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把城市的街道、公园、广场、车站、机场、公共大厅、景观雕塑等元素看成公共艺术的基本内容。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些公共元素的价值绝不只是因为它们构成了相对独立的公共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共同依赖、共同构成一个综合性的公共艺术与文化平台，即城市本身。城市内部的各种公共艺术元素，要与整个城市环境融为一体，在整个城市空间格局中实现其审美文化价值，才能成长为适合城市文化特质的公共艺术单元。要美化城市环境，建设城市家园，需要把城市看成艺术，创造整体性的城市意象及其艺术气质。那么，把城市当作艺术加以建设和创造的逻辑前提在哪里？这就是城市本身的自然环境及其文化传统。
中国先秦已经产生独特的山水城市美学观念，即依据自然环境，建造山水城市，承载风水自然观念，通达天地之道、人伦之德。这一城市美学传统不同于国外。国外的古代城市设计均优先考虑临近自然山水环境，如伊斯兰宗教城市、古希腊城邦、文艺复兴时期商业城市、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城市，大多依山傍水，有利于城市的日常生活、交通运输、军事防御等基本需要。然而，国外的城市很少将自然山水环境当作城市的精神依托或审美内核。17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化虽然重视用人工化的方式处理自然景象，借以建造花园风景，用于装饰建筑和城市环境，但基本上忽视自然环境或自然景象的精神意义与审美价值。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讲授美学课程时仍然轻视自然美。在阿拉伯国家，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哈里发国家走上了武力征服与扩张的道路，其城市既是军事营地，也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和文化中心，表明阿拉伯城市的历史文化基础是宗教以及为宗教服务的军事力量，自然山水并未成为城市文化的精神基础。
而在中国的石器时代，临水、依山已经成为城市设计的基本原则，如考古发现汉江流域的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天门石家河古城址、荆门马家垸古城址，一概凭依自然河道，同时或傍依自然山麓或在城外人工建造土台。在夏商时期，临水已经成为中国南北各地兴建城市的普遍条件，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偃师商城、河南安阳殷墟等城市建筑布局都占据了有利位置，如地势高敞、一面或两面临水等，也有的修筑城壕构成封闭的城市防御体系。[2]春秋战国时期，汉江流域的城市设计明显遵循了临水、近山原则，如楚国军事重镇北津戍、宜城楚皇城遗址，都是凭依汉江、背靠荆山山脉。早期的城市设计临水近山，便于日常取水、种植、狩猎、运输等，也便于防御外来力量的攻击，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结果。
如果认为先秦城市设计遵循临水近山原则只是因为山与水能够为人们的日常生存需要提供基础保障，那显然是一种偏见。在先秦，将部落或民族国家的存亡兴衰与山川地理形势紧密相连的观念已经流行。《山海经·大荒北经》曾经这样描述：“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在这里，自然山水要素既是黄帝、蚩尤相互争战的场景，也是彰显神力、实力的标志。谁掌握了山水，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逐得战法焉。”[3]这表明，黄帝时代相信特定的自然山水就是包藏特殊而神秘力量的场所，是部落民族得以强大的支撑。当然，对山川形象的神化，不能看成单纯的宗教迷信或神秘信念，它实际上体现了先秦时期对自然山川承载天地大道的认同。庄周曾经反复引述黄帝事迹，对自然山水颇多审美化、哲理化的描述。《庄子·天地》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这里借赤水、昆仑言说神州大地、江山一统。《庄子·徐无鬼》详细记述了黄帝前往具茨山请教天下之事的经历，以山水寓指天下大治良策的奥秘所在，表明天地之道存乎“山水”之间，只有游乎山水之间，才能懂得天下之道。
从哲学上将城市设计与山川地理形势连接起来，进而同天道自然、国家安定联系起来，形成特有的山水城市观念，在先秦也已形成。《管子》曾经从山川地势角度出发讨论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4]这里明确将治国以德、五谷丰收、桑麻六畜兴旺、民心归顺等保障国家安定繁荣的基本条件与山川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管子》还说，治国必依其法，而“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如“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5]。根据这样的思想，管仲及其学派看重城市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功能，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6]。而开辟地土、繁荣经济的实质内容便是山水资源充分合理的应用。因此，构筑山水城市已经不限于单纯的物质利益需求，而是对某种天地与人伦世界秩序的信赖与表达。(www.xing528.com)
