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本质必然，教学人生分享

张藩

世人均爱寄希望于幸运，但世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幸运，所有看似幸运的背后，都存在着必然的原因。正如张藩老师，从寒门之子成为高校教师，一路走来，看似一帆风顺，实则是其始终冲在最前面，不敢有丝毫懈怠的缘故。

我于1933年出生在云南省楚雄市姚安县弥兴镇张家村，自幼家境贫寒，但对美好的生活一直都有憧憬。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知道读书这条路可以通往未来的幸福。1952年，我在姚安中学初中毕业，由学校保送入云南省昆明师范学校（简称昆师）读书；1955年，我中师毕业，由学校选送，考入西南师范学院（简称西师）教育系就读；1959年，我毕业后留校任教。算下来，我读书的时间共有15年，小学5年，初中3年，中师3年，高师4年。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的求学之路不算坎坷，求学的时间也不算长。这其中或许有幸运的成分，但也有必然的因素。我出身于农村，家境贫寒，要想走向成功，必须付出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因此这15年对我来说是不断冲刺的15年。在攀登绝顶的过程中，我始终冲在最前面，不敢有丝毫懈怠，我想这就是那幸运之外的必然吧。

对于求学期间的种种经历，我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昆师和西师的“两校师情”。我1955年9月从云南省昆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选送参加高考，并考入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又留在系上工作，至今已有60年了。60年来，我始终感恩于教过我的老师，感谢昆明师范学校的老师在学习上对我的教导、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更感谢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老师们对我的培养，以及工作上的信任、支持和鼓励。我对养育我的昆师和西师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

校园情：云南有中国最好的气候，仿佛拥有特权似的，四季之中它只保留了一季——最美最好的春季。昆师受云南的荫蔽，亦是四季如春。离开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去昆明，我总是要到昆师的校园去走一走、看一看，怀念那三年的生活环境；我还会到我当年上课的教室去坐坐，仿佛自己又变成了满怀理想、干劲十足、朝气蓬勃的小伙子。西师是重庆市高等学校中面积最大、树木最多、环境最美的学校之一。西师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作为西师学子，我们常常为此感到自豪。学习之余在校园中散步休息、呼吸新鲜空气是所有西师学子的乐事之一。西师的图书馆是我上大学时最常去的地方，我常在那里借书、看书，度过整个周末。直到今天，每当我去北区的图书馆时，仍然感到很亲切，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食堂也是我记忆中的亮点，我还是学生时，经常和同学主动去食堂“帮厨”，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可以说，那是我最快活的时光之一。

恩师情：无论在昆师，还是在西师，我都遇到了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都是资深专家、教授，虽然德高望重，有的年纪也比较高，但他们对待教学、学生是非常认真的，每一个老师都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学生。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我们获益良多。如今，我当年的很多恩师早已作古，但谈到“两校师情”我不能不想起他们。前几年，我每次回到昆明，首先就是去看望我的老师，每当回忆起他们对我点点滴滴的教诲时，总是满怀感激之情；我到西师的教室上课，也总是能回想起自己作为学生在下面听课的情景，想起那时教我的老师们的风采。

同学情：同学，是我们在学校收获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在学校结识的同伴之间的情谊是很深的。我每次回昆明，都要和昆师的同学一起聚会，大家一起畅谈，一起唱歌跳舞，每次的相聚总是既愉快又开心。现在人老了，也有身体不好的，但逢年过节的电话联系，同学间的相互问候、祝福是不可缺少的。我在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有云南的、贵州的、四川的等有50多个人。这些同学都是独自一人在外求学，远离家乡，因此进校之后大家都互帮互助，学习上互相激励，生活上互相关心，若有同学生了病，大家总是争先恐后地端茶、送水、送饭。那个时候，我真是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同学的深情，直到1959年毕业后都还是这样。现在，虽然我们工作在祖国各地，但互相之间还是经常通信联系。(www.xing528.com)

回顾我的求学时光，有苦涩，但更多的还是甜蜜，我在最好的年纪拼搏了，也收获了，我感激那段时光，也怀念那段时光。

我毕业后就留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在教育系工作了34年。30多年的教学生涯，让我收获颇多。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校教学的日子里，能够与诸多英才相识，并给他们或多或少的影响，实属我的荣幸。

我对教学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归纳起来可以说做到了“四认真”，即认真备课、认真上课、认真辅导、认真批改作业。我没有上过一堂没有准备的课，为了上好一堂课，我认真钻研教材，查阅参考资料；上课时给学生讲清楚重点难点，为学生释疑解难；课后认真辅导；对学生做的作业认真进行批改。我在西南大学教育学院一共上过三门课，即“普通教育学”“教育学教程”和“德育原理”。除了搞好教学工作外，我还在理论知识上不断提高自己。我参编过由华东师范大学胡守芬教授主编的《德育原理》全国性教材；主编过本校使用的《教育学教程》和《普通教育学》教材；写过多篇论文，如《以德治国、以德育人与关心下一代工作》等。在教学中，做到教书育人，为此也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和奖励。

在教育系我除了担任教学工作外，还专职和兼职做了几年学生政治辅导员和班主任工作。如1978年至1982年我担任教育系1978级学生的政治辅导员4年，与此同时，又教授政治系和外语系的“普通教育学”和“德育原理”两门课程。这4年的工作被学校称为“双肩挑”，工作对我个人来说确实很辛苦，但我还是一丝不苟地去做好每一件事、上好每一堂课。我能为自己在教育战线上做出贡献、培养出人才感到自豪。同时通过辛勤的劳动，也增进了师生的感情。

我于1993年退休后，除了定期参加组织生活外，还担任过教职工退休委员会第二支部的支部书记和教育系（现教育学部）关系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等职。在教学方面，我退休后给教育学部的本科学生上过“德育原理”课，给外语系、政治系的学生上过“教育学原理”课，还给西南大学辅导员培训班上过课。在外校的教学工作上，我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上过“德育原理”课，也在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上过“德育原理”课。我还多次担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各类演讲比赛的评委，为学部团委报刊审稿等。看着学生们能在我的指导下有所进步，我心里十分高兴。

我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快60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次被学校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优秀共产党员，曾获得“重庆市198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退休后有时我还负责教育学部学生预备党员的谈话工作，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培养了不少优秀党员。我曾被重庆市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为先进个人。凡是学生需要，而我又能够满足的事情，我都义不容辞地去做，因为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从云南来西南大学读书的学生，或者是在生活或学习上有困难的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的学生，只要他们找到我，我都会对他们负责，尽量帮助他们。我自己也有过艰苦求学的经历，我很理解他们，我也由衷地想为年轻一代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