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洛阳：中国古都与文化

（一）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缘由

长安位于关中平原，今为陕西省西安市。洛阳位于伊洛两河的下游，今为河南省洛阳市。长安为隋唐两代的都城，洛阳为其陪都。洛阳虽为陪都，隋炀帝和唐高宗、武则天却都曾久居不归。唐时陪都不止一处，洛阳显得独特，不与其他陪都相同。

1.隋唐两代以前长安和洛阳建都史事的回顾

长安和洛阳为隋唐两代的都城和陪都，若论其建都的历史，却都有悠久的渊源。长安附近作为都城，实肇始于周代。周人起于岐山之下，传至文王乃迁都于丰；武王继起，又迁于镐。丰在今陕西户县东北，镐在今西安市西南，两处中隔丰河，东西相邻。周人东迁洛邑，秦国接踵而起。秦国本在陇山以西，其后辗转迁徙，定都咸阳。咸阳在今咸阳市东，隔着渭河和后来的长安城相对。秦时已有长安，只是作为乡里的名称，西汉始在其地建置都城。西汉以后，新莽、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和后秦，都曾经以长安为都，再后还有西魏和北周，前后合计起来，已经有七百八十余年了。

洛阳作为都城，也有相当长久的历史。周人东迁，就是迁到洛阳。那时称为雒邑。后来东汉、魏、晋相继以此为都。近年考古发掘，在洛阳市东北偃师县二里头和尸乡沟，发现了远古的文化遗址，据说尸乡沟为商代都城遗址，二里头为夏代都城遗址。如所言不虚，则洛阳作为都城，较之长安还要悠久。

2.关中平原和长安周围的形势

历来的皇朝或政权对于都城的选择各有不同的要求，而其周围地势的险要殆为共同认为必要的条件。为了防御敌对势力的攻击，保证其政权的存续，这样的条件是不可或缺的。关中平原很早就被称为四塞之国。这是说，它东有崤山，南有秦岭，西有陇山，而北濒黄河1。也许北边离黄河太远了，就以甘泉谷口来代替2，这是指仲山、梁山等北山而言，更切合于实际情况。山河围绕，自然易于防守。不过山间河畔还有和外地交往的道路，为了控制这样的道路，就陆续建置相应的关隘，因而就有了东函谷、西散关、南武关、北萧关，还添上陇关。关中的名称就是由此得来的。

这样的关隘后来还不断有所增置，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畿辅周围并由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已有十二座，长安所在的京兆府就有蓝田关、子午关、骆谷关和库谷关，还有同州的蒲津关和龙门关、原州的陇山关和木峡关、华州的潼关、岐州的散关、陇州的大震关、会州的会宁关3。如果添上延州的芦子关，就更为全备了4。有了这些山河和关隘，长安作为都城就更会感到安全。

在那些时期里，长安位于全国的西部，关中四面都有关隘，东面的崤函山地却最为重要。一些开国的君王所顾虑的倒不是周边各族的侵扰，而是关东诸侯的难于统治，尤其是农民起义更为严重的威胁。有的人说，如果在长安建都，“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5，“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6。这样的说法确可以打动一些开国君王，汉高帝定都长安，就是具体的例证。

3.伊洛下游和洛阳周围的形势

洛阳周围的形势似乎不如长安有山河严密的环绕，不过也还是相当险要的。这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它南有伊阙，北有羊肠，西有泰华，东有河济7。伊阙就是龙门，羊肠在太行山上，泰华在崤山之西，济水是一条古河道，由黄河分出，向东流去。有的则说，它南有三涂山，北有太行山，还处于伊洛和黄河之间8。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又在伊阙之南。有的还说，它东有成皋，西有崤黾，背靠黄河，面向伊洛9。成皋在旧汜水县，今属河南荥阳县。崤黾则是崤山和渑池。这些说法彼此虽稍有不同，综合起来，就可显示洛阳的形势有它可取之处，因而也就成为建都洛阳的理论根据。

洛阳和长安一样，作为都城，周围也陆续建置关隘。直至东汉末年，先后建置了八关。八关为函谷关、广城关、伊阙关、大谷关、辕关、旋门关、小平津关和孟津关10。广城关在今河南临汝县，旋门关就在成皋，这是距洛阳最远的两座关。函谷关为汉武帝所建置的函谷新关，这本是拱卫长安的关隘。新关移置于新安县东，也就是现在新安县城外，距洛阳不远，东汉时反过来成为拱卫洛阳的八关之一。

洛阳在隋唐两代也许只是作为陪都的缘故，在建置关隘方面就不易和都城长安相提并论。唐玄宗开元年间，皇朝直接管理的全国二十六座关隘中，如前所说，长安周围就有十二座，可是洛阳周围竟无一座。就是一般非皇朝直接管理的关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长水县的高门关11。长水县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南，高门关更在长水县的西南，已近于今卢氏县。这是位于洛河中游的关隘。自来有关洛阳的军事行动，似皆与洛河中游无若何关系，隋唐时期也是如此。这样说来，高门关对于拱卫洛阳，也难以起到多么巨大的作用。

4.隋唐两代的建都长安和当时的关陇集团

隋唐两代相继以长安为都城，这看起来是两代的新猷，却是西魏、北周的旧绩。长安自西汉、新莽之后，废不为都，中间东汉献帝、西晋愍帝以及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和前、后秦，皆曾在这里建过都城，历年都甚短促，前后合计，尚不及百年。自后秦覆灭后，又复废不为都将及一百二十年。北魏孝武帝西奔，使长安作为都城，重新开始新的阶段。孝武帝开创了西魏的社稷，可是当时对于都城的建置势难从容选择。孝武帝本来不甘再受高欢的压迫，思欲另谋生路，可以投奔求其庇护的，只有宇文泰，而宇文泰正据有关中，距洛阳尚非过远。孝武帝当时所设想的只是一位宇文泰，并非长安城。长安城能够又复作为都城，乃是一种偶然性导致的结果，并非历史规律性的演变。

北周皇朝能够建立，是由于宇文泰早在西魏初年即已掌握全部权力；隋朝能够建立，也是由于杨坚早在北周末年即已控制整个政府。皇朝的更迭都采取禅让形式，因而都城也都沿袭旧规，无所改易。后来唐朝代替隋朝，长安依旧成为都城。其间只是在隋朝初年，另在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下建立大兴城，作为新的都城。新都仍设大兴、长安两县。唐初改大兴为万年，仍与长安并治城内。长安名称得以保存下来，已不是原来西汉的长安城了。

西魏以长安为都城，如前所说，乃是时势所逼，别无选择余地。其后逐渐演变，也无余地可供选择，因而累代相沿，至于唐时。当北魏孝武帝西迁之后，高欢亦挟魏室东迁于邺。迁邺之际，洛阳颇受破坏。接着东西相争，洛阳又处于两者之间，复沦于疆场，成为争战的场所，已难于重建。西魏自其初年起，权力皆为宇文泰所掌握。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就不能不有所振作。近人论当时史事，谓宇文泰所推行的为“关中本位政策”，相应地形成关陇集团，这样的说法正与当时情势相符合。远在北魏孝文帝由平城迁都洛阳之时，随着迁来的代北鲜卑人一并改籍为河南人，使其不再有故土之思。这时随孝武帝西迁的许多著籍河南的鲜卑人，也一并改籍为京兆郡望。不仅诸胡族有此改变，就是仕宦于关中的山东士族，同样皆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当年汉高帝底平天下，说到建都，其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就多劝高帝都于洛阳，不欲远到关中来。这时在关中的诸胡族和山东士族都已改籍京兆和关中，关中就是这些人的桑梓所在，对于都城位置就不应再有异议。

建立隋朝的杨坚，史称其为弘农华阴人。推其本源可能也是山东士族，而随例改籍的。华阴杨氏自东汉杨震以来，就是关中著姓。杨坚改籍也就成了关陇集团的人物。杨坚取得的政权，自是得力于其父的军功和其本人与北周有椒房之亲，也是得力于关陇集团的拥护。杨坚一直就在长安，这样就顺水行舟，无往不利。建立唐朝的李渊，论其家世也和杨坚一样，都属于关陇集团。李渊在太原起兵，处心积虑，必欲回到长安，就是要争取关陇集团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立唐室的江山。正是这样，以长安为都城就成了定型，不应再有别的打算。

5.隋及唐初山东的局面及隋都洛阳的建置

上面说到自东西魏分立之后，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与据有山东富庶地区的高齐相抗衡。这样的抗衡并非都是顺利的，有时甚至形成势同燃眉之急的压力。宇文泰曾经夺取过洛阳，可是洛阳以东就不易染指。高欢却不断向西进军，沙苑之役对于宇文泰来说，殊属岌岌可危，幸能取得胜利，免于颠覆。战后植树庆功，也是难得的际遇。后来北周还是灭了北齐，这样的硕果并非一蹴所能获得，也是经历了若干艰难险阻，才能有如此成就。北齐灭亡之后，杨坚思欲取代北周。肇建隋朝之际，各地间又起兵反抗，其中以山东为多，有荥州（隋时改为郑州）刺史宇文胄、青州总管尉迟勤、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而以相州总管尉迟迥兵力最为强大。相州治所就是东魏、北齐的邺都。尉迟迥被平后，移相州于安阳，其邺城及邑居并皆毁废。山东各地还应加上江南的陈国，陈国和东魏、北齐一样，也是周、隋的对手。举兵于郧州的司马消难，在兵败之后，并郧州投奔陈国，使杨坚多一番顾虑。迄至隋末，各地纷纷起兵，先后割据称雄，也以山东为多，有劳唐初的征讨平灭。从东魏、北齐以来，这东西两方之间，仿佛隐隐有一条界线，显示出其间还有若干差距。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差距，以关陇集团为基础的建于关中的皇朝，就难免对于山东人士有了若干戒心。隋炀帝初年，上距北齐的灭亡已有二十余年，就是陈国的倾覆也已有十余年，炀帝诸臣还是以此为言。其通事谒者上疏说，“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并且指出这些山东人“自作门户，更相剡荐，附下罔上，共为朋党”，还指出“朋党人姓名和奸状”，炀帝因而下诏推究，有关的山东人并被免官流配12。这虽然只是一条例证，可见当时的山东人是被另眼相看的。朝中官员可以免官流放，偌大的山东如何防备，确实是个问题。就在炀帝登基伊始，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抗，这如何能使炀帝放得下心来？

