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文化之智慧结晶：襄阳城

以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林为主要内容，中国形成了上千年的山水艺术传统。它不仅形成了诗意的山水精神，也形成了诗意的山水城市。襄阳城就是山水文化传统的智慧结晶。

襄阳城始建于西汉初年（汉高帝六年，即公元前201年）。当时崇信阴阳，讲究风水，城市选址要求能够聚气积阳，也就是城市地理要求有山、有水。如汉代长安城南据秦岭龙首山（今陕西龙首塬），北临渭水；襄阳城南据荆山，北临汉江。这两个城市都是由河流与山脉环抱而成的地方，当然就是聚气积阳的风水宝地。因此，汉代襄阳与长安一样，都不是普通的地理方位名称，而是阴阳合和境界（哲理）的化身，蕴含归宿天地大道的精神祈愿。长安寓意长治久安，襄阳寓意“背阴向阳”、通达“阴阳合和”的天地之道^[4]。

襄阳城空间布局也蕴含深刻的阴阳风水观。与通常的城市格局一样，襄阳城划分有东、南、西、北城门。但有两个特殊现象值得注意。第一，襄阳城北面、东面各设置两个城门，而西南两面却各设一门。东面设置两个城门与明代汉江南岸北移而扩建襄阳城东北角城池有关。至于北面设置两个城门，而西面、南面各设一个城门，则与聚气积阳的风水意识有关。襄阳城背山面水，为保障聚气积阳，面水的城门绝不能少于、小于背山的城门。这是古代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另外，汉江与荆山围合，虽有利于聚气积阳，却在大的空间上导致有合无开、有塞无通，这与周易强调开合之变^[5]完全相反。在面水方向多开城门，可以弥补阴阳风水缺陷，形成有合有开、虽塞而通的局面。第二，襄阳城北面城门的大小设置不合常规，即，襄阳城正北门并未设置在城市格局中常见的正北方（即今襄阳城北街的北端），而是设置在正北方的偏东位置。为什么？明清以后襄阳城的政治管理机构一直位居荆州街。按古代城市建筑的风水原则和礼仪制度，城市的中心管理机构应该位居正南正北中轴线，并尽量处在背山面水的位置上。但是，汉江流经襄阳城略向西北上升，与东西向的荆山山脉形成一个小夹角，这导致襄阳城南北中轴线存在东西错位的现象，即襄阳城上半部分的南北中轴线在荆州街，而下半部分的南北中轴线在南街。为达到阴阳合和、不失礼仪，襄阳城内与南街一体的南北轴线北端城门称作“临汉门”，俗称“小北门”；而偏离这一轴线的东边北门按通行的礼仪体制称作“拱宸门”，俗称“大北门”。大小北门的特殊区分，蕴含了上达阴阳、下通人伦的天人和谐境界。(www.xing528.com)

中国古人对阴阳、风水的看法及其在襄阳城设计中的具体应用，绝非所谓迷信或愚昧的体现。它的确充满诗意、浪漫的想象，是山水智慧与城市文化的体现。中国的文学艺术讴歌襄阳山水、揭示山水城市精神，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囊括了山水文学、山水绘画、山水园林等领域。在文学领域，先秦屈原、宋玉的楚辞，唐代孟浩然、王维的山水诗，曾对襄阳山水有诗意、浪漫的描述。尤其是王维的《汉江临眺》，豪情歌吟“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是讴歌襄阳山水最经典的诗篇。在绘画领域，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热爱襄阳，体山悟水，开创了诗意的人文写意山水画，旨在使用水墨点染画法，表现清淡、悠深的山水韵味。其独特的画风被后世誉为“米氏云山”。在园林建造领域，东汉初年的襄阳侯习郁在襄阳城南凤凰山麓引山泉水筑池养鱼，成为第一座襄阳私家园林即习家池。习家池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汉江），是秦汉时期“一水三山”园林模式^[6]的典型体现，也是中国保存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私家园林。而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山和唐代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也是景色优美、情趣深厚的人文山水园林。尤其鹿门山景区，登临望江亭，天高地阔、气象恢弘，襄阳山水尽收眼底，山光水色浑然一体，足以体验王维感慨“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时的心境。所有这些为树立襄阳城的山水意境特色奠定了扎实的条件，催生了特有的襄阳意境。所谓襄阳意境，就是以襄阳城为核心，以汉江和荆山山脉为自然基础，在长期历史文化进程中积淀而成的山水文化与城市精神的结晶。它以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为基础，将在场与不在场的城市山水文化凝聚于此在的襄阳城空间环境，创造了鲜明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山水城市环境美学对象。

可以说，理解了襄阳，就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山水城市文化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