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及今,信仰总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存在于习俗、神话、祭祀、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而对中国传统艺术与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中国学者早有研究和认识。宗白华认为艺术是一种技术,但它是介于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东西,在理智上是对宇宙的了解方式,在情感上则是对宇宙的信仰方式,因而古代器皿在技术、艺术、宗教、政治、经济实用上往往是不可分的。[4]陶思炎认为,传统民间艺术形式之一的“纸马自唐代在中国出现以来,伴随着宗教民俗而广为流布,成为各地民间信仰活动中最常见的俗信物品”,它是“集宗教、艺术、民俗于一体”的民俗艺术,有深厚的“信仰背景”,是“信仰表达的载体,其应用属宗教民俗现象”[5]。吴祖鲲认为传统年画就是一种民间信仰的承载方式,值得保护和发掘。[6]
基于艺术与信仰的关系视野来理解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内在品质,学术界也有研究。如陶文鹏认为,意境是王维山水诗的灵魂,其《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诗云“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就以蝉声、水声等音响素材表现秋暮久雨新晴的典型特征,体现了诗人处理自然音响素材的高超艺术功力,而且诗中声音、形象与色彩具有和谐的情调,展现了久雨乍晴之后山水情景交融的意境。陶文鹏分析认为,王维山水诗的意境表现力与其崇奉南宗禅理紧密相关,意在将山水林泉当作求得净心、悟解禅理的精神乐园。[7]王国璎在《中国山水诗研究》中专章探讨“长生”(或“永生”)信念与魏晋时代山水诗发展的关系,认为对永生的信念引发了咏仙诗,进而引发了咏山水之诗,最终诞生了“山水诗”。[8]在笔者看来,传统的山水信仰文化是形成山水城市重要的精神基础,如汉代建立的长安、襄阳二城就是“阴阳合和境界的化身,蕴含有归宿天地大道的精神祈愿”[9]。
然而,从信仰维度解读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的基本特质,还有若干问题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
一是充分理解传统信仰在山水艺术发展史上占有的精神文化地位与作用。中国古代山水园林的兴起与发展,同古人认识自然、信仰山水的思想观念紧密相关。陈望衡在《环境美学》一书中谈到中西园林的哲学基础时,认为欧洲园林受哲学思想影响较为明显,而中国园林更加自觉地强调居住性,有意打破园林的文化符号程式。[10]这一评价可能忽略了传统信仰在中国古代园林设计中的核心地位与价值。明末园艺家计成主张园林“先乎取景,妙在朝南”[11],实现“寻幽”[12]的精神功能,其中的“南”、“幽”并非单纯的地理方位或园艺设计概念,而是蕴含着深刻的信仰,通向园林的精神归宿价值,类似《圣经》所描述的伊甸园指向“天国”,也类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追寻的“理想国”。正是深蕴其中的精神信仰,对理想家园的梦想与祈盼,让人们对自然山水产生了强烈的精神信念与情感依赖,锻造了中国传统山水园林模式及其美学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信仰是解读传统山水园林特点的逻辑前提,而居住性则是园林艺术服务世俗生存需要而必然形成的结果。(www.xing528.com)
二是深入研究信仰维度在中国传统山水艺术发展史上所起的实际作用。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鼻祖宗炳深受佛家与道家思想的熏陶。陈传席一方面承认宗炳“是道地的隐士,又是虔诚的佛教徒”,相信“佛国最伟”,另一方面却认为左右宗炳思想与行动的只是老庄道家思想。[13]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却不能用佛教信仰指引自己的思想或行动,这种评论在逻辑上令人质疑。至于道家思想如何体现在宗炳的山水绘画美学中,陈传席引用《画山水序》中的基本概念“灵”、“理”,直接断言二者都和老庄所讲之“道”是一回事,未作更深入的解析,难免留下“强说其辞”的印象。
三是努力从现代环境艺术美学角度揭示传统山水艺术的内涵、性质及其价值。传统山水艺术堪称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重要内容。芬兰学者索尼娅·塞尔俄玛曾经从中国的山之自然美、中国山水诗中的山地抒情、内心情感的隐喻、阴阳观念的象征、宗教精神的包藏等方面,阐明“中国是一个山与诗的国度”,堪称“诗山之国”。[14]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认为中国自然山水风景具有“日本所没有,就是在世界上也无可伦比的特色”,而“谈论中国风景之美,同时也是谈论中国的民族精神之美”,并且,如果想要描画这样的山水,实在非用水墨不可。[15]苏立文认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真正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有节奏的韵律,那是中国画的基础”,它通过灵活运转创造出来的线条来表现“流动的生命”[16]。但是,如何突破传统艺术美学视野,从现代环境艺术美学角度进一步审视传统山水艺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信仰精神及其现代价值,充分理解传统山水艺术蕴含的和谐生存理想与环境信仰,还有待借鉴信仰维度的方法论,结合环境艺术美学方法论加以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