隋时营建洛阳为东都，就是炀帝决定的。当时所颁的诏书，由汉王谅的反抗说起。诏书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急赴，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13这对于营建东都的设想，说得十分明确。就在开始营建东都时，还掘凿了一道长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渡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14。用现在地理位置来说，就是由山西河津县西北濒黄河的龙门山开始掘堑，东行经晋城市北，东越太行山，达到河南卫辉市，向南渡过黄河，经过开封市和临汝县，而至于陕西商县，形成一个椭圆。这椭圆的中心就是洛阳。椭圆西口没有封闭，因为再往西去就是都城长安。都城和陪都之间用不着再有什么防御的措施。由隋文帝始建皇朝时起，到炀帝之时，已经二十余年。在这二十余年中，长安不是没有受到过威胁，威胁来自突厥，但还未引起长安的惊动。炀帝营建东都，其起因是汉王谅的造反，其实汉王谅的乱事很快就已告敉平，不足作为兴工的理由。炀帝所颁的诏书说：“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可见从隋朝始建邦国，对于安抚东夏，就从未释怀。在这样一些痕迹中，还仿佛可以看到关陇集团的余波不时仍在荡漾。

这样的余波并未因隋朝社稷的崩溃而逐渐静止，唐朝初年也仍隐约显露出来。就在唐朝肇建之时，唐高祖诸子建成、元吉和秦王世民倾轧，还以山东人为口实。《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建成、元吉）密令数人上封事曰：‘秦王左右多是山东人。’” 《新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则改成“秦王左右皆山东人”，显得更为严重。这时上距隋文帝的统一南北为时更久，可见其积习之深，这些话说的还是皇族之间和政府内部的琐事，其实民间也有歧视之处。唐长安外郭城皇城东第三街最南的一坊为敦化坊，再南就是曲江池了。这座坊的西门之北为秘书监颜师古宅、太常少卿欧阳询宅、著作郎沈越宾宅。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住此坊。颜即南朝旧族，欧阳与沈为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15。南朝旧族还被称为吴儿，显示其间并非和谐一气。吴儿亦应在山东人数内，是山东人依旧为关陇集团所见外。

虽然还有这样一些芥蒂，但似已与东都洛阳的恢复和重建没有甚大的关系。唐初统一宇内，就废去隋的东都，太宗贞观年间改称为洛阳宫16。直至高宗显庆年间，始复称东都。如果武德、贞观之间，对于山东人犹如隋初的防范，则东都就不应任其荒芜。就是高宗显庆年间恢复东都称号之时，似也没有这样的设想。高宗在恢复东京称号时，曾告其臣下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17这与隋炀帝肇始营建东都之时迥然异趣，前后不能相提并论。

隋炀帝自营建东都后，再未返回长安。可以说，洛阳虽为陪都，实际上就是都城。唐高宗恢复东都之后，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正如他所说的东西二宅一样。虽常巡幸洛阳，长安作为都城似未有所减色，至武则天时，以东都为神都，竟久居其地，仅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十月返至长安，三年（公元703年）十月又复东归洛阳，居西京者只有两年。既然久居洛阳，则重要政府机构亦当随之前去。甚至选举贡士亦在洛阳举行。武后载初年间，就曾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18。可见洛阳已经代替长安作为都城，直到武后殁后，始得告一段落。

（二）长安和洛阳作为都城和陪都的规模

1.大兴城的兴建和洛阳新址的奠定

隋唐两代建都于长安并以洛阳为陪都虽系因袭以前一些皇朝或政权的旧规，但长安和洛阳城郭的位置和规划，却是另有新猷，与其前代皇朝并不完全相同。隋唐长安城乃在西魏、北周所因袭的汉长安城东南十三里龙首原，隋唐洛阳城则在北魏所因袭的汉魏故城西二十里穀水之东。前后都是有差距的。

隋唐长安城始建于隋文帝时。隋文帝于其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颁布诏书，从事营建。诏书说到当时的旧城，即汉长安城，谓“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并说：“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因而迁都，别创新邑。隋文帝对于汉长安城，只说是雕残日久，这是事实。汉长安城从始建时起，就曾引潏水和昆明池水流经城内、城外。历年既久，故渠多已湮废，城中人口既多，地下水又污浊，这也应是旧城难以久居的一个原因。

当时营建新都，是以左仆射高颎领衔董理，参与其事的别有将作大匠刘龙诸人。刘龙虽有巧思，参掌迁都制度19，而具体条贯，则当推宇文恺。宇文恺多巧思，故能始终从事，以臻于成功。

隋唐洛阳城的营建始自隋炀帝。东都的设置就从这时开始。隋炀帝设置的原因，前文曾征引当时所颁布的诏书略做说明。洛阳本为北魏的旧都，隋时营建洛阳城亦如其营建大兴城一样，并未在旧址上施工，而是另选新地。北魏旧都的残破亦难于从事修复。北魏洛阳城的残破是由于高欢的迁都邺城。迁都之后，杨衒之曾因行役，重览洛阳，据其所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20。残破若此，就不能不使隋炀帝另选新地。东都肇建，宇文恺仍董理其事，故两都规划有相似之处，以炀帝心在宏侈，故东都制度穷极壮丽21。

2.皇城、宫城和外郭城里坊的分隔和联系

隋时营建新都，具体的规划以宫城位于正北，为皇室所居22。当时新城以大兴为名，宫城的主殿也称大兴殿，唐时始改为太极殿。宫城之南为皇城，乃百官诸司处理政务的衙署。皇城之南则为外郭城。隋时始建新城，先筑宫城，次筑皇城，再次筑外郭城，是由北向南依次筑城的。外郭城虽在宫城和皇城之南，宫城和皇城的东西两侧，也建有里坊，属于外郭城的范围。官城和皇城皆为长方形，南北较窄，东西较宽。外郭城包括宫城和皇城东西两侧部分，和宫城皇城合在一起，也成为长方形，南北较窄，而东西较为宽绰。宫城之北别为三苑。唐时于宫城东北，亦即宫城和皇城东侧的外郭城之北，兴建大明宫，为重要朝会之所，使本来长方形的城池，东北隅外突出了一大块。

新城的整体构造，是以皇城正中南门朱雀门向南通到外郭城正中南门明德门的街道，亦即朱雀门街，当时也称天街，为全城的中轴线。朱雀门北对宫城的承天门23和其北的玄武门。朱雀门街东西两侧各有五条南北大街，依次称为朱雀门街东第一至第五街和朱雀门街西第一至第五街，皇城无北门，仅以东西横街与宫城相隔。皇城之南，朱雀门之外，也有一条横街，与其南的外郭城相隔。这条横街之南，依次还有九条横街。宫城和皇城东西两侧的外郭城部分，同样也依次有四条横街。合计起来，外郭城中有东西向的南北十四街，南北向的东西十一街。

这南北十四街和东西十一街之间，列置诸坊，共一百零八坊，另有东西两市，共为居民区。万年、长安两县治所，寺观、邸第、编户错居其间。万年、长安两县以朱雀门街为界，万年县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县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

皇城为政府所在地，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城中亦有街道，以承天门街为中轴线，承天门街南与外郭城朱雀门街相接，共为长安城中的主干道。承天门街东西两侧各有两街。其近承天门的两街，分别出朱雀门东西的安上门和含光门，与朱雀门街东第一街和街西第一街相衔接。皇城内亦有东西向的南北六条横街，乃是由承天门南的横街向南算起，其第四横街东端为景风门，西端为顺义门，出景风门即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崇仁坊北的横街相连，出顺义门即与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布政坊北的横街相连，其他各街仅至皇城根即止。皇城内的南北六街和东西六街合起来的十二街，当时人们多以之代表长安城，白居易诗中就曾有句说：“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24

隋唐的东都洛阳，由于洛河自城的西南流入城内，再向东流去，因而就不能像长安城那样的整齐规划。洛阳城也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25。宫城居全城的西北隅，其南则为皇城。皇城虽位于宫城之南，其东西两端却向北伸延，围绕着宫城的东西两侧26。皇城和宫城之东还有一个东城。东城和皇城相仿佛，也是官署的所在地。尚书省就设在东城。宫城之北为曜仪城，曜仪城之北为圆壁城。其北为外郭，东城之北为含嘉仓，仓北为外郭。这是说宫城之北的圆壁城和东城之北的含嘉仓，都在郭城之内。东城之南到了洛河岸边，东城之东的洛河北岸为外郭城。洛河之南也是外郭城。皇城南面中间的端门外面就是架在洛河上有名的天津桥，过桥就是外郭城的定鼎门街。外郭城在洛河之南的部分远较其在洛河之北那一部分为广大。洛河南北，包括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大致成为四方形，只是洛河以南外郭城厚载门以西，还有几坊，显得较为突出。皇城的西南隅外别有上阳宫，仿佛长安的大明宫。上阳宫为隋时所建，与大明宫建于唐代不同。

由于洛阳的宫城和皇城都不位于全城的中心，通过全城的中轴线就不免有点偏斜。宫城北门中间的门亦如长安的宫城，称为玄武门。其南门中间的门，则不称承天门而称应天门（隋时称则天门）。皇城亦无北门，其南门中间的门不称朱雀门，而称端门。端门北对玄武门和应天门，而南对外郭城的定鼎门（隋时称建国门）。皇城南北四街，东西四街。其东西四街中，应天门和端门之间并无直达的南北街。端门和定鼎门之间有一条南北街，却不称端门街，而称定鼎门街，亦称天街。定鼎门街西有四街，其西第二街北对皇城端门之西的右掖门，第三街之南为厚载门（隋时称白虎门），因称厚载门街。定鼎门东亦有四街，其第二街对皇城端门之东的左掖门，其第四街在长夏门之西，亦称长夏门西街，长夏门东之街即以长夏门街为序列，由第一街至于第五街。

