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鸣鸣的奉献精神：《乡村女教师》书中的教学人生

周鸣鸣

好的文艺作品是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同廖伯琴老师一样，周鸣鸣老师亦是受了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的影响，立志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这既表明了《乡村女教师》的感染力，也展现了两位老师崇高的奉献精神。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重庆市第一实验小学（人和街小学）上完小学，那是一所很不错的学校。1961年，考上市里的重点学校巴蜀中学5年制实验班，高中又进入重点班学习。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那个年代，我和许多女生一样，理想是当居里夫人一样的科学家。1966年，我刚读完高二，“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学业被迫中断。1969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我本来已经办好回到重庆老家綦江县通惠乡浸水村落户的户口，离我们城里的家仅100多里，却被广播电台播的一篇社论——《要革命的远走高飞》打动了。于是，我马上将已经办好的户口退掉，跟着学校大部队到了当时的四川省和湖南省交界的偏远山区，涪陵地区秀山县石堤公社高桥大队徐家坪生产队落户。那时，交通非常不方便，从重庆到秀山石堤徐家坪生产队，路途上要花整整5天时间。我所在的高桥大队知青是秀山县的优秀集体，我也作为先进集体代表出席了秀山县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我并没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想法，只是将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作为座右铭，将农村作为锻炼自己的机会，我心里一直想的是“哪怕30岁，也要上大学。”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当时，我已从农村回到城市，在重庆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工作，打过防空洞，当过仓库工人，当过机关行政办公室秘书。恢复高考时，我被派到农村当知青带队干部，一个人带了2个农场的30多个新一代知青。也就是在这期间，我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那一年，我刚好30岁。(www.xing528.com)

大学入学教育时，学校为我们放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我非常感动，也向往毕业后做一个像影片中女主角瓦尔娃拉那样的乡村女教师。我一直想毕业后去中学教书，觉得在中学教书很有意思，可以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哪知到毕业时，辅导员找我谈话，让我留校当政治辅导员。这与我最初的打算不一样，虽然心里不愿意，哭了一场，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留校了。我也很快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虽然有的人看不起辅导员，但我觉得研究动物、植物的算是专家，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也应该是专家。我留校后更多做的是管理工作，也上一些“思想品德修养”“形势与政策”“邓小平理论”等课程。这些课对学生的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引导很重要，上好了会让学生受益终身，但要上好需花很大工夫。我上课喜欢结合学生实际，面对现实问题，比较受欢迎。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止步于辅导员工作。20世纪80年代起，我开始从事专业的美育研究，逐渐从行政转向教学和科研，参加和主持了多个美育研究项目，如参与了刘兆吉老师主持的全国社科“七五”规划项目“美育心理研究”等，还担任了全校通选课程的主讲教师，同其他老师共同编纂了《化学美育》教材。我的课程和教材很受学生的欢迎，有同学评价说：“在‘化学美育’的课程中，周老师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带领我走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画卷；教会了我在学习化学的过程中，要从对化学科学的认识上升到诗意的感受，从科学的逻辑思维上升到艺术的创造。生活中处处有美，我们自己也能处处创造美。”“每一次‘化学美育’课都使我身心得到一次高尚的洗礼，摆脱掉了世俗的尘埃。”学生的收获和成长，带给我极大的快乐！

我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依然带着学生下农村，探索农村社区教育，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模式，这个问题很有难度，但有一种教育的使命感，让我信心百倍地投入其中，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