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情结：理想与现实的城市环境

人类对自然美的态度首先体现在栖居环境的考量上，包括对自然条件的功能与精神需求的考虑。作为人口聚居地的城市就是考察人类自然美意识及其应用特点的首选渠道。

早在石器时代，自然山水环境就成了中国城市设计的普遍选择，如汉江流域的枣阳雕龙碑文化遗址、天门石家河古城址、荆门马家垸古城址，一概濒临自然河道，同时或傍依自然山麓或在城外人工建造土台。到了夏商时期，临水已经成为中国南北各地兴建城市的基本条件，如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南偃师商城、河南安阳殷墟，它们的建筑布局都占据有利位置，地势高敞，一面或两面临水，也有的修筑城壕构成封闭的城市防御体系。^[4]春秋战国时期，汉江流域的城市设计明显遵循临水、近山原则，如楚国军事重镇北津戍、宜城楚皇城遗址，都是濒临汉江、背靠荆山山脉。

为了方便日常生活、交通、运输、防御等，古代城市大多邻近自然山水环境。这是人类的共识，如古希腊罗马城市与中世纪欧洲城市大多依山傍水。不过，西方古代文化并未将自然山水当作城市环境的精神基础。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曾经谈到城市选址的问题，主张城市选址优先考虑适合人的健康，也就是说，城市要建在合适的高度，无雾无霜，不热不冷；还要依据海风、阳光的方向布置建筑物，防止直接伤害身体，或间接通过仓库食物变质来伤害身体。^[5]维特鲁威看到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意义，但他是从物质的、健康的需要，而不是从精神的、审美的需求来考虑。至中世纪，根据约翰·道格拉斯·波蒂厄斯的评述，“伴随公元4世纪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西方环境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人不再被视为自然中不可分离的”，而“是自然的主宰”，“其次，自然丧失了人的敬畏，人得以自由地利用自然而不用担心遭到惩罚”。^[6]由于人“丧失了任何‘环境谦卑’感”，“地球不过是一个通往天堂或地狱的等候室或通道”^[7]。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山水不可能成为中世纪欧洲城市环境的美学内核。

实际上，自然山水要成为城市环境的理想要素，进而创造具有安居与乐居品质、富有伦理与审美价值的城市环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这首先源于早期的山水信念。黄帝时代已经将部落或民族兴旺之道寄托于山水。《山海经·大荒北经》曾经描述：“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在这里，自然山水既是黄帝、蚩尤相互争战的场景，也是神力与实力的体现。《太平御览》卷一五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为？’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逐得战法焉。”^[8]这表明，黄帝时代相信自然山水就是包藏神秘力量的场所，谁掌握了山水，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www.xing528.com)

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将“神化山水”演化成“智慧山水”，使得自然山水既是天地之道的载体，也是自由审美的对象。管子学派曾经结合山川地理特点讨论国家如何长治久安，主张“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管子·牧民》）。管子学派还看重城市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功能，认为“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管子·权修》）。这表明自然环境不仅保障人类的物质需要，而且保障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秩序的伦理需要。儒家代表孔子强调以道德虔诚之心面对山水环境之美，认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明确将山水审美与人的德性、智识联系在一起。道家代表庄子明确将山水信仰与山水审美相结合。他反复引述黄帝事迹，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庄子·天地》），借赤水、昆仑言说神州大地、江山一统，既有精神信念，也有审美意味。《庄子·徐无鬼》记述黄帝前往具茨山请教天下之事的经历，以山水寓指天下大治良策的奥秘所在，表明天地之道存乎“山水”之间，只有游乎山水之间，才能快乐而理性地掌握治理天下之道。

秦汉以后，自然山水进一步成为城市环境伦理与诗意栖居的基础。首先，自然山水环境承载了城市自然与社会伦理系统。张衡《西京赋》肯定汉代长安城是“览秦制，跨周法”。“周法”代表礼制，强调尊卑、等级关系在城市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如《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中记载周代王城形制与规模是“方九里”，建筑格局是“前朝后寝”。“秦制”是在周礼基础上融入阴阳风水观念，即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结合，旨在保障礼仪规范，实现国运长久，如咸阳城依山面水、因应天象，建筑布局遵循“前朝后寝”特点。西汉继承“周法”、“秦制”，并有所创新，如长安城按“斗形”设计，依山面水，空间环境格局体现聚气积阳、阴阳合和的特点，整个城市规模浩大，宫室扩充，以显帝王声威；同时，宫室之间交错布局，各自独立，以利防御。于是，长安城成了上通天道、下合人伦的环境系统。其次，自然山水构成了城市日常审美场所与对象。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描写了襄阳城东鹿门山一带“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山水田园景象，《秋登万山寄张五》描写了襄阳城西万山一带“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的自然风光。王维的《汉江临眺》描述了襄阳一带“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山水美景。李白的《襄阳曲四首》对襄阳山水既有景观白描，如“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也有性情抒发，如“江城回渌水，花月使人迷”、“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这类作品培育了城市的人文意蕴，形成了自然山水与人文山水相统一的城市意境，承载了独特的山水栖居理想与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