洛河之北的外郭城，由于中间有由洛河分出的漕渠横过，又分为两部分。洛河之北、漕渠之南部分，西对东城南门承福门，自成一区，由西向东共有五坊，最西一坊就称为承福坊。坊南洛河上有桥，名为新中桥。桥南就是长夏门街。漕渠之北的外郭城，因在东城之东，其间的南北向街，就以东城之东来序列，由西向东，依次以第一街、第二街相称，至于第六街。

洛河南北的外郭城中，也还各有横街，这些纵横的街间，分列各坊。隋时共有一〇三坊，唐时增至一百一十三坊。另外，还有洛河以南的两市和洛河以北的一市。

洛阳城的这样布局分明是受了自然环境的限制，洛河横贯东西，漕渠又错出其间，虽以宇文恺的巧思，也不能不因地制宜，以宫城皇城偏处于西北一隅，外郭城也分为三处；以端门、定鼎门形成的主轴线，又远离于全城的中央，这些都显得奇突，似非人力所能左右。以洛阳和长安比较，长安地势广阔，宫城、皇城、外郭城依次排列，井然有序。龙首原下旷野之地并非到处平坦，对于这样高低间有不平的地势，宇文恺做了特殊的设计。其设计依据出于《易经》的乾卦。据说，“初，宇文恺置都，以朱雀街南北尽郭，有六条高坡，像乾卦，故于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此观（玄都观）及兴善寺镇之。”27所谓九二置宫殿指的是宫城，九三立百司指的是皇城。玄都观置于崇业坊，为朱雀门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的第五坊，兴善寺置于靖善坊，为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的第五坊。崇业坊与靖善坊隔朱雀门街东西并列，玄都观今已湮没无闻，今兴善寺已不具原来规模，寺址仿佛犹昔，正当今草场坡南的高地上，为当时所谓九五的所在。朱雀门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十二坊为归义坊。全一坊都是隋蜀王秀宅。据说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诸子并于南郭立第。当时并立的还有朱雀门街西第二街由北向南第八坊昌明坊的隋汉王谅宅，朱雀门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七坊道德坊的隋秦王浩宅，朱雀门街东第五街最南敦化坊的隋蔡王智积宅28。这四坊都位于高岗之上，敦化坊在此四坊中又独为高敞。可知隋文帝所说只是表面的言辞，其真情实意并未吐露出来。敦化坊之南约一坊之地尤为高敞，宇文恺当初设计之时，以此地不便设坊，有意缺此一隅，穿入芙蓉池，以示与他处不同29。芙蓉池当为芙蓉园之池，也就是曲江。长安城自少陵原北，直至渭河岸边，是逐渐显得倾斜的坡地，但并非一味倾斜，间有突起的高岗，高岗之间却较为平坦，故宇文恺得以从容布置。宇文恺以九二高坡置为宫城，宫城规模不小，却未完全据有九二高坡，九二高坡还向东北引申。唐太宗贞观初年于其地置永安宫，寻改为大明宫。这座宫殿“北据高原，南望爽垲，每天晴日朗，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盖其高爽也”30。宇文恺乾卦之说，只是一家之言，这样的布置却使长安城充分利用了当地形势，错落有致。宫城已不同凡响，唐初增建大明宫，更显得殊有气派。唐朝后来就以大明宫作为正式朝会之所，也并非偶然。

3.长安城的两市和洛阳城的三市

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外郭城中都罗列百有余座里坊，作为都城首县治所、寺观、邸第、编户错居的处所。都城所在，五方杂处，人烟的确是相当稠密的。长安和洛阳在当时只是政治中心，还不能说是经济中心。既是人烟稠密的都城所在，就不能没有相当发达的商业，供应这许多人口日常生活方面的需求。长安和洛阳的外郭城都是以里坊为主的封闭式都城，如何发展商业，自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宇文恺诸人当时设计东西两都的建设布局时，有过设想并据以做出具体的安排：就在这些里坊中间划出特殊的地方设市。在长安城设置了东西两市，分列于朱雀门街的两侧。洛阳城中横贯着洛河，分外郭城为南北两部分，洛河之南较大，设置了两市；洛河之北较小，就仅设置一市。

长安城的东西两市为唐时所改的名称，隋时分别称为都会市和利人市。两市分列于朱雀门街的左右，相互对称。东市在朱雀门街东第四街，亦即皇城东第二街。西市在朱雀门街西第四街，亦即皇城西第二街。两市各占有两坊之地。东西两市所在的街中，其北皆有四坊，其南也皆有七坊。两市的北门皆在皇城之南的横街，这条横街东抵外郭城东三门中间的春明门，西抵外郭城西三门中的金光门。由这两座城门更通往城外各处。这条横街是全城的交通干线，便利的交通促进了两市的繁荣。宇文恺当年设计大兴城时，有意如此安排，为两市的发展创造条件。

隋唐两代于洛阳城虽皆置有三市，但并不完全相同，甚至置市的地址亦有差异。隋时在洛河之南所置的为丰都市和大同市，洛河之北为通远市。唐时在洛河之南置有南市和西市，北市则置于洛河之北。

隋时丰都市在长夏门街东第二街，其北为通利和慈惠二坊，再北就是洛河。隋时亦称东市。唐时改丰都市为南市，市的范围亦有所缩小。其北部一隅并入通利坊，使通利坊增添了半坊之地。其东的永泰坊也是唐初析丰都市分置的。隋大同市在定鼎门西第二街，也就是后来唐时的大同坊。大同坊就是沿用大同市的名称。大同市隋初本为殖业坊，隋炀帝大业年间移大同坊于此。大同坊原来在什么地方，还有待于再事考核。

唐时的西市在定鼎门街之西第三街，亦即厚载门第一街。隋大同市已近于洛河之南外郭城的西南隅。唐时西市更在隋大同市的西南，为定鼎门街西第三街最南的一坊，而这条街只有两坊，西市之北的广利坊，已到了最北了。西市之西为定鼎门西第四街。隔街为通济坊，为全城最西南的一坊，这样西市就显得相当偏僻。唐时三市中以西市建置的年代最短，前后不过二十余年31。西市废去后的一百多年中，洛阳就只有南市和北市，与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差相仿佛。

4.都城引水渠道的分布

都城范围广阔，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导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内，灌注各处，也就成为首务。而水上交通也较陆地为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于都城的繁荣昌盛。

隋初创建长安城时，城中用水皆仰赖由南山上流下的几条河流，开渠引水，使之流入城内。隋初所开的渠道，为龙首渠、永安渠和清明渠。龙首渠引用交河水，由外郭城东的通化门和春明门的侧旁流入城内，并引入宫城和皇城。宫城中有几个海池，有的可以行船，其水源当是引用龙首渠。永安渠引用交河水，由朱雀门街西第三街最南的大安坊入城，经西市之东，北流入苑，再北注于渭河。清明渠引潏河水，由安化门入城，北流至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布政坊东，流入皇城，再北入宫城，潴入南海、北海和西海。

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为都人士女游览的胜地，就是皇室贵人也多临幸游乐。杜甫诗句“江头宫殿锁千门”，就是描述当年的盛况32。曲江引用的是出自南山的义穀水，引水渠道称为黄渠，经少陵原北流，注入曲江33。长安城始建时，即规划有曲江，则黄渠的开凿可能就在其时。

长安靠近渭河，隋时不引导渭河水入城，而引用南山流下的河流，可能是因为渭河之南有高起的龙首原，难于致力的缘故。隋初为了运输关东的漕粮，曾经开凿广通渠，引渭河水东流，渠道流经长安城北。唐玄宗天宝年间，还引潏河水通到西市34，置潭以贮材木。唐代宗大历年间，又由南山谷口引水入城，流到西市。这时所引的仍是潏河水35。迄今潏河流经丈八沟的河段，犹称皂河。皂河就是漕河，显示出当年故河道的所在。当时所引用的仍是潏河水，是为了运输南山的木炭，故有漕河的称谓。这样的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当时还由西市引渠，经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光德坊，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二坊开化坊，至其北的务本坊东，再经皇城东面景风门和延喜门东，北流入苑。这些渠道分布在长安城内，不仅解决了城内的用水问题，也使长安城内更为富丽堂皇，景物宜人。而一些渠道中还可以行船运物，在当时应是奇观。

洛阳有洛河从城中横穿流过，引水自较长安为易。隋炀帝所开凿的通济渠，就是引穀、洛河水以供运输。穀河为洛河支流，在洛阳城西上阳宫西流入洛河。洛河过皇城的端门东流，至定鼎门东第三街最北的惠训坊西北立堰为斗门，分出通济渠。通济渠亦称漕渠，经隋时通远市北向东流去。洛河之南引洛河的水流还有一条分渠，乃是由苑中引洛河水自通济坊入城，经西市东，过定鼎门街，东流至长夏门东第五街最北的延庆坊北，复入于洛河36。引用洛河水的还有通津渠，由定鼎门西的厚载门入城，东北流经定鼎门街向北，至端门南的天津桥附近复入洛河37。

洛阳之南为伊河，伊河也被引入城内。当时有南运渠，自城东流至外郭城东南隅，屈向北流，经外郭城东面的永通门和其北的建春门外，折而西流入城。城东别无他水，只有伊河，这条渠道也只有引用伊河水。入城后经过南市之东，也就是长夏门东第三街，至其最北的训善坊西入于洛河38。伊河流入城内，不只这一条渠道，还曾由长夏门西街最南的归德坊之西和长夏门东第二街最南的兴教坊之西分道流入城中，会合后，经长夏门东第四街由南向北第二坊履道坊之北，至第五街由南向北第五坊怀仁坊之东流入南运渠。洛河之北还有瀍河。瀍河由东城之东第三南北街最北的修义坊西南流入城中，更南流至东城之东第二南北街最南的修义坊流入漕渠。这里还应提到由含嘉仓城流出的泄城渠。这条渠南流经东城东门宣仁门外，再经东城之东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二坊立德坊之东入于漕渠39。

