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国际论坛揭示儒释道思想的现代诠释之六大新动向

张天杰

2018年8月22日至23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主办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如期召开，来自美、日、韩等国家以及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约九十位学者与会。在大会总结上，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上海儒学院院长陈来指出，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以及中哲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为依托，成功举办此次规模空前的宋明理学会议，展现出复旦大学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而就参会学者的代表性以及参会论文的高水平等来看，本次大会堪与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会议”相媲美，充分表明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积累以及几代人的学术传承，宋明理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宋明理学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思维水平，被西方学界称为“新儒学”。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的产生以及东西方哲学的对话，也往往与如何审视和判定宋明理学存在历史与理论的关联。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时代，对于儒学发展史上起到承上启下之作用的宋明理学研究加以深入拓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当代意义。下面从六个方面，来简要地概述本次会议所展现出来的宋明理学研究新动向。

宋明理学的研究历史悠久，然而就基本术语与路径而言，依然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田浩《宋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力图澄清“理学”“道学”“新儒学”以及“Neo-Confucianism”等概念，希望用更加细致、具体的方式对待儒学不同圈子或世系，并以此来增强研究的明确性，如对朱熹同时代思想家的研究，摆脱朱熹的非难与丑化，注意存在差异的同时还有相同意见。包弼德《理学与理学家》强调区分“理学”与“理学家”这两个术语，关注历史文献中的思想观念还是创造文献或观念的人，不同选择会带来不同后果。

杨国荣《理学的哲学取向》也讨论了新儒学、道学、理学三个概念，认为“新儒学”强调外在历史传承的新形态，“道学”强调内在“性与天道”问题的理论联系，而“理学”概念则更能通行。从形上层面来看“理一分殊”，研究理气、理与心性，也就是研究普遍之理与特殊之理以及当然、实然、必然、自然的关系。李存山《宋代的新儒学与理学》则辨析了广义与狭义的“新儒学”以及两者的关联，指出追溯理学先驱要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讲起，“新儒学”要“改革政令”延续儒学“内圣外王”，而“孔颜乐处”的价值取向则是儒家区别于佛、道的安身立命之地，然后才有理气心性的思想体系。

拓展宋明理学的研究，必须从全面掌握原始文献入手，近年来各类全集、丛书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学术发展。而对重要文献的深入解读，则是创新的根本所在。

本次论坛上，陈来《朱子〈太极解义〉的成书过程与文本修订》看似属于一般文献研究，其实则是以《太极解义》成书相关文献细读为基础，特别是吕祖谦《太极图义质疑》所引朱熹原文、癸巳定稿与《太极解义》定本的比较，为从文献角度重新考察道学之形成提供了某种典范。唐文明《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结合对《仁说》与《太极图说解》两篇文献的仔细梳理提出新观点，认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确切含义是《周易》八卦命名的家庭人伦秩序。太极图也可称作天地之心图，而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在工夫论层面是心统性情，宇宙论层面是心统理气。

类似的研究还有许家星《“〈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说之重思——以朱子〈四书〉与〈近思录〉的比较为中心》，从陈淳一句话的语义辨析出发，对《四书》与《近思录》关系正本清源，认为从所涉《四书》范围以及朱子当时的《四书》水平来看，《近思录》不足为阶梯，当视《论孟精义》为《四书集注》阶梯。张天杰《吕祖谦与张栻交游考述——兼谈不在场者朱熹以及“东南三贤”之由来》则从吕祖谦、张栻与朱熹的往还书札的深入解读，探讨了吕、张的严州、临安之会对吕、张、朱的学术影响以及“东南三贤”提法的由来。

经学与理学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故有多位学者进行了两者结合的研究。

《四书》与《周易》对理学而言最为重要。朱汉民《宋儒道统论与宋代士大夫主体意识》以分析宋儒的《四书》诠释为主，指出《四书》学建构的道统论回答了道统与政统、儒生与君王共治结构中该由谁来主导国家秩序的问题，这正是士大夫主体意识的表达。林乐昌《论〈中庸〉对张载理学建构的特别影响》则是《中庸》与张载理学建构的个案研究，强调《中庸》对其理学纲领的确立和理学体系的建构产生了持续、多面、深刻影响，特别是“《太和》四句”与其天论、道论、性论、心论体系的关联。

