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音乐（1900年至今）的发展情况

这一时期是西方古典音乐求新求异的转型期，同样也包括了其他的艺术形式。从器乐到声乐，从音乐的表现主义到新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序列主义等，人们都习惯称其为现代乐派。反传统是现代乐派的旗帜，他们主张在挑战中寻找自己和方向。旧的音乐语言在新时代的音乐家手中变得支离破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创作思潮层出不穷，创作思想极具反传统意识，创作技法突破传统、求新求异，成为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往那种维系了几个世纪的艺术审美标准，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被打破。

从古典主义标榜理性为最美的原则，转移到以高度个性化为创作理念的浪漫主义，再到极端主观性和情感高度外溢的现代主义，音乐创作理念被“为艺术而艺术”的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推翻，打开了一扇通往新的音响领域之门。此外，以十二音技法进行创作的勋伯格，带来了作曲界的一场重要的革命，其致力于表现人类潜意识下的各种行为状态的创作理念，使传统音乐语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斯特拉文斯基将史前原始野蛮的生命纳入创作中，让已经听惯了优雅旋律的人们无从适应，并凭借现代科技开拓了彰显音乐思维的先锋乐派，如电子音乐、机遇音乐、具体音乐等，这些音乐更加带有刻意制作的意味。

总之，现代音乐没有稳定持久的音乐风格，也几乎没有更具权威的乐派，但不同创作倾向的共存、更替正是20世纪音乐最为独特之处。同时，20世纪音乐从一种泛人性的探索，进入一个更为真实的个人演绎，这也许就是20世纪音乐的真正的命题。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代主义音乐的演变

1.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反对浪漫派那种基于个性和情感的表现意识，而强调瞬时感官刺激的感受，表现朦胧、飘忽的意趣，追求新颖的音乐效果及色彩，故意突破传统规范，破坏传统的逻辑性。首席代表人物德彪西。德彪西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转化成朦胧、幻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内容，并将其注入音乐作品中，对旋律、和声、节奏等一概不据常理安排，凭借随意的情感和情绪，在技法上大胆尝试，手法简练，速度以中慢为主，力度比较温和，常采用相互并无功能关系的色彩性变化和弦，使用中古世纪的调式、全音阶和五声音阶，目的是显示音乐特有的色彩效果。这一流派还有拉威尔、杜卡、沃恩·威廉斯等人，但他们并不完全追随德彪西，而是各自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2.表现主义

表现主义与印象派反其道而行之，是后期浪漫派的深化，强调表现主观感情，表现自我矛盾冲突、恐惧、忧愁等比较极端的感受。表现主义音乐的特征是紧张、强烈、尖锐，节奏复杂，变速频繁突然，打破以往拍率的强弱规律，用记号来标明重音所在，使强弱对比达到极限，甚至给指挥留下一定的诠释和演绎的开放空间。将现实中的描写对象加以变形处理，音乐也不再遵循传统而采用“革命技法”。这个派别的典型代表是十二音体系，它以勋伯格为首，从后期浪漫派的“调性崩溃论”观点出发，开创无调性乐派，自成一系。除了否定调性以外，表现主义还采用极不对称的节奏和随心所欲的自由曲式等，旋律中常出现无规律的大跳，作品中使用极端的音区和大量不解决的不协和和弦，使力度、速度和音色变化异常强烈，达到尖锐、刺激、怪诞的效果；其所选择的题材也是抽象、怪异的，有时还略带病态，甚至可以嗅出弗洛伊德心理学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味道。这个流派的自我主义使他们的作品脱离了公众以往形成的审美习惯，但在音乐史上仍然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出现了未来派，首先把音乐扩展到噪音范围或是社会音响，企图反映工业化时代的特点。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现象，按十二音技法的“无调性”规律，使用微分音进行创作，如“二十四律”等。这时期最古老的弥撒曲、赞美诗、清唱剧、康塔塔等体裁都得以延续，同时也在变革，如柯达伊的《匈牙利诗篇》表现了大卫对上帝信仰的动摇，从形式上看，男高音独唱是主角，合唱以及乐队都成了最好的配角。勋伯格的康塔塔《古列之歌》和《一个华沙的殉难者》（朗诵、男声合唱与乐队）的极不协和的音响将二战的“法西斯主义”批判得淋漓尽致。还有韦伯恩的《第一康塔塔》《第二康塔塔》，其标题形式也表达了一种求新的意韵。此外，勋伯格的《和平的地球》（无伴奏合唱）与《天梯》也都表现出“自由无调性”的强烈风格。