由于有这样一些河流和渠道都流经洛阳城内，城内不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较为方便。隋炀帝开通济渠，其作用之一就是运输东南漕粮，含嘉仓为洛阳城中储粮的仓库。漕粮运来后，即能随时入仓，可说是相当便捷的。唐时李翱宅在定鼎门东第二街最北的旌善坊。他远赴岭南时，就在坊门外偕妻子上船首途40。由于引水方便，一些达官贵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还都相当广大。定鼎门街东第三街最北的惠训坊，北濒洛河，为唐中宗女长宁公主宅，本魏王泰的故第，其中潴沼竟有三百亩，还延及其西的道术坊41。唐时白居易宅，在长夏门东第四街履道坊，宅地十七亩，水居五分之一，以岛树桥道间之42。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城是少见的。

（三）强大的政治中心和繁荣的经济都会

1.宫城和皇城的作用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有宫城和皇城。宫城在北，皇城在南。宫城为皇室居住之所，皇城为执政官署所在地。宫城的皇室控制皇城的政府，皇城的政府则统治包括外郭城在内全国各地以及和域外的交往。这样的安排布置虽非隋唐两代所首创，隋唐两代却也有所增益。前代官署之间，往往杂有民居，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更显得统治的威严。

隋唐中枢皆三省并立，隋为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唐改内史为中书，实际还是一样的。中书、门下掌管皇朝政令的制定和颁布，尚书则司执行。职责不同，三省的衙署也就不必皆在一处。长安城内的尚书省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皇城之中仅有门下外省和中书外省，分别在承天门街之东第二横街之北和承天门街之西第二横街之北。门下省和中书省实际上乃在宫城之内太极殿前的东西两侧。而太极殿（隋时称大兴殿）则为帝王朔望视朝之所，帝王日常听政视朝则在其北的两仪殿（隋时称为中华殿）。门下省和中书省设在这两殿之前，正显示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

后来大明宫建成，这样的重心就移到大明宫。大明宫称为东内，宫城称为西内，显示两方差相仿佛，实际上大明宫已取代宫城成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大明宫的丹凤门相当于宫城的承天门，其南也在外郭城的翊善坊和永昌坊间特辟了一条丹凤门街。丹凤门内为含元殿，为大朝会之所。含元殿后的宣政殿则为帝王常朝之所。大明宫建成后，门下省和中书省也随着迁来，分列于含元殿和宣政殿之间的东西两侧，大致和在宫城时相仿佛。由于百官经常入朝，还在丹凤门之西的建福门外设百官待漏院。建福门在外郭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亦即皇城东第一街之北，其南就是光宅坊，待漏院就设在光宅坊中。

当大明宫未建之时，每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觐见之时，帝王于宫城太极殿前的承天门受礼。大明宫正式成为政治重心后，这样的朝仪也就转到大明宫含元殿。王维诗有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43，显出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洛阳的宫城和皇城的布局基本上和长安相仿佛。宫城之中亦有含元殿（隋时称乾阳殿），就在应天门内。帝王常朝之所则在含元殿西的宣政殿，门下省和中书省分别在含元殿和宣政殿的东西两方。门下外省和中书外省亦如长安城旧规，皆在皇城之中。就是具体的位置也未脱西京窠臼。可是皇城之中却无尚书省，尚书省另置于皇城之东的东城之中，皇城西南隅的上阳宫，始建于唐高宗时。唐高宗亦常居此听政，仿佛长安的大明宫。不过宫内未设门下省和中书省，与大明宫不同。武则天以后，唐朝诸帝渐少去洛阳，安史乱后，竟无去者，不仅上阳宫难于和大明宫相比拟，洛阳的宫城和皇城也就显得寂寥了。

2.长安和洛阳成为繁荣的经济都会

长安和洛阳诚然是政治中心，却说不上是经济中心。当时的经济中心应该数扬州。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动机之一就是贪图扬州的繁荣富庶，至少当时扬州的繁荣富庶应该是超过长安和洛阳的。后来扬州愈加繁荣富庶，只有益州能够和它比，因而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长安和洛阳更是居于其后了。

长安和洛阳虽然说不上是经济中心，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仍然可以作为经济都会。长安的经济繁荣显示在东西两市，洛阳则显示在洛河南北的三市。长安两市和洛阳三市在一定时期内都显得繁荣昌盛。据说长安的东市，其中“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44。洛阳城隋时的丰都市，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东市，“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隋时的大同市也相当繁荣，其中有“邸一百四十一区，资货六十六行”45。这都是当时一般都会所少有的。

长安的两市和洛阳的三市能够繁荣昌盛，长安和洛阳的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有意的徙民实都，当然也就更为繁多。隋炀帝初建东都之时，不仅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还徙来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46。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47，就是其他的迁徙也还是有的。这样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就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发展，以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长安城西市的规模和东市相仿佛。东市在万年县（隋大兴县）辖地内，西市则在长安县辖地内。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县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记。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多为勋贵所占有，由是商贾多趋往西市，显得西市较东市为繁荣。市的繁荣与户口稠密的关系，这应是一个具体的例证。

前面已经指出，长安的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街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横街也就是春明门和金光门之间的大街。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它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繁荣发展。西市还通漕渠，较东市更为方便。洛阳的三市，两市在洛河之南，却都近于洛河。隋时通远市置于洛河之北，漕渠之南。唐时北市在通远市和漕渠之北，位于东城之东第三南北街景行坊之北。这是移通远市向北，与原来的旧市中间隔了一座景行坊。洛河河道不时摆动，通远市难免受到影响，不能不向北移。不过只是由漕渠之南移到漕渠之北，漕渠运输的便利并未稍改。漕渠上有桥，名为通济桥，为隋时所造，唐时即称漕渠桥。据说：“自此桥之东，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48漕渠运输的繁荣促成了隋通远市和唐北市的繁荣。唐时西京崇仁坊车马填塞，后文当另行提及。就是隋大同市和唐的西市的繁荣也都得力于由洛河引导的分渠。隋大同市在定鼎门西第二街从南向北的第二坊，已近于洛河之南外郭城的西南隅。唐时西市更在隋大同市的西南，为定鼎门街西第三街最南的一坊，而这条街只有两坊，西市之北的广利坊，已到了最北了。西市之西为定鼎门街西第四街，隔街为通济坊，为全城最西南的一坊。这样就显得相当偏僻。相当偏僻却还要设市，显然是凭借流经西市侧畔的洛河分渠了。前面说过，西市的最后废省是在开元十三年。其时这条洛河分渠尚未完全壅蔽，但可能已不利船只航行，导致西市萧条，终至于废省。到了天宝年间，这条渠道完全壅蔽，遂至涸绝，西市也就难以再行恢复了。

城内若此，城外所及更广。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固然以洛阳为肇始之地。早在隋文帝时已开凿广通渠，亦即后来习称的漕渠，加上其间黄河，船只由长安可以直达洛阳。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太行山东、江淮之间皆能与两都相联系，就是江南岭南，亦可借以通达。唐玄宗天宝年间，韦坚为转运使，就由此途运来长江下游各郡的贡品，就是岭南贡品也在所不遗49。贡品能够运来，商货也就随之而至。直到唐代后期，长安城东北渭河上还是“千樯渭曲头”50。其盛况也可略见一斑。

就在唐时，由长安“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就是“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51。这是唐代盛时的记载，隋代盛时谅亦如此，就是店肆不多，道路往来还是方便的。这里所说的是长安，洛阳和长安东西相望，一线相连，能到长安的地方，同样也都可以到达洛阳。

商旅能够到达的地方，货物也就随之俱来，全国的货物也就多能聚集到长安和洛阳。全国的货物自然是各式各样的，丝织品却最为繁多，品种也最为复杂。其中仅绢一种，就有八等，产地近九十州52，尚有未列入等第的州53。两者合计共有一百二十余州，占全国州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这样多的州所产的丝织品，都有可能运输到长安和洛阳，而长安则是尤为主要的集散地。长安和洛阳诸市的工商业者皆按其行业形成行。丝织业也有行，长安两市丝织业的行可考知的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帛行、丝绵彩帛行、丝帛彩帛行、总绵丝织行。这些经营丝绸的行，必是丝绸贸易的地方。有一个绢行兼作举钱之所，可能是为了从事丝绸买卖的存贷款的方便，亦可以借此略觇这些行的贸易盛况54。

长安和洛阳都有市，由东方各地运往长安的丝织品就不必都要经过洛阳的市，这是一般的道理，是用不着说明的。这样多的丝绸由各地运到长安，除去供应长安城内的需要外，还向域外供应。近人每艳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名称虽非国人所首创，然以通往西域的道路多有以之运输丝绸，以这个名称称这条道路，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唐人张籍所作的《凉州词》，描述凉州道路上运输丝绸的景象说：“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55现在发掘的西安附近的唐墓中还有唐三彩驮丝绸的骆驼出土，可见当时运输到西域去的驼队实为习见的情况。有关在这条道路上的丝绸运输情况记载还是很多的，无烦在这里一一列举。大量丝绸由长安从这条道路运往西域，显示出长安丝绸业的兴盛，也说明丝绸之路正是以长安为起点。这样的起点也是他处所不能代替的。

长安和洛阳诸市皆有一定的规模。长安东西两市各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面各二门，四面街各广百步，面各二门是市内有东西街两道、南北街两道。四街之间且杂有巷曲56。洛阳的市，隋时就各不相同，大同市周四里，开四门57，市内当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各一街。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唐时南市，仅留其一半，只有一坊之地。南市周围一些坊，还保留有双市门的名称，可能就是丰都市的市门。如果这样的推测不至讹误，则亦如长安两市之四面各有两门，市内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街两道。后来唐时洛阳诸市皆仅一坊之地，和长安不尽相同。不论其为两坊之地或一坊之地，四面皆有围墙，和坊墙一样。具体说来，这是封闭式的市。封闭式的市是和封闭式的坊相配合的，这在当时有一定的取意，也有历史的渊源。不过当经济不断发展之际，这种封闭式的市就不免有一定的局限性。长安城内崇仁坊的变化就是具体的说明。崇仁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也是皇城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第四坊。崇仁坊的北街，当皇城的景风门，与尚书省选院最相近，又与东市相连，选人在京城无第宅者多停憩此，因之“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58。这不仅超过了两市，而且还形成了夜市，这是两市所未有的。这条记载未及备载具体年代，估计可能是唐代盛时的景象。至于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二坊辅兴坊“车马往来，实为繁会”59。辅兴坊之南，中隔两坊的延寿坊被称为“繁华之最”60，似不能和崇仁坊相仿佛。辅兴坊“车马往来，实为繁会”，是因为它位于皇城安福门和外郭城开远门之间，而开远门又为通往西域道路肇始之地，车马繁多，亦理所当然。延寿坊的繁华则是因为唐懿宗咸通年间迎佛骨时，坊市豪家在此举行无遮斋大会的缘故，并不一定是由于贸易的发达。

