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鱼得水，悠然自得：我的教学人生

黄大宏

人生而不同，各有其所善，亦各有其所不善，是以孔子难免老农之讥。关键是要能扬长避短，找准自身的定位，如此方能如鱼得水，悠然自得。

我生于教师之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做老师的。我的祖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的就是教育学专业。而我的父亲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教于汉中大学，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坚守着，一晃就是四十年，到七十多岁才退休。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研究生，师从陆宗达老师。我的古代汉语是父亲亲自教授的，我从小就对文科展现出了莫大的兴趣和天赋。父亲书房里的大量藏书，也都成了我成长过程中孜孜以求的精神食粮。

我是在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的高考与现在有所不同，正式考试之前还有一个预选，预选通过了才能参加高考。我们那年的高考录取率是24%，但这是预选之后的通过率，因为预选的通过率不到50%，所以真正的录取率其实只有10%左右。但幸运的是，我在预选中考取了文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因此避开了第二轮的激烈竞争，直接被保送到汉中大学中文系就读。

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因为改革开放乍始，新思想、新理论特别多，学校里面掀起了一股近乎疯狂的读书热潮。那时候一本新书刚出来，全国大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看。像余秋雨的《戏剧理论史稿》、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等，几乎是所有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目。我本来就喜欢看书，所以在这种热潮的裹挟之下，我也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了解了更多的新知识、新思想。我在大学本科期间的学习成绩依旧不错，毕业时我的专业成绩是全班第二。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正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这个应该算是我后来做科研的一个起点吧。但是我当时并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所以还是会积极地参加一些社团活动。(https://www.xing528.com)

大学时我一直担任着两个重要的职务：广播站站长和主持人。其实我在上中学的时候一直是非常害羞而内敛的，更不善于在公众场合表现自我。但无论是广播站站长还是主持人，除了要求一口流利而标准的普通话之外，还要求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尤其是在不同场合随机应变的能力，担任这两个职务无疑使我获得了很好的锻炼。从那以后，我的性格慢慢外向了一些。更重要的是，这使我逐渐养成了某种习惯：我总是会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并时刻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效果。而这种能力，不管是在课堂上、会议上，还是在私人的谈话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也使我受益终身。

大学毕业后，我直接参加了工作，留在了学校的科研管理部门。当时我做的是行政事务，仅三四年的时间我便对自己的工作十分熟悉了。这些工作对我来说虽然轻松，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却不再具有挑战性，简直是枯燥乏味。而那时的我还年轻，自然渴望更有激情的生活，对未来也还有更多的憧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新的规划了。而与此同时，检验自我的机会也悄然而至。那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正值下海经商流行之时。毫不夸张地说，真可谓是全民皆商，我自然也不能免俗了。于是，在对单一乏味的行政工作感到厌倦的同时，我也开始做起一些零碎的小买卖。但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我很快发现自己不是经商的料，接二连三的亏本使我备受打击。那时的我才发现，经商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不仅没有经商的热情和才能，也没有作为一个商人的经验和心理准备。最重要的是，我发现这和我想追求的东西其实是不一致的。可以说，经商的受挫最终成了一个反面的检验，将我直接推向了自己内心真正潜藏着的追求——成为一名学者。至此，工作了六年之后，我才再次决定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往学术方面发展。

我于1997年进入西北大学文学与传播学院读研究生，学习的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文学”专业。可以说，从这个时候起我才回到了自己本应走的道路上。因为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量，所以这一时期的我尤其注重阅读和学习的方法。比如读《文选》时，我总是拿着一本标点本和一本无标点的影印本，先读影印本，再读标点本。当读影印本时，我就自己打标点，因为古籍的断句是一个基本功。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打的标点肯定有对有错。对，就说明我明白了；不对，那就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就这样，《文选》读完后，我颇有所得，就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了《教育学刊》上。而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李娃传》及其作者白行简，这篇论文的一部分后来也发表在了2004年的《文学遗产》上。

研究生毕业后我又顺利地进入陕西师范大学读博士，研究唐代小说。当时的博士生导师是每三年带一届学生，周期比较长，学生也比较少，所以导师和学生接触交流的机会很多。并且，陕西师范大学是全国古典文学的第二批博士点，唐代文学的主要研究中心正是在这里，所以我的专业素质在这三年里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也使我更坚定了做学术的信心。那时候正是自考兴起之时，民办高校很多，需要大量教师，因此我在读书间隙，也曾去这些学校带课，还负责过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年级的本科教学。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比较正式地系统讲授古代文学的课程，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可见，教与学是两不耽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