张学智《〈周易〉诠释路向的演进——从王弼到程颐、朱熹、王夫之》注意到王弼由象到义、程颐解易的“理一分殊”、朱熹返回卜筮而强调联想、引申、类比扩大诠释的场域，王夫之则以理学与经学结合看重学易用易的人格修养。何俊《再论洛学向心学的转化——〈童溪易传〉对〈伊川易传〉的延异》认为程颐推天道明人事的诠释方法以及理学本有发生产生延异的空间，王宗传《童溪易传》接着程颐讲却正好构成了《伊川易传》与《慈湖易传》的中间环节。

还有对朱子学与《书》《礼》二经的专门讨论。陈良中《朱子“求二帝三王之心”〈书〉学宗旨讨论》研究朱子学与《尚书》学的关系，认为《尚书》学的重要观念“求二帝三王之心”涉及朱子思想之心性论、修养论、道统说以及治道，深入发掘此观念可以阐明朱子《尚书》学根本精神及其经解的现实取向。殷慧《朱子三〈礼〉学体系的形成和价值》指出其礼学体系是在大的经学变革传统和“后王安石时代”中形成的，并在礼学体系上由《周礼》转向以《仪礼》为本经。

宋明理学研究的细化，也是本次会议所体现的重要特点，研究热点还由朱子学、阳明学而延伸至朱子后学、阳明后学。(www.xing528.com)

先看朱子学。土田健次郎《朱熹的帝王学》认为朱熹区分政权的正统与道统，皇帝在道德性上得不到保证，故必须与士大夫一样去修养《大学》八条目，这是从士大夫的角度构建帝王学，显示了士大夫的存在感。黄勇《理想类型的美德伦理学家——朱熹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站在中西比较视野，进行美德伦理学的比较与分类，指出如以理想类型为标准来考察，朱熹的伦理学是美德伦理学而亚里士多德的则不是。东方朔《“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结合具体文本与西方概念讨论“推恩”也即道德反应的推广问题，认为“理一分殊”的诠释比西方更能显示理论的整全一致。郭晓东《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对朱熹与门人合编的《小学》一书做了研究，指出“小学”对于理解“大学”的工夫论具有重要意义，是培养“端绪”、提供“下手处”。

就朱子后学的研究而言，杨柱才《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刍议》认为，相对阳明后学研究的兴盛，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显得过于沉寂，于是提出要以南宋中后期至元初为中心，依从学先后及代际传承选取代表人物开展个案研究，同时对朱子及门、再传、三传做总论性研究、思想与经学研究。王锟《“朱学嫡脉”王柏的理学及其地位》对号称“朱学嫡脉”的北山四先生之王柏做了专门研究，指出其学在宋元之际浙江朱学、吕学和陆学的交互影响下形成，在道统论、理一分殊论、天道论、心性工夫论及对《四书集注》护翼等方面对朱子有继承、有阐发。史甄陶《气服于理——许衡理学思想研究》则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三个面向探讨许衡的理学思想及其继承与发展程朱的特点。

再看阳明学。吴震《作为良知伦理学的“知行合一”论——以“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为中心》从仅见于《阳明先生遗言录》未被注意的“一念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句探讨“知行合一”。“知”非见闻之知而是德性之知，又指作为“心知”的意愿、意志、意向，与一念发动而展现出来的“行”互相涵摄互动，因此知行合一是良知伦理学命题而非知识论或认识论命题。崔在穆《王阳明的肖像、肺病及恻怛之心的相关性》注意到王阳明略带病容的肖像画，认为从某种角度上，因为肺病的身体语言而影响其哲学思想构成，特别是其“真诚/诚爱恻怛之心”。邓国元《王阳明思想“最后定见”辨证——兼论“四句教”与“致良知”之间的思想关系》将问题集中在如何正确理解和定位龙溪《滁阳会语》中“逮居越以后”一段文字，从而梳理王阳明思想的变化以及钱绪山、王龙溪和黄梨洲的不同解说。

