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山水意象无论有哪些构成类型，都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力求把对人的描写同对山水的描写有机协调，形成切合诗歌主旨的表达形式。《诗经》首篇《关雎》一诗，通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的反复吟诵，强烈地彰显了田园牧歌般的山水场景，也强烈地展现了“淑女”勤劳、美丽的特征。在这里，田园山水既是相对独立的审美单元，也是能够充分衬托人物形象特质的背景元素，还是促成全诗构成诗画般情景的内在机制。它作为整个《诗经》的开篇，从《诗经》山水意象美学角度看，无疑为整个《诗经》奠定了特殊的审美文化气质，也成为中国山水审美文化的根基所在。
首先，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而不是刻意突出自然山水的意象地位与审美价值。这一点，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有人在谈论中国传统山水艺术美学价值时，偏重讴歌自然山水的艺术形式，轻视以讴歌人及其社会生活为主调的山水背景元素。这种误区可能是导致《诗经》研究界长期忽视《诗经》山水美学资源的重要思想根源。实际上，《诗经》把山水自然放在“人”的活动场景中加以描写，有其特殊的时代性与文化内涵，这就是彰显“人”及其价值。对《诗经》这类先秦文学作品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人’是主角了”，人“已经大写着立在那里”[9]。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主调，既然要用于表明它与旧的神灵信仰精神之间的界限，就不可能在放开神灵的同时，紧紧抓住纯粹的自然山水要素，否则就会导致先秦文学艺术的畸形，更导致《诗经》精神的畸形。即使是《诗经》道德山水意象，它也能够旁证《诗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山水意识，而不是热衷纯粹的自然山水审美。这才是《诗经》的精神体现，才是中国传统山水审美境界的内核所在。
其次，它表达了《诗经》文化对待自然山水的人文价值取向，即宋代山水美学极力倡导的“可居”、“可游”的山水情景，而不是单纯“可行”、“可望”的山水景观。山水作为人类日常生活化的审美资源，突出体现在“田园山水”观念，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山水”。在这种观念下，《诗经》山水意象（如前所述）或传递古代中国人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意志与成就，或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心愿与现实状态，或呈现人在优美自然场景中诗意生存的状态。而《关雎》这类诗中的自然山水便成了人们乐居乐活的自然山水场景。这对后世山水美学追求有重要的启发和导向作用。宋代著名山水画家、山水美学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极力推崇以“林泉之心”观赏山水之美，提倡山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的艺术创作与审美模式，正好从思想与理论层面纠正了此前过于偏离人的日常生活审美模式的山水意识，也见证了宋代山水审美模式与《诗经》的内在统一性。而从这样的视角重审《关雎》与《诗经》其他诗歌中的山水意象元素，当然就更加突出了《诗经》田园山水意象深刻的审美文化价值。
【注释】
[1]本文曾以“《诗经》山水意象及其审美文化价值”为题发表于范明华主编的《美学与艺术学研究》第2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录入本书时，文字有所改动。
[2]（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53页。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0页。(www.xing528.com)
[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2页。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6]陈望衡：《中国美学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7]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8]（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参见潘运告《中国历代画论选》（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9]王培元、廖群：《中国文学精神：先秦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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