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志，学贵有恒-我的教学人生的成果

吴能表

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吴能表老师的经历再一次说明：贫穷与落后并不能成为人的最终障碍。一个人只要心中有志向，且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必能冲破一切藩篱。

我出生在十分偏僻的国家级贫困县——四川省平昌县，那里资源贫瘠，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封闭的思想和落后的文化观念，给山里孩子的成长带来了不小的障碍。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幼小的心中已经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让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天经地义的生存方式。因此我考上大学，包括毕业后留校工作，可以说是彻底地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轨迹。

1998年，从我们那里的中学出来能考上大学的学生真是屈指可数，能考上重点本科的更是只有两个人。因此，我能考上大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的家人都特别高兴，宴请了我所有的高中老师数日。我们大队以及相邻的几个大队，因为“文革”以后就没有出过大学生，所以在我拿到通知书后不久，还组织了全体村民到我家放露天电影，现在想来真是太奢侈了。我只记得，当时全村老小都来看电影，场面热闹非凡。会上还号召年轻人一定要以我为榜样，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在自卑中考上大学，除了父母的期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我从小放牛的时候，始终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陪伴着我，让我对外面的世界略有了解。所以在上大学之前，我就一直憧憬着，有朝一日冲破贫穷落后的藩篱，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上了大学以后，我知道自己的基础与来自城市的同学相差甚远，于是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缩小这种差距。尤其是在外语学习方面，我中学从来没有及格过，但通过不断的努力，大学期间的我却没有挂过一次科。

大学四年，我有幸在冯沈萍老师的带领下学习。由于冯老师的严格要求和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我所在的班级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不断奋进的集体，而冯沈萍老师的正直、善良以及对我们的关爱也使我们都得到了较好的成长。更幸运的是，我除了在读书期间得到冯老师的指导之外，在后来留校工作的一些日子里，我还和冯老师一起共事。冯老师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指点，都让我在这些日子里走得更快、更稳。

还记得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吹笛子，当时在学校还小有名气，登过当时的李园音乐厅和西师街旁边的大礼堂（现在恒温游泳池的位置）。我还参加过“12·9”合唱比赛，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化妆，印象颇为深刻。那时候的我刻苦努力，凡事都愿意吃苦耐劳。算起来，我帮贝学明老师挑过粪、修剪过柑橘树；学雷锋扫过北碚公园，也扫过寝室楼道和厕所；寒冷的冬天里还帮洪锡均老师洗过培养瓶，培养过细胞。此外，我还担任了我们班的生活委员，需要安排值日和教室、实验室的清洁，为大家发放饭菜票等。这些活动都让我体会到了自身的价值，找到了一些自信。尽管我出身贫寒，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愿意为别人服务的人，因为我总是能够从服务中感受到快乐和喜悦。平时只要是同学来看我，我总是盛情接待。后来正式工作了，我仍旧处处为他人着想。有一次情况非常危急，记得是2004年11月19日，我们近百人去井冈山考察学习，途经江西吉安，我们乘坐的车发生了严重车祸。当时我刚爬到破碎的车窗出口处，就听见下面有无数个人在痛苦地呻吟，于是我又返回车内，将所有人员全部拉出后才从出口出来。后来我听到我的几个同事都在车外呼喊我的名字，他们以为我遇难了，还有人在为我哭泣。最后他们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就不担心油箱爆炸吗？可我实在没想那么多，只想力所能及地帮帮别人而已。这也算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了。

不过，大学期间最让我头痛的还是体育课程考试。我来自农村，由于自小生活环境太差和营养不足，身体素质很糟糕，体育总是难以达标。好在体育老师尽心尽力，多次加班为我指导，才终于使我勉强通过。另外，大学四年，我一直希望能够拿一次奖学金，但无奈基础差、学习吃力，能够保持及格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每次评奖学金都只是靠近边缘，也颇为遗憾。当然，像“军训先进学员”等一些荣誉称号我还是得过很多的。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顺利地留校了。我的工作经历还是比较复杂的。刚留校的时候做辅导员，学生工作大概做了11年。后来我又做了专任教师。再之后我到了教务处，因为当时教务处的工作任务很重，只能临时中断了教学方面的工作。再后来我又到了科技处，做了两年半。之后我去了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我曾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待了一年半，这一年半对于我自身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提升。直到今年我才回到了教务处，又回到了这个原点。

