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水艺术与山水境界的思想传统在于儒、道、佛各家思想的融会。但在秦代，实施焚书坑儒，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出专制霸权作风，缺乏开放的思想与文化胸怀，不可能从极度世俗功利的法家思想中诱发出山水审美情怀，反而有可能强化人们思想情感上的恐惧意识，导致扼杀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以如同真人大小的秦始皇兵马俑群雕像为参照，虽然这些雕像极具艺术的魅力与价值，但整个雕像群的精神主调不是艺术性的，而是绝对的权力与威严的象征，即使是现代观众观赏秦始皇兵马俑，也容易首先体验到权力与威严的精神意味，而不是艺术审美之心。当然，就单个兵马俑的艺术手法来欣赏，其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也是不能低估的，只不过，这并不能代表整个秦始皇兵马俑的精神气质。由此可以理解，具有高度发展水平的秦代雕刻技术主要服务于政治权力与社会秩序，而不是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也难说可以用于提升人们的自由审美意识。
秦亡汉立以后，不同思想与文化的融会开始流行起来。汉代开始儒、道思想与阴阳学说的融会，人们的山水意识得以重新焕发。魏晋山水审美观念中较多佛、道出世思想。唐代山水审美观念则分属两个体系，一是以儒家建功立业为思想宗旨的山水艺术，属于咏物抒怀、历史纪实类型，二是以佛家出世思想为基础形成的山水艺术，讲究精神超俗的审美意境。这二者在唐代都有重要影响与成就。而宋代山水审美观念在文人山水艺术的推动下则融合了儒、道、佛（禅宗）的思想基础，将山水审美观念中的入世与出世结合起来，如欧阳修、苏轼、郭熙等人的山水艺术美学就是标志。当然，宋代山水艺术美学能够融会儒、道、佛各家思想，也是以历史为前提的。若没有汉唐时期的思想孕育，宋代要完成这种思想融会而建立山水艺术美学，也是困难的事情。汉代的《淮南子》堪称思想大融会进程中较早的代表作。
《淮南子》将道家、阴阳、墨家、法家和儒家思想糅合在一起，但基本思想倾向属于道家即出世思想。全书开篇就讨论“道”的本质问题，认为“道”是“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东西，它“包裹天地，禀授无形”。[2]其宇宙本体论思想就是以先秦道家为基础加以改造而形成的，认为天地未形成以前，整个宇宙浑然一体，是为“一”[3]，或称“太昭”[4]（太一）。“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5]。因此，“道”实际上就是“虚廓”之道，是“一”之道。“道曰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先秦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淮南子·修务训》批评了消极的无为论，指出历史上公认的“先圣”都是积极有为的，如神农氏教导人们播种五谷，还发明医药以救治人们的病痛；尧舜禹汤等圣人也都积极主动地从事社会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兴利除害，屡建奇功，因此，无为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因势利导。这就对道家思想做了更加明确而积极的阐释，也更加适合社会实际需要。
《淮南子》也继承并发挥了先秦儒家学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讲究仁者爱人。《淮南子》对此充分肯定，认为“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还说：“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谓智。遍爱群生而不爱人类，不可谓仁。仁者，爱其类也；智者，不可惑也。”[7]《淮南子》也承袭儒家思想，主张以民为本，如《氾论训》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主术训》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因此，《淮南子》主张仁义治国。(www.xing528.com)
《淮南子》也借鉴了法家思想，如《氾论训》中说：“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又说：“法与时变，礼与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
至于《淮南子》中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印记也是非常浓厚的。如《本经训》中说“阴阳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终始虚满，转于无原”，这表明阴阳既与自然万物生成有关，也与天地宇宙和谐秩序有关。
总之，《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基础，整合阴阳、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于一体，为后世形成山水境界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当然，《淮南子》对先秦各家学说的继承与发挥，基本上属于资料“整合”而非内容上的有机融合，类似于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各家思想予以重新编排加工。但是，它能够开放思想而容纳各不相同的思想主张，这种思想境界已经非常了不起，也是后世融合古今中外各家思想流派的重要范例。唯此，中国美学史上的审美境界、山水意境才得以生成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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