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结：中国艺术与近代西方园林革新

文化现代化总是要诉诸艺术的积极参与和持久的浸润。近代欧洲园林就是深受中国艺术的影响而推进西方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中国艺术立足于儒道思想基础，倡导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创造，形成了以山水画、山水诗、山水园林、山水城市为代表的山水艺术体系。这也培育了中国艺术追求人与自然彼此相融的自然审美观，而非自然为人而存在的风景审美意识。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艺术立足于基督教神学基础，相对轻视自然审美与自然美的创造，以至于“自然”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长期缺乏独立自主的审美地位与价值。约翰·道格拉斯·波蒂厄斯在《环境美学》一书中追溯中世纪“环境”概念时说：“伴随公元4世纪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西方环境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人不再被视为自然中不可分离的”，而“是自然的主宰”，“其次，自然丧失了人的敬畏，人得以自由地利用自然而不用担心遭到惩罚”^[2]。人要与自然分离，成为自然的主宰，要求源于自然的人必须洗净自身的“自然性”，提升人的纯粹“精神性”，也表明“自然性”的自然事物只有接受精神洗礼或审美加工之后才能成为服务人世的环境要素。如此一来，人类便“丧失了作为自然进程的一部分的任何感觉，也丧失了任何‘环境谦卑’感”，“地球不过是一个通往天堂或地狱的等候室或通道”^[3]。这意味着，自然事物的自然性在人类生活、审美创造面前被遮蔽了，自然之美也不是以其自然特性存在于世，而是因人的需要存在于世。受此影响，西方传统文化并不看好自然或山水题材艺术。虽然中世纪欧洲园林包含自然山水要素，但其中自然事物的自然性受制于“美的艺术”准则，只有接受人的理性加以美化之后，才能成为符合既定文化规范与秩序的人工景观。这种园林景观体现的是西方古典艺术美，而不是自然美。随着中国园林文化在十七八世纪传入欧洲，西方古典园林风格出现了重大变革，而其开拓者首推英国。

英国园林最初也是遵循西方古典园林风格的。意大利作为基督教传统文化的中心，创造了西方古典园林模式的典范。这种园林追求自然事物的风景化，使之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成为“美的艺术”，其中蕴含了理性的逻辑秩序，亦即对神圣精神法则的信仰。这种园林通常由人工性较强的花园（garden）与自然性较强的林园（park）两个部分组成，花园紧挨别墅（主要建筑物），中轴线对称布局。由于别墅多建在山坡上，花园多为若干层级的台地构筑。16世纪的英国沿用了意大利式的古典园林模式，其中的花园多为人工花圃、草地，修剪整齐，多呈几何图案形式，布局构图力求与相邻建筑物匹配；而林园多为自然风景，有天然的茂密树林。当然，英国园林在遵循匀称、规范等古典形式美特征之外，也因地理形势平坦而较少意大利别墅花园那样的多层台地式特点。

然而，随着中国园林文化传入欧洲，英国古典园林模式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长期的中西文化交往进程中实现的。早在16世纪，英国就希望找到通往中国的贸易通道。16世纪末期，英国为建立中英贸易关系多次派人远航中国，均未能到达中国。17世纪初，英国派遣的使臣到达中国，但未能建立官方关系，而非官方的接触自此开始，并有中国人到达英国，开始了中英之间的贸易。18世纪末期，英国又派出庞大的马戛尔尼使团出访中国以图建立官方贸易关系，最终依然无功而返。但随团画家带回了有关中国景象与园林特点的许多画稿，这些画稿增强了中国文化对英国的现实吸引力。与此同时，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交往也为给英国输入中国园林文化提供了重要契机。18世纪初叶，法国绝对君权衰落，古典主义思想遭到动摇，加上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增加，法国兴起“中国热”，迅速影响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中国热”期间，中国园林艺术被法国传教士介绍到法国和更广泛的欧洲，英国也颇受影响。陈志华评述说，英国由于18世纪兴起工业革命，毛纺业又是工业革命的领头产业，草地牧场的审美价值受到重视，因而古典主义园林风格被抛弃，中国式园林风格受到推崇、借鉴，形成了“自然风致园”、“如画式园林”，法国人称作“中国式园林”、“英中式园林”。^[4](www.xing528.com)

18世纪遗留下来的凡布娄府邸园林版画反映了当时英国自然风致园的基本面貌。其中透出自然甚至原始气息的草木与水泊，飞架水面上的中国式圆拱桥，显示了中国园林对英国的影响。不过，凡布娄府邸园林中开阔、敞亮的空间视野在强化园林“自然”特性的同时，却难以传达中国园林特有的曲径通幽、变化无穷的妙境。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曾在中国从事绘画工作，参与绘制圆明园四十景，他在寄回法国的信件里详细描述圆明园，盛赞圆明园变化丰富、层次多样，是“真正的人间天堂”，其园林设计原则不是严谨“对称和比例的规则”，而是“天然朴野”，最终形成“自然作成”、“令人心醉神迷的乡野风光”^[5]。王致诚寄回法国的信件以及圆明园四十景图画，对欧洲园林产生了震动。英国人也从中认识到，在中国园林面前，“自然风致园”太单调，没有任何山重水复、古木枯石的意趣。

18世纪中期后，英国人进一步调整园林设计观念，有意识地学习到过中国的欧洲画家所描绘的中国园林图景，从中借鉴中国园林方法来创造各式各样的景，服务于各式各样的理智与情感享受的目的，让园林增添中国式的自然意趣，形成“如画式园林”。苏格兰建筑师、造园师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曾经深入研究中国园林布局原则，认识到中国园林讲究遵循自然与巧施人工相结合，而不是原始、荒野的自然面貌。钱伯斯归纳了中国园林景观的三大构成特点，即“爽朗可喜之景、怪骇惊怖之景和奇变诡谲之景”^[6]。这些特点在1810年的英国赫弗德园林建造中有所应用。钱伯斯还认识到，中国园林绝不只是观赏性的景观，它还“创造了适合于各种活动的环境，如宴饮、阅读、睡眠、沉思等”^[7]。看来，钱伯斯看出了中国传统园林隐藏的自然审美意蕴，其中不仅包含了对自然事物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与审美表现，而且包含了对人本身的世俗自然生存特质的尊重与审美表达，而不是刻意追求人工化的景观效果。为了有意识地应用中国园林的自然审美原则，钱伯斯还在设计伦敦丘园时直接套用中国式园林建筑要素，如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蓝本而设计的丘园中国塔，便是丘园内重要的标志景观。德国当代学者弗格尔（Gerd-Helge Vogel）评价说，中国园林中的佛塔建筑既“是基于美学的旨意”，促成“自然与精神的交感互生更为活泼”，也“是基于宇宙哲学的构想”，实现“澄怀观照，神与物游，融于宇宙”^[8]。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近代园林设计广泛借用中国式园林布局特点，套用中国式亭、阁、榭、桥、塔、假山之类的建筑物来点缀、装扮园林，可以看成是借鉴中国传统园林的自然意蕴来谋求西方园林自然化的具体方式。这为追求人工化景观美的西方古典园林乃至追求“艺术审美中心主义”的西方古典审美理想植入了“自然”的基因，既促成近代西方挑战传统艺术理想，也促成近代西方发展一种有别于传统理性思辨的自然主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