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意境的环境基础：山水情结

城市环境建设能否实现城市意境，创造诗意之城，其核心问题在于能否实现“以山水为体，以文化为魂”的城市环境美学精神，达到城市之“境”与城市之“意”的结合，即优美的自然山水环境与独特的地域山水文化的有机结合。

首先，优美的自然山水风光是诗意之城的物质环境基础。

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与美学一直看重自然山水风光，并且推崇自然山水的优美品质。盛唐田园山水诗人们所关注的田园山水景色绝大多数是优美的山水风光，充满无限诗意。如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就描写了襄阳城东边的鹿门山田园风光，诗情流溢。王维的著名山水诗篇《汉江临眺》，实质上是从襄阳城地理与精神视角出发获得的汉江山水体验，同样也是诗情满怀，优雅与豪情兼具。即使是人工园林环境，美学家们也推崇优美品质。陈望衡在《环境美学》中谈到园林美问题时，就将“清雅”、“韵味”看作园林美的首要特征，而清雅、韵味就体现了环境的优美特征。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自然山水及其优美品质是诗意之城的环境构成的首要内容，是城市自然山水环境诗意美的现实基础。

那么，优美的城市自然山水在环境形式上究竟有哪些具体特质，并因此而传递诗意之美？其一，城市自然山水要在总体上体现出灵秀特质。早在晋宋之际，中国山水画的开创人之一宗炳就对江汉流域自然山水风光的环境特征给予了高度概括和称赞。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嵩华之秀，玄牝之灵，皆可得之于一图矣。”^[10]这里的嵩华、玄牡泛指自然山水，其秀、其灵则是自然山水的环境美特点，其中“秀”体现自然山水的外在形式美，“灵”体现自然山水的内在意蕴美，可以通向天地之“道”。而灵秀山水的典型代表在哪里？宗炳说：“余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11]可见宗炳眼里的灵秀山水首推江汉流域的自然山水，而江汉流域地区的城市自然更容易成为城市意境的典型代表。其二，城市自然山水中的山与水要均衡分布，彼此交错而不紊乱。诗意山水是自然之山与水的融合，既不能山多而水少，也不能水多而山少。尤其不能有山而无水，或者有水而无山，因为山无水则失灵性，水无山则失秀逸，也就失去了山水诗意的物质基础。其三，城市自然山水之间的植被构成能够充分体现青山绿水的风貌。植被丰富才能青山常在，水质清澈才能绿水长流。其四，城市自然山水之间的空间视野开阔，有丰富、深远的空间审美舞台。诗意山水并不在乎山高水深，尤其要避免遮天蔽日式的崇山峻岭。

要理解城市山水的灵秀特征，必须充分考虑城市规模问题。这意味着城市规模不能太大，城市山水体量不能过大。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自然物的美取决于它的体积和顺序（排列关系），太小了不美，太大了也不美。^[12]康德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见解，认为宏大的东西给人以崇高感，产生震惊或崇拜，但谈不上优美。^[13]如襄阳城的体量与结构就比较适宜，城的周长在宋代为6公里左右，在明代增加到7.3公里，现存城墙周长也不超过8公里。它北临汉江，东望鱼梁，南眺岘首，西接荆山，另有宽阔的护城河围绕东南西三面城墙。襄阳城四周距山离水均在5公里范围内，城市与山水相互交融，彼此辉映，构成了整一的山水景观体系，如襄阳护城河、汉江大堤、岘山、习家池、羊祜山、真武山、隆中山、鱼梁洲、鹿门山、万山等，自古就是声名显赫的自然山水景观，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故事与艺术佳作。再加上汉江水质清澈，周边山峰大多数百米高，山不高而灵性，水至清则秀丽。在这里，人们走进城市就是走进了山水，走进山水也就是走进了城市。它既没有因为城市规模庞大而干扰城市山水审美价值与城市功能施展，也没有因为城市规模过小而淹没于纯朴的乡野田园状态。(www.xing528.com)

其次，地域化的山水审美传统是诗意之城的文化环境条件。

城市意境十分看重城市的文化之魂。那城市的文化之魂是什么？它与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有什么关系？这是理解诗意之城的环境构成特点的关键问题。

