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活方式与诗性文化的山水情结

诗性文化或诗性智慧是中外学者探讨古代人类智慧与文化发展特点时普遍使用的术语。维柯认为诗性智慧代表了人类起源阶段的智慧，表现为“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得出的玄学”。^[2]李建中在探讨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品质时，认为诗性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诗性就是诗歌的特性，广义的诗性就是指与逻辑性相对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而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语言方式的文学性与抒情性，作为思维方式的直觉性与整体性，作为生存方式的诗意性与个性化。^[3]中西诗性文化与诗性智慧特点显然存在差异，而其差异形成的根基在哪里？从中国文化史的根源上说，中国诗性文化与诗性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农村、就在于农业生活方式。

《诗经》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渊源，它从文化发展史角度规定了古代文化的诗性特征与农业生活方式密不可分。《诗经》开篇的《周南》收录11首诗，反映黄河以南、汉江流域的社会生活面貌，主要代表汉江文化。这些诗涉及王室生活、军旅生活，从中看不到城市生活的影子，而农业田园生活方式却在《关雎》、《葛覃》、《卷耳》、《苤苢》、《汉广》等诗篇中清晰呈现。难道是当时的中国没有城市？当然不是。先秦时期的汉江中游已经出现重要的城镇“北津戍”，是楚国重要的军事重镇，是汉代襄阳城的前身。为什么城市或城镇没有成为《诗经·周南》广泛的歌咏对象？因为它主要传递的是百姓文化，具有审美意味的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自然成了主要的歌咏对象。而这种田园风情便进一步地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人文生存理想和审美精神的载体。后来的文学艺术充分弘扬了《诗经》的诗意人生理想。

东晋诗人陶渊明自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在他的眼里，农业地区的山水田园风光焕发着无限的诗意。“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如此生动的农村风光，尽显自给自足的纯净生活气息，也是让诗人能够在特殊场景下安心归隐田园的现实环境基础。对农业生产与生活环境的独特审美期待，可以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得到更充分的见证：“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传递了陶渊明的田园生活理想：那里有怡人的自然山水，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田园，却没有世俗的烦扰与矛盾。

唐代著名山水诗人孟浩然笔下的襄阳山水风光也颇多诗意的农业田园气息。“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中的农业场景看似平静、清淡，却蕴藏了悠长的山水生活的诗意，就浸透在绿树、青山、田家、桑麻中。今天的襄阳城仍然是一座风景秀美的田园山水城市。在这里，山与水、城市与乡村，形成自然的交接与过渡。这是通过农业田园生活方式培植诗性文化的现实物质基础。(www.xing528.com)

古代山水画的发展也昭示了中国人对田园风光的热爱与审美追求。唐代山水画家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大多描画自然山水的绮丽风光，旨在突出山水景观可行、可观、可望的审美价值。而传为王维所画的《辋川图》、《雪溪图》却表现了日常起居生活中的具体环境场景。这意味着水墨山水画与人的日常生活更为贴近。而宋代著名山水画家马远的《踏歌图》直接展现了充满喜悦和满足的农业生存场景、农人生活面貌。宋代山水画家郭熙主张山水画创作“必取可居可游之品”^[4]，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共通的农业田园生活方式的理论总结与美学阐释。

可以说，没有农业，就没有中国的诗性文化。在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我们不能盲目推进“城市化”或“城镇化”，必须充分考虑农业发展的根本地位。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接续诗性文化的传统，解救城市现代化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