虽然如此，一些坊中的商业活动还是不少的。朱雀门街东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三坊长兴坊的毕罗店61，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三坊永兴坊的卖鱼者62，街东第四街最北的长乐坊虾蟆陵的郎官清酒63，长乐坊之南第八坊宣平坊的卖油的64，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延寿坊的专卖金银珠玉的65，这些店铺的规模都不可能很大，但在东西两市之外的其他一些坊中出现，就不应该漠然视之。

都会所在，来往旅人众多，自应有旅舍的设置。长安西市有窦家店，据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66，似是旅舍。他如朱雀门街东第二街由北向南第一坊务本坊、第三坊长兴坊、第五坊靖安坊，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亲仁坊、第九坊永崇坊，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街西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延福坊就皆有旅舍或旅邸67。洛阳城中也有相同的设置，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一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清化坊，东城之东第四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一坊时邕坊、第三坊殖业坊亦皆有客舍或旅舍，而这几坊都在唐时北市的周围68。

这些店铺和旅舍都散布在诸市之外，显示封闭式的市已经不易完全保持旧贯，而被冲破。上面所举的具体例证，大多依据唐时的记载，至少可以说唐时已多这样的景象。这里还应特别注意的是夜市的兴起。上面曾经提到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的崇仁坊。这个坊不仅有商业，而且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按自唐初起就已规定，诸坊门的晨昏起闭，皆以击鼓为号69。这样昼夜喧呼、灯火不绝的夜市，是不合乎早年的规定的。文宗开成年间，还为此再一次发布敕文，令一切禁断70。看来效果并非很大。夜市的兴盛对封闭式的市是冲击，就是封闭式的坊也会受到冲击。

都市中商业发达，工业也应居有相当的地位。唐时长安两市、洛阳三市都有许多行，这在前文都已提到。这许多行中，有关工业的行并不很多。长安东市有铁行，西市有秤行。铁行71和秤行同见于《乾子》72，自是确凿无疑。铁行、秤行何所作为，都无从知悉。唐时有窦乂者，曾于朱雀门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九坊嘉会坊庙院锻炉，做二枚小锸73，锻炉非窦乂所经营，可能就是铁行的一部分。长安西市又有鞦辔行74，顾名思义，当是制作鞦辔和车辆的行业。东郭通化门附近有长店，其中就有造车的工场75。当时皇朝规定：“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76可见手工业的行和作者是不少的，可能都不在东西两市之中。唐文宗时，内库琵琶偶有破坏，送崇仁坊修理。据说造乐器者悉在此坊77，是否也是一行，就不可备知。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常乐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称之78。这是酿酒的所在。其南的靖恭坊中有毡曲79。曲以毡为名，殆亦以制毡为人所称道。洛阳长夏门街之东一街由南向北第四坊修善坊，据韦述所记，坊内车坊酒肆80，这些坊都与市不同。

（四）东西并峙交相辉映的文化中枢

1.都城布局设计的继承和融合

如前所说，长安和洛阳的布局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限制，而间有差异。长安位于龙首原，平坦无阻，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条理井然。洛阳则有洛河横贯，宫城和皇城就不能不偏于西北一隅，而郭城也不能不横列于洛河的两侧。

长安和洛阳两城皆始建于隋世。司其事者宇文恺诸人对于布局设计皆能颇费经营，显示匠心。前面曾提到长安城内的六条高岗，宇文恺以《周易》六爻相度，虽是附会之辞，修建成功却也错落有致。就是较小去处，也都不至于等闲放过。长安城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六坊宣阳坊东南隅有万年县廨，县门就是宇文恺建造的。太平公主与薛绍结婚时，于县门设婚席，以县门隘窄，打算拆毁，唐高宗特敕制止，说是宇文恺所造，制作多奇，不宜拆毁81。一所县门尚是如此，全城当更珍贵。不过应该指出，长安和洛阳城在当时固然是新建，其布局设施还多继承周秦以来的旧规。魏晋之后南北分裂，流派间有差池，南北统一，文化遂得相互融合。都城建设亦在其中，宇文恺诸人在这方面也是多所致力的。

我国最早记载有关都城的建设理论，当推《周礼·考工记》。《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样的理论据说是根据周人的旧制，其实这应是儒家学说的显示。作为前朝的旧制和儒学的学说，后来建设都城就不免有所参照，当然也有不尽作为依据的。

这样的理论主要是国之所在，也就是王宫的位置。西汉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在城内西北部，在诸宫之北，这自然是后市了。至于宗庙社稷所在就难得分别左右了82。东汉洛阳城内，北宫、南宫前后相系，中间仅隔七里，以复道串联，自难有别的设置。城中有以金市为名的大市，并不在北宫之北，而是在北宫、南宫之西。南市在城南，马市在城东，这自然说不上后市了。三公府更在开阳门内，开阳门为洛阳东南城门，因而三公府只能在南宫的东南，也说不上是面朝了83。北魏仍都于洛阳，对于汉魏的旧规有所改易。宫城之南的原来南宫的旧址，改置为政府的官署，具备了面朝的规模84。北魏迁都洛阳之前，平城早已建为都城。平城于两汉时只是一个普通县治，魏晋时更沦为牧场。北魏在此遍地草莱之处建置都城，初非易事。当时中原文化已移向东南，建康城还能依稀略现洛京风光。北魏以平城为都时，曾遣蒋少游前去洛阳，量准魏晋旧城基础。少游还曾出使江南，自当也因之察访了建康规模85。少游南使已在齐时，上距晋室南渡也逾百年。东晋初年，建康仍多因吴时旧迹。孙吴时，自宫门南出苑路，府寺相属，即左太冲《吴都赋》所说的“列寺七里，侠栋阳路”，后来晋成帝创建建康宫，似未对此有所改置。建康宫南门为大司马门，大司马门南去二里为宣阳门，即吴时的旧门，再南七里为朱雀门，中间道路称为御道86，可能仍是府寺相属。宋、齐两代未见改作，少游所见，当是如此。平城府寺所在，不可备知。北魏南迁之后，宫城南门阊阖门之外直至宣阳门间的御道两旁，有司徒府、太尉府以下的府寺群列于其间87，这不像汉魏的旧规，仿佛就是东晋南朝的新制。隋唐两代的长安和洛阳皆于宫城之南另筑皇城。皇城之名前无所因，似属新创。皇城之内列置府寺，则是承袭北魏洛阳城的制度，只是北魏洛阳城阊阖门御道两侧未以墙垣围绕起来，有待于隋唐两代的增置。如果上溯到《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这倒确实是“面朝”了。

上面说到西汉长安的市。东市、西市在诸宫之北，可以和面朝相对，称为后市。东汉就不是这样。北魏迁都洛阳，市皆设于城外，大市设于城西，小市设于城东，四通市则设于城南洛河之南88。小市、四通市和东汉的马市、南市相仿佛，这都不能说是后市。不过和隋唐两代设市的地方也还未能相同。北齐的邺都有南北二城。北城始筑于曹操。北齐所筑的为南城，应是本着北魏的洛阳城建筑的。其中也有东西两市。顾炎武在所撰的《历代宅京记》中说“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并以之列于《城内城外杂录》中，则所谓郭者可能指城外而言。以东西两市并列，可能已开隋唐两代长安城东西两市的先河。长安城东西两市皆在皇城之南，实和“面朝后市”之说大相径庭，不可同日而语。至于洛阳城的三市就更为别致。隋唐洛阳城较之北魏洛阳城更往西偏，受洛河的影响更大，不仅不能再以“面朝后市” 之说相衡量，而且不能和长安城相比肩，地形限制就难得再有别的说法。

按照《考工记》的说法，匠人营国，首先是要方九里，旁三门。在人口还较为稀少的时期，九里见方的规模已经是很大了。人口增多之后，就显得不足，难于遵守。隋唐长安的宫城周围十三里余，皇城周围十七里余，外郭城周围六十七里。洛阳的宫城周围十三里余，皇城周围亦十三里余，外郭城周围五十二里89，较两汉、北魏的都城皆为宏广。前面曾一再指出，隋唐时都城人户众多，这是事实，也是和其他城池比较而言的。长安和洛阳的外郭城都如此宏广，人户虽然众多，城内还难免显得宽敞，有些坊巷的第宅也都有点稀少。前面曾经提到隋文帝以京城南面阔远，恐竟虚耗，乃使其诸子并于南郭立第。隋文帝这样说法，其本心另有计谋，不过南郭虚耗也是事实。后来到了唐代，这不仅没有改观，好像还显得很严重。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大兴善寺在朱雀门街东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可是“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接”90。洛阳城长夏门街东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一坊仁和坊，据韦述所记，“此坊北侧数坊，去朝市远，居止稀少，惟园林滋茂耳”91。其实仁和坊之北第四坊思顺坊和第五坊福善坊之东就是南市，不能说是太远。可见当时外郭城宏广，人户虽多，还是住不满的。

