表述，即“山水，质有而灵趣”，引人“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藂，独应无人之野”，达到“万趣融其神思”的畅怀境界。[11]这要求山水艺术努力表现质朴、淡静、幽远的自然意象和情趣。在学习、借鉴中国园林艺术过程中，英国园林风景图画间接地吸收了中国山水艺术的自然意象与情趣特征。如钱伯斯的丘园图稿就在空间上加大了开阔性，林木增加了疏密对比，虽无中国画特有的山水审美境界，毕竟透出中国画的阔远、空透意味，与西方古典绘画的写实完美特征有明显区别。18世纪的凡布娄府邸园林版画借助拱桥、水泊等中国山水艺术元素，努力模仿中国艺术的自然气韵，虽有些简单肤浅，但与欧洲传统绘画的严谨、肃穆形式相比，更多了自然的生动和淡远的情趣。陈志华认为，在近代欧洲特别是英国，“从不承认自然的美，到喜爱它；从完全不在绘画里表现自然，到用它作为主要题材，这反映着人们审美意识的重要变化、人同自然的关系的重要变化”[12]。
受中国影响而形成近代西方绘画的自然主义新气象，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水彩画风变革，并以英国最为典型。这种水彩画新风格突出了类似中国画意趣的浪漫抒情手法，画面的自然情趣大增。英国17世纪出现的早期水彩画作品多为墨笔淡彩或钢笔淡彩，就是先用毛笔或钢笔、铅笔勾描形体，再辅以淡彩（如淡蓝、淡褐），画种的独特面貌不是很强。到18世纪，水彩画法在英国获得重大发展，其重要代表人物是保罗·桑德比（Pau1 Sandby，1730—1809）。保罗·桑德比长期在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担任美术教师，从事军事地形图的绘制工作。他结合教学需要研究水彩颜料的制造和绘制技巧，提高了水彩颜色的表现力，并借助水彩、水粉表现阳光与空气的特殊效果，使花园、城堡等题材的水彩画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被称作“英国水彩画之父”。他的代表作《阳台上的温莎城堡》凸显了阳光与空气效果，既有古典油画的写实风格，更有诗意温情的浪漫趣味。这种画风不同于西方传统油画，却贴近中国画的意趣。
比保罗·桑德比早100多年的德国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也画过水彩画，如《大草坪》。不过，丢勒的水彩画沿袭了传统油画的构图与技法，写实性非常强。而保罗·桑德比出于军事制图目的，再加上英国人对建筑居室及其风景画的需求日益增加，需要使用更为快捷、灵活的描画方法。保罗·桑德比的作品《温莎大公园里的牧牛女》没有格外地强调写实手法，而是“笔法自由、无拘无束”，“多用不透明色”[13]，画中的人物、树干、树叶、地面等都非常类似中国画常见的写意画法，更具抒情性，包含了更多耐人品味的风景韵味。这幅画显然吻合保罗·桑德比水彩画“倾向于自然洒脱”[14]的优雅风格。在具体的绘制中，保罗·桑德比“喜欢用石墨或白垩打轮廓，然后在需要强调或产生阴影的地方涂上灰色，便可画出纯正的单色画。作画时，他在适当的地方涂上颜色，空出他想表现白色的部分”，“然后点缀一下细节，或者用笔墨勾勒一下轮廓，画就完成了”[15]。其中类似中国画的留白手法，能够在水彩画中产生强烈的亮度，仿佛有光线从纸面射出来，进而突出光线感。但与中国画留白以达到“虚实”、“有无”相生的精神境界有所不同。而且，相比中国画，保罗·桑德比的画面有更强烈的空间透视感。(www.xing528.com)
近代英国画家还通过热情描绘中国式景象而增添了绘画的自然情趣，更大程度地变革了欧洲绘画的理想美传统。18世纪末期，军事地图绘制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跟随马戛尔尼代表团出访中国，描绘了一大批反映中国建筑、风景的作品，包括水彩画与素描稿。[16]这些作品虽然产生于英国政治与商业扩张背景下，却不乏艺术性。首先，威廉·亚历山大画过许多类型的妇女、儿童题材的素描或写生，如日常生活场景像、半身像（分正面、侧面像）、头像、手势、腿部细节、服饰细节（如纸扇、烟斗、头饰、发式）、立姿、蹲姿、行走姿态等。这些描画方式应该与军事政治需要没有必然联系，表明威廉·亚历山大访问中国期间秉持了特有的审美兴趣、艺术眼光。其次，在园林、建筑、雕塑题材方面，威廉·亚历山大表现出明显的艺术热情与表达欲望。如备受英国造园家、建筑师关注和推崇的中国塔、风景园林，频繁、重复地出现在他的画笔下。还有一些普通房屋（不是古典建筑类型）、石碑、牌坊也作为独立表现对象出现在威廉·亚历山大的画笔下。另外，他还画有不少戏曲演出场面或背景的素描或水彩画，是后人认识和理解清代戏曲艺术面貌的重要历史与艺术文献。
与西方传统绘画的完美主义风格相比，威廉·亚历山大的作品有强烈的自然情趣。其画笔下的中国景象较多自然纯朴的气息，不似西方传统绘画的精典与美化。他笔下的中国人物形象也较多日常生活习性，多原生性而少理想化，多真实自然而少美化修饰。在画面构图与形象描画上，那些看似简单的素描或水彩笔触，既体现了西方绘画所强调的焦点透视方法，保持了强烈的写实性，也有类似于中国画移步换景的散点透视方法的应用，传递出中国画常见的天真意趣。
需要注意的是，威廉·亚历山大与保罗·桑德比二人都是军事制图员出身，都精于水彩之道。威廉·亚历山大可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保罗·桑德比画风的影响或启发。不过，在威廉·亚历山大那里，具有优雅、简洁、抒情的水彩画法，经由中国物事、中国艺术现象的培育，变成了更加灵活自由、更富有自然审美意趣的表达方式。不管威廉·亚历山大是否有意为之，不管他是否主观自觉地学习中国，也不管其中是否掺杂了政治、军事、商业上的因素，但其画作本身表明，他比保罗·桑德比的水彩抒情画法更具中国画的自然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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