3.新民族乐派

20世纪民族乐派虽然也表现出一定的爱国主义感情，且有些作曲家的创作活动与本民族在政治或文化上力求摆脱外来的统治和支配联系在一起。但是，总的来说，他们不如19世纪民族乐派作曲家们那样具有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重视从本民族的历史、人民生活、传说和文学著作中选取题材，强调内容的民族性。他们对民间音乐特征的新发现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巴托克的清唱剧《大卫王》、普罗科菲耶夫的康塔塔《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柯达伊的《小弥撒》，以及埃尔加等人的作品，都充分利用本民族音乐的特色，承袭浪漫派的传统，借鉴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技法来进行创作。这段时期的苏联音乐独树一帜，俄罗斯民族乐派得到继承和发展，如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等人的很多作品，手法现代。此外，苏联的合唱作品及合唱活动也十分繁多。

20世纪民族乐派的作曲家在处理民间音乐素材的原则和方法上，由于有了更可靠的记录方法（录音机），对民间音乐的科学研究大为深入，将作品处理得更接近于民间音乐的原生态，甚至有意识地发掘民间音乐中实际存在的所谓“不规则性”。巴托克曾带着简陋的录音机到东欧农村等地广泛收集民歌，其作品突破了传统专业音乐规则和体系的各种调式、音阶、节奏，由此形成独特、新颖的和声；在传承中，也采纳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手法和技巧。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托克的音乐本身就是西方现代音乐的一个组成部分。19世纪的民族乐派是与浪漫主义音乐的结合体，20世纪的民族乐派则在音乐语言的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有的大胆探索新路，有的比较接近传统。前者如巴托克，后者如柯达伊，他们同是匈牙利民族乐派的代表人物，其创作典型地表现出这种区别。(www.xing528.com)

4.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用古典主义精神来抵制泛滥的印象派和浪漫派，追求感情和形式的平衡，力求技法完美，结构工整，避免非音乐因素的干扰，认为技巧应在感情之上，崇尚学术上的高水准，贬低标题音乐。其作品节奏鲜明，线条清晰。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斯特拉文斯基，代表性作品有康塔塔舞蹈大合唱《婚礼》，清唱剧《俄狄浦斯王》《诗篇交响曲》，都堪称20世纪合唱之经典，其“多节拍”（5/4、6/4、7/4、5/2）的表现手法显露出现代音乐的端倪。同时，还有亨德米特、“法国六人团”等其他代表人物。

5.新浪漫主义

新浪漫主义继续在浪漫派的道路上延伸，追求感情和温暖，采用丰满而带有抒情意味的和声，避免和声、节奏的复杂化，只在高潮和情绪十分激动的地方使用不协和和弦。他们的作品有着丰富的音响变化，高潮迭起，虽然不一定宏伟深刻，却动听感人，很受音乐爱好者的欢迎。他们的合唱作品也颇多。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奥尔夫，其作品清唱剧《布兰诗歌》根据中世纪游吟诗人的诗歌创作而成，至今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托赫、汉森、瓦尔顿、克莱斯顿、巴比尔等也是这时期的佼佼者，并有着重要的作品。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后现代主义音乐的演变