至于城门的数目，西汉长安城确是旁三门，如《考工记》所说的那样。以后一些都城就难得都能一致。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可能有意沿袭《考工记》的成规，也只是在外郭城的两面或三面。四旁都要一样，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长安外郭城东、西、南三面皆为三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明德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明德门之东为启夏门，其西为安化门。东面三门：北通化门，中春明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北开远门，中金光门，南延平门。外郭城北面中部对皇城，朱雀门之东为安上门，西为含光门。皇城东西两面亦皆各有其门，而且并非都是一门。洛阳城中间横贯洛河，和长安很不相同，可是南面和北面还是尽量按三门排列，显然很费斟酌。南面三门，中为定鼎门（隋时为建国门），东为长夏门，西为厚载门（隋时为白虎门）。东面三门，洛河之北为上东门（隋时为上春门），洛河之南，中为建春门（隋时为建阳门），南为永通门92。北面仅二门，东为安喜门（隋时为喜宁门），西为徽安门。洛河之北，西部为宫城、皇城。宫城、皇城和其东的外郭城之间尚有东城。东城东门为宣仁门，与外郭城的上东门东西相对，皇城南面正中的端门与外郭城的定鼎门南北相对。

《考工记》所说的都城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全城的十二门中东西和南北的门都是两两相对，不应稍有参差，而且还是城方九里，平行的街道不至相距过远。西汉长安城确实每边三门，但东西和南北的门并不是两两相对。有人说：“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93九逵既然可以通达，也就形成九经九纬。隋唐长安城的外郭城，北面虽不是三门，但东西两面的三门两两相对，形成三条横街，也就是《考工记》所说的九纬中的三纬。北面的门虽不限于三门，但南北的街道至少有三条是由南面的三门向北引申的，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九经九纬的局面。可是隋唐长安城的经纬街道，并不以九经九纬为限。这是因为隋唐长安城不仅不是方九里，而是远远超出和扩大。城郭宏广，街道就不能过为稀少。隋唐长安城中，如前所说，南北十四街，东西十一街，就是皇城中也是南北六街，东西六街。街的数目不同，还是经纬相交，未脱《考工记》的设想。

洛阳南面和东面都有三门，却不易形成若干相对的城门之间的经纬交错的道路。实际上只有定鼎门和皇城的端门相对，上东门和东城的宣仁门相对。此外还可以说，定鼎门街西第二街北隔洛河，当皇城的右掖门；定鼎门街东第二街北隔洛河，当皇城的左掖门；定鼎门街东第四街北隔洛河，当北郭的徽安门；长夏门街东第三街北隔洛河，当北郭的安喜门；东城之东第二南北街之南就是唐时的中桥，再南当南郭的长夏门。这样一些街促成洛河南北的联系，但并不是南北都有相对的城门的街道，这和长安城未能一致，自然也就和《周礼·考工记》的说法不一样了。

洛阳外郭城内，据韦述所记，纵横各十街，《河南志》及《唐两京城坊考》皆承其说， 而无所是正。然两书具体所载的南北向纵街却皆为十二街，即定鼎门东四街、门西三街、长夏门东五街，与十街数殊不相合。至于东西的横街，就更多差异。洛河之南各街的坊数颇不齐一，以六坊、八坊居多，其中且有七坊的。这些纵横的街道也必然会相互交错，可是就难得像长安城那样整齐，这是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肇建，固然由于修建工程主事者宇文恺诸人的经营策划， 始得有如此宏伟的规模，也是由于能够继承和融合其前代都城建设的旧绩，才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其间创新改革之处殊不少见，前后演变的过程还是清晰可辨的。

2.前代都城文化的承受

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不仅建筑设计绍述前代旧规，就是其他方面也多有承受。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是新建，却不能与前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了无关系。长安城就更为显著。隋朝的创建者杨坚本是北周的臣子，就是唐朝的创建者李渊的业绩，亦可上溯到北周和西魏。西魏、北周皆为鲜卑族所建立，长安城中鲜卑文化实超过了中华文化。鲜卑文化显示在政治、社会各个方面，就是姓氏也不能例外。杨坚之父杨忠曾被赐姓普六如94，李渊的父亲李虎也被赐姓为大野氏95。后来取消赐姓恢复其本来姓氏，并不能说明鲜卑化已不复存在。唐太宗皇后长孙氏，就是鲜卑贵族的后裔。唐朝前期鲜卑族居于达官高位的比比皆是，不能说这样的人物都已完全华化，再没有鲜卑习气。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随来的鲜卑人皆占籍洛阳。东西魏分立，原来占籍洛阳的鲜卑人的后裔，也分别前去长安和邺，不过留在洛阳的仍大有人在。长安既显出鲜卑化，对于洛阳就不能没有影响。

那时都城中的华化也是多方面的，音乐可以说是其中的一端。当西魏初建之时，还说不上制礼作乐，西域乐曲的传入已多为社会的习闻，然非华夏正声，仿佛犹是缺憾。其后平荆州，大获梁氏乐器，始稍稍得到弥补96。及隋氏平陈，获得江左旧时乐工及四悬乐器，隋文帝因而感慨地说：“此华夏正声也。”97这虽然只是一端，也可见当时都城之中，鲜卑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相互融合，显出更新的文化模式。

南北朝时期佛教颇为兴盛，洛阳佞佛者之多远超过江南的建康。北魏分为东西魏后，这种风气似稍有减色，却并未尽泯。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皆易地新建，余风却依旧飘扬。据韦述所记，隋炀帝大业初年，长安城中就有寺一百二十。大业年间及唐初间有废毁，其后新建的却还不少。韦述所记仅限于天宝年间，仍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98。朱雀门街西第四街由北向南第二坊休祥坊的万寿尼寺，本在故城中，隋时始建新都，就移寺于此。西市之南第三坊嘉会坊的褒义寺，本隋太保尉迟刚宅。在未建新都时刚兄迥已置妙象寺于故都城中，移都后，刚舍宅立寺，材木皆旧寺者99。可见都城移徙，寺也随着移徙。新都旧都地址固然不同，文化却并非两样。

隋唐洛阳城的寺院，远较长安城为少，隋时所建更少，这是洛阳作为陪都时的现象。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五南北街由南向北第二坊毓材坊的大云寺却较为特别。这座寺本是北魏所建的净土寺，位于洛阳故城之中，隋炀帝大业年间，自故城徙置于建阳门（即唐建春门）内，唐贞观年间复徙于此处100。洛阳伽蓝自东魏迁邺后，破坏已多，及东西魏交兵，可能随之俱烬。净土寺不见于《洛阳伽蓝记》的记载，可能规模甚小，不为时人所注意。如果一些大寺尚存，也许一并徙置，可见都城虽有移徙，文化是难于就此割断的。

3.人物荟萃和文化昌盛

都城自是当代文化的中心，也是人物荟萃所在。荟萃的人物来自各地，因而各地的文化就借以传播到都城之中，使都城的文化更为昌盛。

隋唐两代为了统治全国，皆于都城设置统治机构，这些机构名目繁杂，从政的人员亦甚众多。唐初的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为时未久，就已难于限制，其名称繁多，司事者也感到莫能遍举。唐时取人之路也相当宽广，据说，方其盛时，著于令者，就有纳课品子，诸官及州县学等十余万人，而取士之科还不在其内101。这既然来自全国各地，也就可能反映全国各地的文化，互相交流，所以这样的文化中心也就是融合全国各地文化的所在。就这一方面说，洛阳较之长安是要稍差一点，不过所差并不很多。唐时铨选有所谓东选者，就是在洛阳举行102。当时还有一种分司制度，是以中央的职官分在洛阳执行职务。其实有实际职务的仅是御史，其他则是优待退闲之官，并不任职。优待退闲之官的分司并无名额的限制，有时人数殊为不少。分司虽无职守，但对于长安、洛阳两地文化的交流还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白居易和刘禹锡都曾分司东都，与当时洛阳诗人互相唱和，为世所重，而裴度的绿野堂就是易代之后，仍为人所珍视。

隋时诗人不少，唐时更多，全国许多地方都有以诗名家的。这样众多的诗人竟成为一代的标志。长安和洛阳为都城所在，首善之区，这些诗人率多到长安和洛阳来过，因而也就多所题咏，更能增加长安和洛阳文化的光彩。其中，若干篇什长期留传下来，可知当年长安和洛阳文化的具体景况。

隋唐时儒士亦颇受称道，孔颖达、颜师古等人所撰集的《五经正义》就是在长安成书的。后来到唐文宗大和年间，郑覃建言“以经籍刓缪，博士浅陋不能正，请准汉时旧事，刻经于石”103，当时即行凿雕，至开成年间始行蒇事，世称《开成石经》。据说郑覃所创立的乃是《石壁九经》104。今《开成石经》仍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实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种。刘昫撰《唐书》，谓郑覃“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多不窥之，以为芜累甚矣”105。开成年间，唐代已臻后期，国事早就萎靡不振，当时尚有余力凿雕这样繁多的石经，还是应该称道的。

这时也多史家，撰述更为宏富。唐代开国之初，即倡修前代史书，于是姚思廉撰著《梁书》和《陈书》，李百药撰《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撰《周书》，魏徵等撰《隋书》，即所谓五代史。这些史书都是奉唐太宗的命令撰著的，所以皆称奉敕撰，也是在长安撰成的。当时亦别撰《晋书》，据说其中有唐太宗亲自撰写的，因而称为御撰。其时李延寿亦撰《南史》和《北史》。延寿撰这两史，乃是承其父李大师的遗志，父子相继，自是私人撰述，撰述之地辗转不一，其成书却在长安，可以与五代史并列106。在姚思廉、令狐德棻之后，史家辈出，其中多人皆在长安从事撰述，为长安文化增添例证。这些儒者史家多在都城从政，就地撰述自多方便之处。这一点在洛阳是不易看到的。

