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山水与传统山水诗精神的建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山水情结

对自然山水的诗意叙事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尽管《诗经》中的山水表达蕴含很强的道德意味，但是，它与《楚辞》一样包含了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山水叙述方式，二者都是后世山水诗的重要渊源。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山水叙述，不乏诗意、浪漫的精神气质，与长江中游、汉江流域自然山水风光有密切联系。而《诗经·汉广》描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同样蕴含了浪漫的山水情调。文献记载表明，所谓“汉有游女”指的就是发生在汉江中游万山一带的故事，后来又从中演化出了“汉江女神”，并广泛流传于后来的文学、绘画领域。万山在今天的襄阳城西边，是汉代乐府诗、唐诗经常出现的“老龙堤”、“大堤”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汉江中游的襄阳山水早已在先秦山水诗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它催生了自然山水与浪漫爱情合而为一的审美精神。

襄阳山水对传统山水诗精神的建构作用，最突出的案例在盛唐，是培育盛唐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王维，因为文学史通常认为王维的山水诗以清淡为主，但是，受到襄阳山水影响的王维山水诗《汉江临眺》不属于清淡风格，而是别具一格：“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诗中的襄阳山水既有内在的精神空阔特点，也有外在的形式高远特征；与此同时，襄阳山水风光能够让人自由地融入其中，陶醉其间，是人格化、心灵化的审美对象。从王维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建构意义来说，正是襄阳山水，让王维这样一个偏重清淡诗风的山水诗人，吟诵出豪迈、开阔的另类诗情，成为盛唐精神的核心文化代表之一，而不仅仅只是唐代文学多元精神的一个代表、一种类型。

襄阳山水对盛唐著名诗人孟浩然的重大影响更是突出。孟浩然是襄阳人，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经常出游襄阳山水之间，往往即景会心，对襄阳山水的抒发感受真切，创造了既有心灵淡静也有人生追求的田园山水诗情。他从岘山看鱼梁洲，感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与诸子登岘山》），其中对襄阳山水的描画蕴含清远意境。《秋登万山寄张五》一诗：“北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平沙渡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其中襄阳山水景色被他信手拈来，化作表达诗人此时此刻心境的诗意符号，自然贴切，没有刻意矫饰，同样意境清远。《夜归鹿门歌》：“山寺钟鸣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完全是一幅诗意清淡幽远的图画，让人在看似喧闹的人世生活环境里不知不觉地走入内在的心灵与精神境地，将常人可能看不入眼的襄阳山水赋予感官清丽的质感、内蕴深沉的诗意，令人神往，淡静诗风也由此生成。(www.xing528.com)

襄阳山水对李白的山水诗情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白写有《襄阳曲》四首：“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鞮。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之一）“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之二）“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之三）“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之四）都是描写襄阳山水风光的重要诗篇，尤其《襄阳曲》之四所言“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不仅充分体现了李白的人格精神特质，而且他与王维一样将襄阳山水定格在心“醉”神迷之态。由此可以理解，在唐代山水艺术精神的建构中，襄阳山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已经成了心游山水、心居山水的理想形态，是承载“林泉之志”^[2]的重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