一般来说，城市就是文化的产物，每个城市都有其文化构成或文化内涵。既然如此，有城市，有山水，不就有了城市意境？但是，环境美学视野内的城市意境显然不是城市山水与城市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强调城市文化与城市山水环境的有机融合。真正的诗意之城是立足于城市山水环境形成自身特有的山水文化体系，既不是把北方的城市文化简单地安放到南方的城市山水环境中，也不是把西方的城市文化简单地安放到中国的城市背景中。襄阳城就是自然山水与文化山水彼此结合的诗意之城。早在先秦，《诗经》就为襄阳城奠定了神秘而浪漫的文化根基。《诗经·汉广》写道：“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这是汉水女神传说的文化渊源。据说当时有一个名叫郑交甫的官员南行到达楚国，在万山江边看到美丽的女子，便以目光挑逗。女子解下玉佩相赠，郑交甫满心喜悦。但没有走出多远，郑交甫发现玉佩了无踪影，美丽的女子也消失不见。^[14]故事发生在优美的汉江山水场景中，充满了神秘、诗意，山水得以成为浪漫爱情的重要语义符号。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天下分裂，最终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襄阳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三国争战的焦点。王粲就是这个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并旅居襄阳15年（公元193—208年）之久。其文学作品受时代的影响，不免诗情“深沉”、“悲壮”^[15]。他的《七哀诗》之二就这样写道：“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岗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故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霑衣衿。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此诗描写山川落日、飞鸟归林，而诗人滞留外乡，平添几多忧思、愁绪。诗中的汉江城市山水充满伤感、悲情的色彩。唐代是中国文学艺术大放异彩的历史时期，也是清淡与豪迈相结合的汉江城市山水精神得以光芒四射的时期。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这样描写襄阳城东边的鹿门山田园风光：“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中的田家、绿树、青山、场圃、桑麻、菊花，形象化地呈现了襄阳城山水的田园牧歌风情，蕴含了清新、淡静的环境意味。王维《汉江临眺》诗云：“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里描述的汉江山水风光实质上属于襄阳城，是从城市视角出发获得的城市山水体验。诗中所描写的山水风光，乃是天地开阔、山水辽远，天地山水难分彼此，山光水色相互交融。其意境幽深，耐人寻味，既不失幽淡之意，也不失豪迈之气。可以看出，襄阳城的文学艺术发展有着强烈的个性特色，这就是紧紧围绕城市山水环境描画山水，歌咏性情，形成了与城市自然山水环境和谐一体的地域山水文化传统。因此，理解城市意境，离不开城市的自然山水环境，离不开歌咏城市的山水文化传统。城市意境表明城市环境中的自然山水与文化山水的结合为一，是诠释中国传统山水城市美学精神的重要对象。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诗意之城的环境构成十分重视城市文化与城市山水景观的环境融合，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要求。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与发展一直蕴含有强烈的山水意识。这种城市山水意识并不是单纯的山水审美需要，而是通过山水审美需要指向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家园意识、归宿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追求家国一体，导致家屋、官府、皇宫的功能与环境构成惊人相似。官府是放大的家屋，皇宫是放大的官府，城市则是放大的官府、皇宫，是官民一体、家国一体的环境体系。城市所蕴含的“家园感”、“归宿感”，在精神层面保证城市内各个环境区域之间的功能配合、精神呼应。这种精神与功能的配合依靠什么来实现？当然离不开阴阳风水观念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实际应用。阴阳风水观实际上是有关自然与山水的哲学形态，它在山水城市的空间布局上往往有着深刻而具体的表现。如汉代的襄阳城、长安城都非常讲究背山面水，以便聚气积阳。如果背山面水的具体方位是南面背山、北面向水，则构成极阴之地，这时候就可以通过北面的城门多于或大于南面背山的城门来实现阴阳平衡，让城市格局体现上达阴阳、下通人伦的天人和谐境界。深厚的家园意识与鲜明的阴阳风水观彼此结合，促使古代城市山水环境成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精神依托，成为山水文化传统底蕴深厚的具体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