唐太宗喜书法，酷爱王羲之所书《兰亭集序》，多方搜求始能得之。当时书家亦多，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其最著者。唐太宗曾称虞世南的书翰为其五绝之一107。虞世南没后，唐太宗甚至谓“无与论书者”108，惜其手迹未多流传于后世。欧阳询所书《九成宫醴泉铭》尚保存于西安附近麟游县。褚遂良所书《大唐圣教序》仍嵌于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南门外西侧塔壁上。自后善书者仍甚多，为当代后世所推崇的，当以颜真卿、柳公权最为著名。颜真卿所书《多宝塔感应碑》、柳公权所书《大达法师玄秘塔铭》，今皆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张旭草书亦有名当世，其书“索笔挥洒，变化无穷，有若神助”109，杜甫诗谓“张旭三杯草圣传”，“挥毫落纸如云烟”110。洛阳定鼎门东第四街由南向北第一坊归德坊中卢言宅内，其东壁就有张旭真迹数行111，今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犹有其真迹刻碑。唐玄宗亦能书，其所书《孝经碑》亦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洛阳定鼎门西第一街由南向北第六坊积善坊，其中有唐明皇旧宅。明皇为皇子时，出阁后与兄弟五人同住此坊，号五王子宅。宅上就有明皇所书八分书院额。此事见于《河南志》的记载，也许当时还有遗迹。隋唐时亦多画家，张彦远曾在所撰《名画记》中，为之品题记述。其时长安和洛阳皆多建寺观，有些画家就为这些寺观绘制壁画，为两都增加很多生色。吴道子所绘最为有名，为寺院所绘制的亦复不少。长安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常乐坊赵景公寺西中三门里门南，有吴道子所画的龙及刷天王须，笔迹如铁，有执炉天女，窃眸欲语。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七坊平康坊菩萨寺食堂东壁上有吴道子所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112。当时韩干以画马为世所称，其所绘制迄今犹有传本。韩干亦曾为寺院绘制，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五坊道政坊宝应寺中有韩干所绘释梵天女、弥勒、仰面菩萨及二师子，皆能入神113。朱雀门街东第三街由北向南第一坊翊善坊之西光宅坊光宅寺，其普贤堂中尉迟画颇有奇趣114。隋唐之际由西域入居长安的尉迟跋质那及其子乙僧皆以善画名世，时人以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115。光宅寺之画未悉出于其父或子之手，远至唐末犹保存无损，知其久为世人所珍视。洛阳定鼎门东第一街由南向北第二坊修文坊弘道观的《东封图》也是吴道子所画116。修文坊之北尚善坊岐王范宅中有薛稷所画的鹤117。薛稷为唐高宗武后时人，史称其“外祖魏徵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意模仿，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博探古迹”118，也是一时的名家。岐王范宅本为武三思宅，薛稷盖为武三思画这幅鹤画，因而流传下来。

隋唐两代在这些方面的成就都是很多的，这里只略举其和长安、洛阳有关并且流传较久的稍事论述，也只是稍见其一斑而已。

4.输入长安、洛阳的域外文化及其吸收和融合

我国历来是善于吸收输入的域外文化并加以融合的，隋唐两代也都是如此。长安和洛阳为当时的都城所在地，输入的域外文化自多集中于此，其间吸收和融合之迹还是依稀可寻的。

隋唐两代域外传来的音乐，颇受重视。庙堂之上，闾里之间，竟然相习成风。隋初制《七部乐》，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就居其中的四部，还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隋炀帝大业年间，更制《九部乐》，于高丽、天竺、安国、龟兹之外，复增西凉、康国、疏勒三部119。唐初仍用隋时《九部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和《光圣乐》。乐曲虽为唐人所造，乐舞仍是域外本色。据说，“自《破阵舞》以下，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坐部伎有六部：《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自《长寿乐》以下皆用龟兹乐，惟《龙池乐》备用雅乐120。以后虽不断有所改制，域外之乐竟成了正规。

这些所谓《七部乐》和《九部乐》都是当时庙堂的乐舞，就是平时宴乐也还离不开域外传来的乐器和音调。唐玄宗酷嗜音乐，尤擅长于击羯鼓。羯鼓的名称已显示其初本非中土所制造。唐玄宗颇为欣赏的《霓裳羽衣曲》，其制作渊源也与西凉有关。宫廷中其他乐舞，都同样杂有域外韵味。而中土旧有的清乐，本仍盛行于南朝各代，隋时平陈，也曾加以提倡，由于域外乐舞已占上风，清乐因而就逐渐沦缺，更不为时人所重。

庙堂之上，宫廷之中，域外的乐舞既能得到欣赏和重视，社会上因而也就风行起来。《霓裳羽衣曲》最初只是梨园独奏，后来教坊也就传习，不仅长安城内的乐工熟谙，就是国内州郡也间有流传121。洛阳长夏门东第三街由南向北第三坊尊贤坊，东都留守郑叔明宅中有小楼，为其祖母宋夫人习羯鼓之所。宋夫人为开元宰相宋璟之女。宋璟亦善羯鼓，由其女传洛阳，成为一时佳话122，可见洛阳也曾盛行过。元稹有诗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123王建诗中也有句说：“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124都可说明长安和洛阳的文化中域外文化的成分。元稹诗中把咸、洛的胡妆、胡乐的盛行，说成是胡骑起烟尘之后的现象，起烟尘的胡骑指的是安禄山的乱事。元稹还有诗句说：“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125胡旋女来到长安和洛阳，也可能在天宝年间，但和安禄山乱事是两回事，其间没有因果的关系，不应联系在一起。陈鸿所撰《东城老父传》记贾昌所道及开元、天宝年间旧事，说到长安少年有胡心126，可知其间的演化已非短促时日的近事。

隋唐时域外传入长安和洛阳的文化相当繁杂，乐舞之外还可提到泼寒胡戏和打马球。泼寒胡戏的歌舞辞名《苏摩遮》。此戏早在北周时已经传入，隋唐时更为盛行，长安127洛阳128皆风靡一时。打马球唐初始传入长安129，自帝王以至士庶皆有酷爱者，长安城内的一些坊中有的就设有私家的球场，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由北向南第七坊靖泰坊杨慎交宅的球场，就相当有名130。宫城之内也建有球场亭子，后来大明宫落成，其内东苑内也有球场131，可知其盛况。迄今犹能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打马球图》壁画略见于一斑。泼寒胡戏于玄宗开元年间已经禁绝132，打马球则一直流传下来。由宋代以迄辽、金，都城中都有此种活动，直到明代，北京城中仍不少见133，可以说得上源远流长了。

还应该称道的则是宗教的传入。隋唐时长安和洛阳都盛建寺院，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佛教的传入虽早在汉世，隋唐承其余绪，未见逊色，而向西天求法的高僧仍络绎不绝于途，玄奘就是最为著称者。玄奘归来后，于长安大慈恩寺等处译经，其舍利塔迄今仍保存于西安南郊兴教寺内。佛教之外，传入的尚有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祆教在隋时即已传入，雍州就有祆教的教官萨宝134。雍州治所在长安，长安当已有祆祠，唯具体所在不可备知。唐时长安有祆祠四所，分别在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的靖恭坊，朱雀门街西第三街的布政坊和醴泉坊、第五街的普宁坊135。洛阳亦有祆祠，分别在长夏门东第一街修善坊，长夏门东第四街会节坊和洛河之北东城之东第一南北街立德坊136。置祠不少，笃信者当亦相应众多。据说长安朱雀门街西第五街与普宁坊相隔数坊的崇化坊亦有祆祠，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137。崇化坊有祆祠，可以补以前有关记载的缺漏，唯以祆祠为波斯寺，似属未妥。宋敏求的《长安志》于醴泉坊十字街南之东载有旧波斯寺，并说：“仪凤二年，波斯王卑路斯奏请于此置波斯寺。景龙中，幸臣宗楚客筑此（宅），寺地入其宅，遂移寺于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以祆祠与波斯寺并列，可知二者并非一事。朱雀门街西第五街义宁坊亦有波斯胡寺，并非仅醴泉坊一处。

其实，波斯寺乃是景教的寺院，与祆教无涉。义宁坊的波斯胡寺创立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是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创立的138。此寺的建立见于贞观十二年所颁下的诏书，诏书说：“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139后来建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也说到阿罗本，足证阿罗斯是不确实的。也可能是波斯寺和祆祠容易引起误会，玄宗天宝年间又颁布一条诏令，改两京的波斯寺为大秦寺140。洛阳的波斯胡寺设在长夏门东第一街修善坊。

摩尼教亦自波斯传入，又在景教之后。摩尼教初流行于回纥，安史乱后，回纥有功于唐，故摩尼教亦随之传入中土。代宗大历年间就敕回纥置寺，并赐额为大云光明之寺141。后来于宪宗元和年间，又因回纥的请求，在太原府和河南府置寺142，不过所置的寺具体所在，皆已难以确知。

这些宗教的传入也都丰富了长安和洛阳的文化。不过后来传入的几种宗教都难得和佛教相比拟。武宗会昌年间毁佛之时，佛教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得到恢复，其他几种却消沉下去，难以再现当年的盛况。

（五）唐末迁都后的长安和洛阳

1.长安和洛阳经历的战乱

隋唐两代虽多承平，亦有乱离之时，而乱离往往涉及京畿和都畿。长安和洛阳也就不免受到影响，甚而遭到了摧残和破坏。隋末，李渊进攻过长安，李密亦进攻过洛阳，而王世充更据有洛阳与有关各方相争夺。历经唐代前期，长安和洛阳皆已百余年不复再闻兵革，直至安史乱起，才改变了安谧的局面。安禄山曾攻破洛阳，并入居长安；史思明亦曾攻破洛阳，且欲西攻长安。安禄山和史思明先后夷灭，祸乱却未因此绝迹。唐代宗时，吐蕃就曾攻陷长安。德宗时，朱泚且据长安自称楚帝。僖宗时，黄巢所率的农民起义军也曾经过洛阳，据有长安。其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华州韩建皆曾以兵入长安，而宣武（军治所在汴州）朱温不仅入长安，且劫唐昭宗迁都洛阳。

这些军事行动都使长安和洛阳受到影响，而长安更为严重。唐德宗时，泾原（军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兵受命前往襄城（今河南襄城县）救援为李希烈所围攻的哥舒曜，路过长安时，以赏赐过薄倡乱，朱泚因此自称帝号，入居大明宫含元殿，后又移居白华殿。白华殿在大明宫东北，已在禁苑之内143，近于禁苑东面二门中偏南的光泰门（今为广太庙，位于浐河行将会入灞河之处）。当时乱兵剽夺京师后，屯于白华殿144，朱泚由含元殿移居白华殿，自是仰仗于乱兵的拥戴。乱兵屯于白华殿，可能是缘于当地易于防守。白华殿虽近光泰门，光泰门外浐河岸旁悬崖陡峭，是不容易逾越的。后来李晟收复长安，就是由东渭桥攻入光泰门，进取白华殿145。乱事虽告平定，但争夺之地就曾在宫城和禁苑之中，不能了无摧残和破坏。宫城之内都未能避免浩劫，则外郭城的里坊也就难说了。后来李克用与黄巢争夺长安，也是由光泰门攻入，战于望春宫昇阳殿146，昇阳殿即在望春宫内。望春宫本为望春楼，其下即天宝年间韦坚运吴楚轻货时所凿的广运潭，是望春宫亦在禁苑之内147。这和李晟平灭朱泚的乱事一样，是在宫城禁苑作战，也就不能没有摧残和破坏。旧史记载说：“黄巢力战不胜，焚宫室遁去。”可是旧史也说：“官军暴掠，无异于‘贼’，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148可见当时凄惨的景况。