其实很多高校在发展教师教学能力方面是很欠缺的，尽管各高校都在做，但大家基本都处在一个水平。所以在这方面，我也希望不断地突破自己。当时我给自己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第一年读一百本书，但是在第一年还未结束时，我便开始做教师培训工作，变得更加忙碌了。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去了中国一百多所大学做教师培训，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重庆大学、陆军军医大学、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其中有六七场是全国性的高校教师培训，西安交通大学的那场是规模最大的，共有全国一百多所学校的教师参加。因为我的讲座通常能符合老师们的实际情况，并且能给予他们一种正能量，所以很多老师都很认可我。而且我喜欢钻研，我讲的很多东西书上也找不到，当很多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讲的东西书上没有却还很有道理时，我就说都是平常的积累罢了。只是现在由于工作繁忙，虽然不能保证每年看一百本书，但我仍然规定自己每年至少要看五十本书，每天也要听一到两个讲座。因为在听讲座的过程中能够发现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由此刺激我产生新的想法，所以我有好多朗朗上口的段子，都是通过听讲座总结得出来的。

我现在还经常受邀与老师们进行座谈交流，国家干部培训学院也几次约我做一些录课，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大都只能拒绝，并且只能抽出周末的时间来做一些讲座。其实抛开收入来说，我也真想通过这些公开活动去更好地宣传我们学校，因为每次讲座之前我一定会先介绍西南大学，所以有很多大学过来进行交流学习。当然其中也不乏失望的，这说明我们的教师自身能力还需要不断加强才是。(www.xing528.com)

例如，我曾在我的一门全国直播课程《大学课堂危机应对》中讲到，现在的大学课堂已经出现危机了。很多老师上课就只是对着PPT讲，而学生一个周末就能看完、学完的东西，他凭什么要听你讲呢？很多老师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知识权威的时代了。知识别人都能拿走，手机一点，什么知识都可以查到，关键在于怎么通过这些知识的讲授来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有人说要给学生一碗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可是我的桶说不定还没有学生的碗大呢。我以前经常对学生说，你们现在所达到的水平和我们理想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你们可能连百分之六十都达不到，因为我们的设计做得非常好。但是实际上，不只是学生单方面的问题，而是老师和学生这两个方面夹杂在一起，才造成了最终的问题。所以从教师自身来说，我们也应当不断积累和成长。

对于教务处的工作，或许有很多老师都不太满意。这种状况在很多学校都存在。我在其他学校做讲座时就了解到很多教师对教务处的强烈不满，而我也常常通过讲座让他们重新看待教务处这个机构。我前不久在开会时就说，教务处不能撤掉，至少现在还可以骂，将来撤掉了就连骂的地方也没了。大家应该大胆地骂，想骂就骂，因为只要你还愿意骂，就说明你还在关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引起重视。并且，教务处毕竟是一个归结责任的地方。当教师直接面临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困难局面，这时就需要教务处这样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而如果完全没有了教务处，那整个教学体系就没法保存了。教务处的职能就是保存教学体系，让老师和学生们要有规范，否则就乱套了。我来到教务处之后就提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做一个不一样的教务处。如何做呢？我觉得一个学校的教务处不能做纯粹的管理部门，我们更多的是要做好服务，而且要规范。对于“不一样”的解读，我当时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做面向未来的教育。我们不能拿昨天的知识让今天的学生去适应今天的社会，所以一定要面向未来。关键是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不是纯粹的知识。这个方面其实说得很多，但做得很少。有人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我认为知识就是知识，如果不用它来解决问题，那它什么都不是，只有用知识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才能展现其力量！我常说，我们现在培养的是“背多分”，但我们更需要的是“思必得”。很多时候学生强化了背诵，分数就高，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现状，要让学生在思考中有所获，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深度学习。关于这个方面，我们一直想做一个项目学习，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真正解决问题。初步想法是让每个学生从入学开始就参与一个项目，四人一组，到大三学年完成并以学院为单位做相应的学术报告。每个学院每年搞一个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节日，利用周五、周六、周日三天时间各个学院搞相关的论坛，让学生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另外，对工科这类学科，行业背景很突出的，尽量要有百分之二十的专业课程。尤其是技能性的课程，由他们去请相关的行业内人士来讲课，费用由教务处承担。此外，我还想把我们要办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全部做成微课的形式，5～8分钟一个，全部放在网上。这些微课最有效的时期就是学生们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我们将这些微课连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过去。因为同学们在那段时间的好奇心会很浓，对新的学习生活有一种期盼，所以这时候就更有学习的激情，我们的微课就会起到双倍的作用。总之，我们要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基础的东西需要记忆的仍然要记，但是不能是“背多分”，这就是所谓的有保持性的潜入性。