阳明后学研究则是新的热点。永富青地《关于白鹿洞书院在明代的出版情况》以日本九州大学收藏的孤本白鹿洞本《传习录》为例，探索白鹿洞书院以及阳明后学从事王学著作出版的真实状态。李丕洋《略论王龙溪哲学与佛道思想的本质区别》强调把龙溪之学和佛老之学混为一谈并不符合其本来面目，认为龙溪心学与佛道有着本质区别，特别是“内圣外王”贯通的“明体达用”与“从人伦事变上深磨极炼”。陈椰《岭南王学领袖薛侃思想略论》从工夫论、图书易学、儒释之辨三者探索薛侃思想，指出其良知阐发着重强调虚明觉照义，而工夫论则以研几、无欲为核心，注重静敛收摄存养心体体现出涵养本源、立体达用的风格。张昭炜《胡直的主静与仁觉》认为阳明后学胡直，近承江右王门而远绍周敦颐、程颢，代表了濂洛之学在阳明学背景下的新发展，其道体论依次为独知、仁、性命，其工夫论开阔圆融使阳明学展开新的维度。王格《耿定向的“不容已”说及其卫道意识》说耿定向像一位思想界的“为政者”，斡旋于政治与学术之间，更斡旋于心学思潮之下异彩纷呈的流派和风格之间，既要为阳明心学争取足够发展空间，又要致力于守护着儒门矩镬以名教羁络之。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比较也值得特别注意。向世陵《闻见与德性——朱子、阳明“知”论辨析》指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在可否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的障壁，而阳明从根本上改变了穷究物理以使心明觉的知识进路，人情、物理与良知融合为一则圣人境界不再遥不可及。曾亦《论王阳明对朱子学说的批评及其流弊——以〈大学〉“至善”概念的诠释为中心》结合经学中的礼制与人情之关系，特别是“大礼议”事件来考察朱子与阳明的学术差别，认为二人的区别与对《大学》“至善”概念事和心的不同理解有关。游腾达《朱子学思历程考察与年谱编写——论“朱陆异同论”之学术史义涵》不再停留在朱、陆的文献，而以明清之际的魏校、高攀龙、秦云爽、陆陇其、童能灵，以及朱泽沄《圣学考》与王懋竑《朱子年谱》之间的关联来进行历史考察，突显“朱陆异同论”正面价值。

理学研究的细化还表现在北宋的濂、洛、关学以及晚明的蕺山学、梨洲学与船山学上。

对洛学与关学的讨论上文已有提及，而对濂学则有独特的研究。辛正根《周濂溪的生态学探析——“窗前草不除”故事为中心》认为，面对地球生态危机，儒教的“万物一体”说值得关注，被程颢、王阳明诠释过的“窗前草不除”故事可结合“圣”和“诚”从生态学观点来重新阐发。翟奎凤《“主静立人极”断章取义源流考论》研究《太极图说》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牟宗三等学者论及“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把“中正仁义”四字漏掉而导致对周的误解，利用数据库全面考察后发现断章取义源于朱子，而刘宗周则有进一步强化。