然而使长安受到毁灭，不可能再为都城的则是朱温迫使唐昭宗的迁都。这次迁都不仅是皇帝和百官的迁徙，而且长安城内的士民百姓都在迁徙之列。更为甚者，朱温拆毁长安的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拆下的材木都由渭河和黄河顺水而下，运到洛阳。长安自此遂为丘墟149。

洛阳所经历的战乱远较长安为少，所遭受的摧残和破坏也较长安为轻。安史之乱后期，唐借回纥的兵力，收复了洛阳，回纥放兵抢劫，居人遁保圣善、白马二寺浮屠上避难，回纥就烧毁浮屠，烧死的竟达万人150。这当然只是圣善、白马二寺近旁的居人，较远的还不可能到寺内避难。这样的浩劫当时洛阳全城殆难稍有幸免，因为在洛阳附近的唐兵，也像回纥那样到处掠夺，汝、郑（两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南汝州市和郑州市）乡间，皆无完庐151。洛阳景况也就可见一斑。

2.劫后的长安和洛阳

朱温劫唐昭宗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已成一片废墟。都城既已不复存在，长安城的名号也就随着贬低，降为佑国军，这是当时一般藩镇的军额。长安既成为一般城市，因而也就适用一般藩镇的军额。其实早在唐僖宗光启年间，就曾经置佑国军于洛阳，迁都之后，洛阳成为都城，就把佑国军的名号移到长安，成为长安的新名152。

首任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就是当年据有华州的韩建。长安已成废墟，也就不能不稍加整顿。韩建的建设是不再顾及外郭城和宫城，仅重修子城，也就是原来的皇城，就是皇城也难恢复原来的规模。当时封闭了皇城南面中间的朱雀门，保留朱雀门东西的安上门和含光门。皇城之东原有延喜和景风二门，皇城之西原也有安福和顺义二门。这时封闭了延喜门和安福门，就是偏北的两门。皇城之北原来未设专门，再北就是宫城。这时宫城也拆毁了，皇城之北只好另设一门，称为真武门153。安上门和含光门之南的外郭城因而也就成为南郊。皇城本是隋唐两代官署所在地，这时绝大部分就成了民宅了。

朱温劫唐昭宗迁都之时，曾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依附朱温的皆输货财以相帮助154。可能借此机缘，洛阳得到修理，至少宫城、皇城部分较前稍加完善。可是自迁都之后，还不到四年，唐室就已灭亡，其他一切也就都无从提起了。

【注释】

1 《史记》卷六九《苏秦传》及张守节《正义》。

2 《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章》。

3 《大唐六典》卷八《刑部尚书·司门郎中》。

4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5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6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7 《史记》卷六四《吴起传》。

8 《史记》卷四《周本纪》。

9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

10 《后汉书》卷八《灵帝纪》。

11 《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

12 《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

13 《隋书》卷三《炀帝纪》。

14 《隋书》卷三《炀帝纪》。

15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唐京城》。此事亦见韦述《两京新记》。《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居处部》引韦书， 谓颜师古在通化坊。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谓通化坊在朱雀门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二坊，与《长安志》不同。

16 《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州郡部二》引《两京记》：“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然《元和郡县图志》、两《唐书·地理志》、《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皆未著贞观六年改为东都事。

17 《太平御览》卷一五六《州郡部二》引《两京记》。(www.xing528.com)

18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按：《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太宗时，以岁旱穀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这是因岁旱穀贵的变例，其时洛州亦未建为东都。

19 《隋书》卷六八《何稠传附刘龙传》。

20 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序》。

21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

22 有关长安城的地名，皆据宋敏求《长安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不再一一注出，以下各节均同此。

23 隋初称广阳门，后改称昭阳门，唐初改为顺天门，后改为承天门。

24 《白氏长庆集》卷一《登乐游原上望》。

25 有关洛阳城的地名皆据《元河南志》及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不再一一注出，以下各节同此。

26 马得志：《唐长安与洛阳》，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皆刊《考古》1989年第6期。

27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唐京城三》。

28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以隋蔡王智积宅在朱雀门街西第一街由北向南第二坊通化坊，隋文帝使诸子于南城立第，通化坊乃近在朱雀门外，恐非所宜。宋敏求《长安志》以蔡王智积宅置于敦化坊，今从之。

29 《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居处部》引《天文要集》。

30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四》。

31 《唐会要》卷八六《市》：“天授三年四月十六日，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置，至开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又废。”

32 《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哀江头》。

33 曹尔琴：《长安黄渠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

34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新唐书》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

35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及卷一四五《黎幹传》。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二《长安》。

36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通济渠》称这条渠道为通济渠，并说：“通济渠，自苑内支分穀、洛水，流经通济坊之南，故以名渠焉。”这条渠道非隋炀帝所开，如何能用通济坊的名称？这条渠道只引洛河水，与穀河无关。穀河在上阳宫西入洛，已在这条渠道分洛的下游，不能混为一谈。

37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通津渠》。

38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

39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通津渠·瀍渠·泄城渠》。

40 李翱：《李文公集·来南录》。

41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长宁公主传》。

42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

43 《全唐诗》卷一二八，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44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

45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46 《隋书》卷三《炀帝纪》。

47 《唐会要》卷八四《移户》。

48 《河南志·唐城阙古迹》。

49 《旧唐书》卷一〇五《韦坚传》。

50 《全唐诗》卷五八七，李频：《东渭桥晚眺》。

51 《通典》卷七《食货七》。

52 《大唐六典》卷二〇《太府寺》。

53 《通典》卷六《食货六》，并分见《元和郡县图志》有关各卷。

54 曹尔琴：《唐代长安的丝绸》，《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55 《全唐诗》卷三八六。

56 《太平御览》卷一九三《车中女子》：“东市一小曲内，有临路店数间。”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李恽撰《鲁谦墓志》：“终于西市锦行里私第。”（《全唐文补遗》第三辑）。

57 《河南志·唐京城》。

58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

59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

60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西京》引《杜阳杂编》。

61 《太平广记》卷二七八《国子监明经》。

62 《太平广记》卷一一七《许俨》。

63 《太平广记》卷二三三《酒名》。

64 《太平广记》卷四一七《宣平坊官人》。

65 《太平广记》卷八四《王居士》。

66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乂》。

67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卷四《西京·外郭城》

68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

69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上》。

70 《唐会要》卷八六《市》。

71 《太平广记》卷二六一《郑群玉》。

72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乂》。

73 《太平广记》卷二四三《窦乂》。

74 《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

75 《太平广记》卷八四《奚东山》。

76 《大唐六典》卷二〇《两京诸市署》。

77 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条。

78 宋敏求：《长安志》卷九《唐京城》。

79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

80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81 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

82 《三辅黄图》。

83 《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

84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

85 《魏书》卷九一《蒋少游传》。

86 许嵩：《建康实录》卷二《显宗成皇帝》。

87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

88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

89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七《唐皇城·唐京城》；《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道古迹》；《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二《西京》，卷五《东京》。

90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

91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92 东面三门，《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作“北曰上东门，中曰罗门，南曰建春门”，又引韦述记说：“中曰建春，南曰永通”，并说：“永通周广顺中犹存，疑国初废塞，而开罗门。”如韦述所说，则东面仍是三门。

93 《三辅黄图》卷一《都城十二门》引《三辅决录》。

94 《周书》卷一九《杨忠传》。

95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96 《隋书》卷一四《音乐志》。

97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

98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

99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唐京城》。

100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101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

102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

103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104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105 《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106 《南史》卷一〇〇《序传》。

107 《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108 《旧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

109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贺知章传》。

110 《全唐诗》卷二一六杜甫《饮中八仙歌》。

111 王谠：《唐语林》。

112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按：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唐京城二》作菩提寺，《名画记》亦作菩提寺。颇疑今中华书局本《酉阳杂俎》此处有误文。

113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寺塔记上》。

114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

115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116 《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外郭城》。

117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118 《旧唐书》卷七三《薛收传附薛稷传》。

119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

120 《隋书》卷一五《音乐志》，《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

121 《白氏长庆集》卷一二《琵琶行》，又卷二一《霓裳羽衣歌》。

122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123 《白氏长庆集》卷二四《法曲》。

124 《全唐诗》卷二九八王建《凉州行》。

125 《白氏长庆集》卷二四《胡旋女》。

126 《太平广记》卷四八五《东城老父传》。

127 《唐会要》卷三四《论乐·杂录》。

128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

129 封演：《封氏见闻录》卷六《打球》。

130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传·长宁公主传》，《长安志》卷九《唐京城三》。

131 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京城一》。

132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九《禁断腊月乞寒敕》。

133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刊载有《明代打球图》。

134 《隋书》卷二八《百官志》。

135 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卷四《西京·外郭城》。

136 《河南志·京城门坊街隅古迹》。

137 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138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〇《唐京城四》。

139 《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

140 《唐会要》卷四九《大秦寺》。

141 赞宁：《僧史略》卷下。

142 《唐会要》卷四九《摩尼寺》。

143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唐纪四四·胡注》。

144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145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

146 《新五代史》卷四《唐本纪·庄宗纪》。

147 《唐两京城坊考》卷一《西京·三苑》。

148 《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一》。

149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四》。

150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纥传》。

151 《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纥传》。

152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唐纪八〇》。

153 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二《京城》。

154 《资治通鉴》卷二六五《唐纪八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