第二句话，重拾灵魂。教育一定要有灵魂，而不是为了背知识点。我们一定要塑造学生的人格，让学生的灵魂、素质得到全面提升，而不是只让学生记住表层的东西。

第三句话，做责任教育，也就是一定要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有时候学院会说学生如果没有及格的话，后果会如何如何，包括通选课。这些都是不负责任的方式。例如，学生可以选了课却不去上，有没有成绩无所谓，因为没有成绩下次还可以再选，即使不来上课也可以，可以退选。但是，这样不管不顾其实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咱们要做负责任的教育，就要避免这种机制的形成。有时老师的做法看起来是在帮助学生，其实是害了他们。

当然，负责任也包括了一种规范。“让校规看守西大，用创新成就师生，”我一直这样要求我们教务处的36个员工。只要是违规的事，如果我要你做，你就要让我先签字。我没有签字，就不会承认。同样的，校长来找你做，你也要先让他签字。如果没有签字，那么最后的责任就要你来承担。我一直都很注重规则，因为一个人、一个组织不遵守规则就会乱套。为什么有人开车随便停？那就是没有规则意识。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也要培养老师的规则意识。不管思想境界多高，规则都不可不要，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规则范围内有所调整是可以的，但只要超出规定就不能做。

前不久我还在一个发言中提到，假如说一个处级干部是一个官的话，应该如何去做。我当时有四句话，即为官四步：第一步，不让领导受累。不仅仅是不让领导受劳累，也包括不让他受到拖累，因为他分管我，我的不作为也可能让他的发展受阻。第二步，不让员工受阻。我在这个单位待着，我就要让我的员工成长。成长不一定非得是要让他去当官或是去做行政职务，关键是要让他的素质提升。我们内部的员工每个月都要进行基本素质、基本技能等的全面培训，对年轻的，尤其是教研科、质量科和写文稿多的人员，每个月都有两次培训，并且要对他们写的材料一个个进行点评，使其得到提升。第三步，不让群众受气。这涉及我的服务对象。我们内部要有监控，有什么问题我们都能够进行相应的解决。有员工受委屈了，我们一定会给员工另一种支持，但是他们必须耐心去做工作。第四，不让国家受损。作为一个干部，党和国家赋予了你相应的职责和权限，人民是信任你的，所以你在这个岗位上就不能让国家因为你这个岗位的失误而受损。这四步也是我们教务工作的基本底线。

我常常在教务处对同事们说，减少折腾，让老师多活几年。我们做事一定要从老师和学生的角度去考虑。比如，教师免检制度，我们首先要把每个老师都认为是好的才行。很多老师对教务处有看法，就是因为教务处首先把老师看成坏的了。我认为每个老师都是好的，但是一旦有老师出现失误，还是得监控他三年。如果这三年不再出现问题，又可以恢复免检。又比如，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学生办事指南，二维码将会在下学期各个教学楼和我们的办公室门口发布出来，大家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能知道要办的事情在哪个部门以及相关的程序和政策了。这样既方便了学生也方便了老师和工作人员，而做好之后我们还会持续跟进，把这一块持续做下去。但现在人力还不够，所以只能暂缓了。

一方面，其实整体上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让学生得到发展，让老师工作更加愉快，甚至还包括给老师一些学术权力。虽然程序上是教务处在做决策，但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决策都来自老师们。并且，我们在执行之前也会请很多院长和专家过来进行座谈和交流，然后再做决策，重大一点的决策则会提交给学术委员会。我希望我们能把学术权力还给老师，包括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的制订等，不能总是让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

但从另一方面讲，就像我常说的：“知识容易产生偏见，权力容易产生傲慢。”我们要克服知识的偏见，拒绝权力的傲慢。有些老师或许在自己专业方面做得很好，但是由于太投入而容易钻牛角尖，因此有些行政人员对这样的老师会有些不尊重甚至表现出傲慢的态度。其实这种对立现象是长期形成的，因为有些老师心里过分敬畏权力，导致他们在与一些行政人员交流时有隔阂。而我既经历过辅导员、学院工会主席的职务，又在教务处、科技处、教师教育发展中心、教师教育学院工作过，还做过专业课老师，我对老师们的想法非常理解。我在科技处，并不是不关心教学了；我到教务处，也不是不关心科研了。学校对于人才培养毕竟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只关注自己那一方面，所以到教务处之后，我的教学科研仍在不断深入。我写了一本《高校教师教学手册》，目前很多高校进行教师培训时都作为教材使用。另外一本关于高校教学的书——《高校教师教育发展中心工作指南》也是我在教师教育发展中心的时候完成的，主要针对怎样培训教师、怎样提高教师素质方面，并给出了一个模板。我在2015年还出了一些基本专业方面的书，如《生命科学与伦理》《健康生活那些事》等。另外，关于生物学实验的《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方法》一书也将在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