这一时期以后现代主义音乐风格流派来称谓，主要是为了与之前的现代主义音乐相区别。后现代主义音乐表现出超越现代主义的姿态，其合唱也自然戴上了后现代主义的帽子。这时期西方音乐发展的特征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进一步理性化，由十二音体系发展到序列音乐，除了在音高的顺序上运用数学排列组合以追求逻辑性之外，还力求在声音强度、节奏、密度、和弦等方面达到序列化，于是作曲成了数学运算，直到运用计算机和电子合成器，代表人物是梅西安、斯托克豪森、布列兹等；二是反理性的，有具体音乐、偶然音乐（凯奇创作的“无声”的《4分33秒》，是偶然音乐的极端表现）、电子音乐、点描音乐等。这些音乐有的运用录音技术中的变速、倒放、重叠等方法人为地制造各式音响组合；有的使用生活中实录的音响作为素材，在常规和非常规地使用乐器间切换，夸大随机即兴性的演奏演唱；有的用高技术发明特有的声源，如法国电子音乐等。总之，为了追求新的音色和效果，需要作曲家独辟蹊径，而这正是这类带有极强实验性的先锋派音乐的特点。

这时期，弥撒曲得到延续，如汤普森、沃尔顿、伯恩斯坦等人的《弥撒曲》；安魂曲也得以发展，如英国作曲家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在传统的拉丁文歌词中加入“一战”牺牲的诗人欧文的诗歌，使这部宗教作品被赋予了现实意义，体现了“安魂曲”这一题材的发展变化。实际上，这时期康塔塔也有一定数量的涌现。同时以往宗教圣咏中的音乐素材被吸收，现代的多调性、不协和音响、“多节拍节奏”（不规则节拍等）等运用，构成一反以往的现代创作技法。意大利作曲家诺诺的《大地与伙伴》《中断的歌》在创作上运用“音块”（以前作曲家通过乐器来完成），给人以奇特的音响效果。斯托克豪森的《瞬间》是一部典型的“符合风格音乐”作品。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耶稣基督变容》表现的是一个多元世界。潘德列斯基的作品《圣路加受难曲》是一部凸显“音质、音色、音乐”特点的清唱剧，合唱中既有传统的歌声，也有笑声、叫声、呼喊声，还有窃窃私语声，充分演绎了声响表现的极致。亨策的清唱剧《梅杜萨之筏》更是囊括了现代音乐的音响（包括一定的自然音响、社会音响）、形式和语言。

从以上作品的创作技法中不难发现，和古典作品相比，合唱的声音是一种必要的色彩而非主体，就整个作品而言，合唱是人声和多种音响混合的交响。

从合唱这个艺术种类来看，虽然有一些现代派作品问世，但其影响力还是不够。直到现在，多数作曲家还是遵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乐派的传统进行合唱曲的创作，当然也会吸收各现代流派的技法，包括融入一些先锋派的技法。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流派风格不能绝对地以时代或人物来划分，梅西安等人致力于序列音乐，也从事对立派别的试验；斯特拉文斯基一生的创作从俄罗斯民族乐派到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再到序列主义领域。这都说明了在把握西方音乐流派和风格的时候，不能僵化地看问题，尤其是现代音乐作品，更多的是各种流派相互渗透交叉的结果。

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合唱艺术更是纷繁多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绚丽。已有的和再造的各种形式、类别的作品都能够表现在世界的舞台上，多元的文化通过声音得以绽放魅力并传播。如在2020年德国斯图加特纪念巴赫逝世250周年的演出中，四位作曲家（Sofia Gubaidulina、Wolfgang、Rihm、谭盾）创作了一首受难曲，仅作曲家的组合就足以说明文化的多元性。在2000年首届“奥林匹克合唱比赛”中，不仅有多种合唱形式出现（童声合唱、青年合唱、青年男声合唱、女声合唱、女声室内合唱、混声合唱等），还有罗马格里高利旋律合唱、无限定说唱爵士合唱、福音及灵歌合唱、流行合唱、现代合唱、民间器乐伴奏合唱等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以及各民间的、宗教的、爵士的合唱形式得以展现。可以看出，合唱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复合性，文化的多元性，内涵的丰富性和存在性，使得合唱作为一种“严肃或精英艺术”的地位几乎荡然无存。合唱与流行音乐、民间音乐、宗教音乐甚至“多种唱法”的结合成为合唱艺术的新时尚，特别是在欧美等国家发展迅速，同时合唱艺术的表演成分也日益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审美。也许这种既包含以往又远离古典，打破精英与大众、世俗与宗教、城市与乡村等之间界限的“多元风格”，正是现当代合唱艺术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