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山水与山水园林精神的建构

襄阳山水地处汉江中游，因其优美的自然山水风光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得以成为中国古典山水园林发展的重要地区。如著名的私家山水园林习家池、自然山水园林隆中产生于东汉，汉江北岸的鹿门山在唐代已经成为影响很大的山水田园之所，元代濒临汉江而兴建的米公祠也是重要的园林景观。总体上看，襄阳山水园林美学精神突出、特色鲜明，如整体性、自然性、田园性、隐逸性，是中国传统山水园林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一，整体性。襄阳山水园林的整体性、体系性，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山水环境有关。它们集中于汉江中游的襄阳城附近，以汉江和荆山山脉为环境基础，形成了彼此联系、相互依托的园林体系。在这里，各个园林都存在与其他园林或景观共生、共荣的生态特征。如习家池是汉代建成的私家山水园林，又名高阳池，位于襄阳城南约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北望汉江，是东汉襄阳侯习郁仿范蠡养鱼之法建造，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习家池中圆台上建有重檐二层六角亭，俗称“湖心亭”。其四周绕以雕花石栏，凭栏可赏池鱼湖水、山林风光。习郁的后裔、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曾经隐居于此，读史诵经，撰写《汉晋春秋》。唐代李白诗云“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堕泪碑是岘山上重要的名胜之一，为纪念东晋襄阳太守羊祜而立。李白此诗见证了习家池与岘山合为一体的景观生态特点。而鹿门山堪称诗化的自然山水园林。它位于汉江北岸，原名苏岭山，与同是文化名山的岘山隔江相望，与鱼梁洲、岘山、习家池、汉江一起具有共生共荣的生态园林美学特征。

第二，自然性。中国园林史所记述的园林通常蕴含强烈的人工形式美，如皇家园林的奢华建筑与精工细作，人文园林的文心巧意，看似自然天成，实为不露痕迹的人工处置。而襄阳山水园林却极富自然质地，与那些依赖强烈的人工方式建造而成的各种园林有着决然不同的人文气息。其一，襄阳山水园林大多凭依自然山水条件直接建成，没有过多人工的假山池沼来点缀、修饰。鹿门山景区坐落在汉江由西向东折向南流的“S”形区域，北靠大洪山余脉，南望汉江，四周环抱有狮子山、香炉山、霸王山、李家山，五座山相依相连、彼此辉映、偎依汉江，如仙女下凡。在天光水色之间，或云蒸霞蔚、气象万千，或清风爽朗、如沐仙风，或烟云暮霭、忽隐忽现。其间有众多田家农舍，农业耕地环绕在整个鹿门山周边地区，呈现出天然的田园山水风光。习家池则秉承秦汉山水园林“三山一池”的基本体制，在空间布局上呈现为“三山一水”的格局，即北望汉江，而岘山三面环绕。由于自然山水条件优越，自然植被十分丰富，成为襄阳山水园林的天然构成要素，也具有四季常青的环境特色。其二，与之相关，襄阳山水园林的景观主体是生态自然，不是人工景观。在襄阳山水园林体系中，人们可能看不到太多经典、卓越的建筑物及其装饰品，也看不到很多优秀的人工装饰物品或景观艺术，但是，人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感受自身与自然山水的亲和力。在这里，景观似乎无处存在，而山水无处不在；园林似有似无，而园林感随时呈现。如果有人要体验人工园林的奢华、精巧，那在襄阳的山水园林中是很难找到的。如果要体验自然的山水园林，那么在襄阳的山水园林中可以说是随手可得。诚如阿诺德·伯林特所说：“从一片废墟或一朵小雏菊身上体现出的诗意，能让感知变得更深刻。当我们凝望远处山巅或一泻而下的瀑布时，也许会被天地的灵性和崇高深深迷醉。”^[15]这种自然性的环境参与审美模式及其体验的实现，恐怕在襄阳比在北京、苏州更加方便。北京皇家园林空间开阔，建筑体量庞大、装饰繁复，帝王之气十足；苏州园林匠心独运，景随人行、人在景中，意境幽深，人文气息浓厚。然而，它们在较多地赋予园林景观人工内涵、主观精神的同时，不免削弱了园林应有的自然品味，在引导观赏者融入景观的同时，也在更大环境范围中分隔了人与自身实际所处的现实环境，让人体会到园林内外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天地或世界。(www.xing528.com)

第三，田园性。没有农业，没有田园风情，就没有中国的诗性文化。襄阳山水园林一直呈现着优美的田园风光，而不是“城市”景象。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诗云：“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万山就在襄阳城西1公里外，属于城市景观。但孟浩然的诗显然呈现了一幅日常田园生活景象。襄阳山水因其田园生活品格而富有诗意，而眼前的“城市”（襄阳城）并没有成为日常生活景象的主角。襄阳山水园林的田园性在经济功能上也直接地体现出来。汉代诸葛亮隐居隆中山林之中，自己就耕田种地，过着自给自足的农家田园生活。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云：“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以朴实无华的语言、清新隽永的意境描述了农家恬静闲适的生活情景，呈现了当时汉江山水田园场景与农业生活方式。今天的襄阳城及其周边园林仍然保持着农业田园面貌。在这里，山与水，城市与乡村，形成自然的交接与过渡。让农村贴近城市理想，让城市贴近乡村诗意，这种田园性的环境美学精神应该成为当今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美学目标。

第四，隐逸性。襄阳山水园林以鹿门山、习家池、隆中景区为最。这些园林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隐逸情怀。鹿门山是历代贤能如庞统、孟浩然、皮日休等人的隐居地，习家池是习郁效仿范蠡养鱼归隐之地，其后裔习凿齿又在此隐居著书，隆中是诸葛亮隐居躬耕之地。何以如此？庄子认为“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庄子·在宥》）。在他眼里，“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都是“无为而已”，天性偏好“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庄子·刻意》）。魏晋时期，庄子的隐逸哲学受到极力推崇，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这导致魏晋时期召唤隐士进入山林的“招隐”、“游仙”风气大盛，如左思《招隐》诗二首之一云：“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此诗明确表示“山水有清音”，是隐士归隐山林的精神取向和美学依据。那么，能够体现山水清音的山水园林存于何处？襄阳又是否具备？唐代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诗云：“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意思是说，汉江（襄阳）山水的灵气凝聚成为一种特殊的气象，构成了孟浩然特有的诗风与魅力。这肯定了襄阳山水风光的灵秀特质。襄阳山水的清淡品质也得到了文人骚客的肯定。孟浩然《登望楚山最高顶》诗云“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就呈现了清淡的山水环境面貌。岑参《饯王岑判官赴襄阳道》诗云“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清”，直接表明了襄阳山水的清新淡雅格调以及诗人对此种山水面貌的喜爱之情。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也曾这样描写隆中风景：“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看来，灵秀、清淡的确体现了襄阳山水风光的美学特征，切合了文人骚客们精神内敛的需要，当然就培育了山水园林的隐逸情怀，成为传统山水园林精神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