蕺山学、梨洲学的研究，注意到与阳明学发展困境的关联。高海波《试论刘宗周的“格物”思想》认为，刘宗周“格物”思想存在客观文本与诠释立场的矛盾而有其独特性，如吸收王艮“格物”与“物有本末”“物”内涵的一贯，又将“物”解释为“物则”，而“格”字却采取朱子“至”字之训。徐波《从刘蕺山“幽暗意识”看宋明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通过对《人谱》“过、恶”思想的渊源重新梳理，指出张灏曾强调刘的“幽暗意识”与现当代新儒学所坚持的儒家性善论传统并不冲突，两者不同的进路与超越意识在其立人极的统摄下相辅相成。陈畅《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论〈明儒学案〉道统论的形上学结构及其当代意义》指出刘宗周慎独哲学蕴涵的个体性与公共性恰当平衡之辨，贯穿并构成《明儒学案》作为理学政教之书的基本结构，刘、黄的全新理解就是由心学内在困境所催生的。早坂俊广《论刘宗周思想的意与知——从与史孝复的争论来看》以刘、史“意”与“知”的往复讨论为中心，来看其晚年的思想飞跃以及从刘到黄思想史的变动。郭美华《气化、工夫与性善——黄宗羲〈孟子师说〉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认为黄对本体-宇宙论模式的诠释加以限制，而气化、工夫强调生机流行主体自为地展开善本身，故区别于朱、王而有新的诠释。

船山学也是热点。陈赟《人性与物性之辨——朱熹思想的内在张力与船山的检讨》从朱熹对于《中庸》“性—道—教”纲领的解释张力出发，比较其与王夫之对人性、物性同异的分辨，认为朱在形气层面论证仁义礼智的普遍性，王则更注意思考人之为人的特性。谢晓东《互藏交发说的困境及出路——王夫之人心道心思想新探》研究王之人心道心思想，指出以《尚书引义》为文本的人心道心互藏交发说构成其前说，以《读四书大全说》为文本的人心通孔说构成其后说，而互藏交发说面临性情不分的困境，其出路则是回归人心通孔说。

港台新儒家特别重视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早、贡献较多，对唐君毅、牟宗三等的学术遗产，也到了一个总结的时候。本次大会的热点之一便是纪念《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六十周年。朱建民《对于中国文化宣言的几点省思》指出，1958年唐君毅主导并主笔，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宣言》，受到的关注与发挥的效果局限在华人圈，故中国人应把中国文化当成活的文化，把自己当作活文化的一员。倪培民《心性之学与当代儒学的世界化》指出，《宣言》将儒家心性之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本源，对于当代西方主流而言显得独断，学说处于“飘零”处境故不被重视，如今儒学面临复兴但心性之学尚未能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充分显示其内在合理性。干春松《从1958年的〈宣言〉看港台新儒家的问题意识》考察了为什么钱穆拒绝署名的问题及其与狭义新儒家的差异。《宣言》作为里程碑文献唤醒对儒家生命力的认可、阐发儒家心性之学的资源，堪称有“续命”功用，但受制于“五四”民主和科学使得儒家修己治人体系被拆解，《宣言》没有讨论儒家经典的现代地位，故失去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还有杨泽波《牟宗三心性之学的三个问题意识及其遗留的课题》强调《宣言》所突显心性之学的重要以及新儒家第二代在心性之学研究上的贡献。牟宗三心性之学始终贯穿着三个问题意识：其活动论解决道德学说如何能够具有动能的问题，形著论解决如何杜绝心学走向弊端的问题，存有论解决道德之心除决定个人成德成善之外对宇宙万物能否以及如何发生影响的问题。杨祖汉《再论程朱、陆王二系的会通》结合牟宗三、唐君毅对此问题的解决，并借用康德道德法则与自由意志互涵的讲法来讨论朱陆会通，强调这两种义理形态与工夫理论的互相涵蕴、彼此支持，都是儒学的成德之教，也都是意志自律的伦理学。郑宗义《比论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哲学的诠释》指出唐不满牟的朱子研究，从朱子成学历程中的困惑、格物与主敬的工夫、由工夫而言心的存在三个方面对比了唐、牟截然异趣的诠释，最后认为牟的“预定”说为非，而唐求诸外而明诸内的解读能得朱子实义。

总之，因为本次论坛的与会学者大多已有宋明理学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故而提交大会的论文都基于各自的深厚基础，基本代表了当下宋明理学研究的主要成就。特别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是对文献的重视，特别是新文献的发现及其点校整理，进而再对旧文献重新解读，为宋明理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挖掘，经过近四十年的研究，由人物个案、学术流派的分疏和研究，进而对人物思想以及学派内部诸问题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全面探索，反映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