秦汉时期，构筑山水城市被当作是传承天地与人伦世界秩序的基本模式。张衡的《西京赋》在谈到长安城的规划设计时说“览秦制，跨周法”。所谓“周法”，据《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记载，周代王城的形制与规模是“方九里”，即南北、东西各九里，同时城市建筑格局为“前朝后寝”。所谓“秦制”，依据咸阳城可见一斑，其形制依山面水，因应天象，建筑布局上遵循周制“前朝后寝”的特点。西汉长安城按“斗形”设计，依山面水，空间设计体现聚气积阳、阴阳合和的特点。整个城市规模浩大，宫室扩充，以显声威。宫室之间交错布局，各自独立，以利防御，对“周法”、“秦制”均有革新。作为西汉时期典型的山水城市，长安城南据秦岭龙首山（今陕西龙首塬），北临渭水；襄阳城南据荆山，北临汉江。二者在城址设置、城池规模、建筑规制、城门组合、道路布局方面均适应上通天道、下合人伦的设计准则，是山水城市精神的体现。
非常明显，基于人文生存方式的自觉选择，山水城市具有鲜明的公共文化个性。这种公共文化个性扎根于独特的山水范畴。山水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培育出来的，包含若干彼此联结的性质与内涵，一是智慧山水。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把山水逍遥之游当作领悟天地大美、天地大道的基本方式。南朝宋时期山水画家宗炳认为“山水以形媚道”（《画山水序》），艺术能够借以“澄怀味象”，由此确立了山水是“道”之本真体现的思想基础。二是仁德山水。中国古典美学经常以山水为喻体表达政治、道德、文化理想，如水之清浊、山之善恶。三是景观山水。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山水范畴通常也指称山石、草木、流水、云雾等自然事物构成的山水风景。不同时代的山水风景意识会有所变化，导致山水诗、山水画中的山水题材与山水意象发生变迁，出现了山水诗与田园山水诗的区分、山水画南北宗的区分。四是人生山水。中国古典美学常常以人的日常生存为视界来描述山水环境。唐代山水画大多描绘可观可望的崇山峻岭，宋代力主描绘可行可游的人居山水。而山水诗既有对远离尘世的“桃花源”式山水环境的憧憬，也有对贴近日常生活的田园式山水环境的向往，体现了人生与山水之间的现实价值关系。五是自然山水。中国古典美学也以山水范畴表达尊重自然生命的生态价值观，既承认人的生命价值，也承认其他自然事物的生命价值，如山水园林注重呈现自然的生气、人与自然的相互融通。可见，山水是一个独特的审美文化范畴，既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nature），也不同于西方美学中的“风景”（landscape），当然也不等于自然现象中的山山水水（mountains and waters）。山水概念汇集道德信念、人生理想、宇宙真理于一体，意味着以身体经验去感受、通达人与自然的融通即天人合一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山水城市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的空间环境构筑。
20世纪90年代之后，山水城市概念得到理论上的进一步阐明。1990年7月31日，钱学森在给吴良镛的信中谈到，能否把中国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和山水画融合起来，创造山水城市概念，用于建造山水城市式的居民区。[7]这封信对山水城市概念提供了两条简短的信息，一是作为人居城市，二是作为与中国山水诗词、山水园林、山水绘画对等的文化城市。此后，钱学森在不少书信中谈到山水城市环境设计要与中国园林紧密结合。在1992年3月14日的一封信中，钱学森认为，中国可以发扬传统园林文化优势，把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成一座园林，高楼可以建得错落有致，高层建筑可以用树木点缀，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山水城市。[8]在1992年10月2日的一封信中，钱学森谈到他曾经向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建议，要发扬中国园林建筑，特别是古代皇帝的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即“山水城市”，“人造的山水”。[9]1996年9月29日，钱学森在给鲍世行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一个设想，可以把21世纪的中国城市划分成四级模式，即：一般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园林城市、山水城市，认为山水城市能够为中国实现“消灭贫困，人民进入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作出贡献，应该把山水城市当作21世纪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文化目标，让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城市变成山水城市。[10]可见，钱学森所倡导的山水城市，既是一个城市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学概念，目的既是指引中国城市环境设计，也是确立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文化坐标。而山水城市的文化内涵与环境设计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意味着山水城市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及其环境融于一体的审美形式，是山水艺术的特殊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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