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如同其他行业一样欣欣向荣，并涌现许多新的力作，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这要归功于延安时期奠定的合唱基础：一是大量优秀作品的涌现，二是创作、演绎人才的培养，三是与之发展相适应的物资条件等。这时期的代表作品如罗宗贤、时乐蒙的混声合唱《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沈亚伟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周巍峙的《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些都反映现实生活并具有民间风俗特点，特别是《英雄战胜了大渡河》，其间的川江号子音调非常明显，与原始民歌生态形式也极其相似，栩栩如生地表达了当地的民风、民情，生动地刻画了解放军不畏艰难、一往无前的英雄本色。
以民族音乐素材为基础创作的合唱作品，其题材更为广泛，内容也更为丰富，旋律优美，色彩斑斓，极具民族特点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且其艺术手法多样。如麦丁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合唱作品《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镕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合唱《阿细跳月》、瞿希贤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的合唱《牧歌》、王方亮根据陕北风情创作的《信天游》《三十里铺》、李焕之的《茶山瑶》、李群的《茉莉花》、湖南歌舞团集体改编的《澧水船夫号子》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各具特点，如《牧歌》以草原、牧民为背景，强调多种色调组合、对比及声部组合等技法，创作了结构简洁且蕴含蒙古风情的合唱精品；又如《三十里铺》是在旋律保持原始民风的基础上，通过对主旋律以简单支声复调处理的手法创作了迸发出新生命的陕北情怀，使作品更具张力和感染力。
在此创作内容、风格的启发影响下，怀古题材与现代技法融合创作的多种氤氲古意的作品也相继诞生。如王震亚的《阳关三叠》、李焕之的《苏轼》等。这些作品在体现古风的同时，又嵌入了现代创作意识和当今视角的审美意蕴。(www.xing528.com)
当然，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意识形态在绝大多数的音乐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印记。如时乐蒙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李群的清唱剧《英雄库里申科》（歌颂领袖和历史的题材）、马思聪的《鸭绿江大合唱》、郑律成的《幸福的农庄》、刘炽的《祖国颂》、丁善德的《黄浦江颂》、谢功成的《长江抒情诗》、晨耕等人的《长征组歌》等，以及少部分历史、民间生活、神话传说题材的合唱，如林韵的《满江红大合唱》、张敦智的《金湖大合唱》等。还有反抗帝国霸权和声援亚非拉人民独立斗争题材的合唱，如关乃忠的《团结反帝大合唱》、孟贵彬的《前进，亚非拉美人民》、朱践耳等人的《南海风暴》、瞿希贤的《战鼓大合唱》、田丰等的《富士山》大合唱等。
1949—1979年这一时期的合唱作品，是从战争题材逐步转向以社会建设题材为主线的创作，“这样的题材决定大多数作品是以概括性的构思、以史诗性的艺术风格、以多声部形式组成的多乐章的套曲形式”[3]。这些大型合唱在内容上注重时代脉搏，在艺术性上传承了20世纪20—40年代合唱创作的经验并在民族性（音调、技法等）、群体性的特征上进一步深化，同时借鉴外来合唱创作的思维模式，如苏联时期的恢宏气势、作品使用乐队的交响性等，成功深化了民族性合唱作品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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