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规模及其墙门-中国古都和文化

前面已经提到过：长安城诸里坊虽同在外郭城中，却分别位于皇城之南和皇城的东西，而各街又纵横其间，因之里坊的大小也不齐一，前人对此也曾有过不同的记载。今再略事论述。

《长安志》说：“朱雀门街东第一坊东西三百五十步，第二坊东西四百五十步，次东三坊，东西各六百五十步。朱雀门街西准此。皇城之南九坊，南北各三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四坊，从南第一、第二坊，南北各五百五十步。第三、第四坊，南北各四百步。两市各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广百步。”吕大临的《长安图》说：“皇城之南三十六坊，纵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各广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各广四百五十步。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广各六百五十步。南六坊，纵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纵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六百步，四面街各广百步。”其说与宋说稍异。前引唐城发掘队的报告，各里坊也经过一番实测。实测各坊的长、宽尺度有如下述：

各坊的南北尺度，皇城南第一排东西十坊（以下同），南北长皆500米；第二排坊南北长544米；第三排坊南北长540米；第四排坊南北长515米；第五排坊南北长525米；第六排坊南北长530米；第七排坊南北长520米；第八排坊南北长530米；惟第九排坊（即最南边的一排）其南边的界线不明显。但根据其他顺城街的宽度减去南外郭城内顺城街宽25米后，第九排坊南北长仍达590米。

各坊的东西宽度：朱雀街东第一列坊（南北九坊，以下同），东西宽562米；第二列坊，东西宽700米；第三列坊，东西宽1022米；第四列坊，东西宽1032米；第五列坊，东西宽1125米。

朱雀门街西第一列坊，东西宽558米；第二列坊，东西宽683米；第三列坊，东西宽1120米；第四列坊，东西宽1033米；第五列坊，东西宽1115米。

关于皇城左右各坊，仅实测了右侧金光门内北边之居德坊，该坊南北长为838米；东西宽与南侧之群贤坊同，即1115米。皇城东边之胜业坊，仅探得东墙及南墙的一部分，该坊西部及北部全被建筑所压，其范围不详。但其东墙不与东市齐，而偏西80余米，这可能是由于兴庆宫的扩建而造成的。

报告中还提到东西两市，据说东市南北长一千米，东西宽九百二十四米；西市南北长一千零三十一米，东西广九百二十七米；周围的围墙内有沿墙平行的街，街宽皆十四米许。(www.xing528.com)

里坊面积虽有所不同，都应该说是相当广大的。为了易于维护，每坊四周都有围墙，这和京城周围有郭城一样。这样的围墙，通称坊墙。《唐会要》卷八六《街巷》，载有贞元四年二月的敕文，就曾提到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的坊墙。也有称为里垣的，白行简所撰的《李娃传》，就曾道及安邑坊东门之北的里垣。

唐城发掘队曾经对此做了查核，证明了里坊确实是有坊墙的，而且有些坊墙的墙基还能有所发现。据说在这些里坊中，“以皇城南面四列（三十六坊）及东西两市左右的四坊保存较好，范围清楚。这些坊有的坊墙墙基尚保存了许多，如金光门内南侧的群贤、怀德二坊的坊墙大部分尚有墙基，皇城南之长兴坊的南墙及西墙亦保存有一部分墙基，此外，有的坊墙尚有断续的墙基遗迹，但大部分的坊墙多遭破坏，而未发现它们的墙基”。

里坊都有坊门。《长安志》中说：“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一十三坊，每坊皆开四门。”但皇城之南的东西四坊有门与否，却未曾道及。吕大临的《长安图》除举出“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门”外，还指明“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东西二门”。坊墙除过坊门外，一般再无别门，不过也有少数特殊之处。前面曾经提到，朱雀门街东第一街从北向南第二坊开化坊内南一半的大荐福寺。荐福寺的浮图院在其南的安仁坊，中间隔了一条横街。荐福寺的寺门就向南开在横街上，浮图院的院门也向北开在横街上，寺门与院门隔街相对。长安城寺观很多，规模宏大的也还不少，寺门和院门能破坊墙开到里坊所邻的街的，确是绝无仅有的。除过荐福寺和浮图院外，三品以上的大员和坊内三绝也可以作为例外，三品以上的大员虽然不少，坊内三绝似非很多。三绝一般指的是三种特殊技能，有关唐时的记载间有道及，后来也时有称道。举其著者，如《新唐书·宋之问传》谓其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新唐书·徐彦伯传》谓“韦暠善判，李亘工书，彦伯属辞，时称河东三绝”；《新唐书·郑虔传》谓郑虔自写其诗并画以献，玄宗大署其尾说，“郑虔三绝”；两《唐书·李揆传》谓唐肃宗曾称李揆的门第、人物、文章皆为当世第一，时因称为三绝；而《新唐书·李白传》谓唐文宗也曾称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为三绝。这是对三绝的一般解释。当时能和三品以上的大员并列；同能享受在坊墙开门的坊内三绝，恐与这样的解释不相符合。坊内三绝获准能在坊墙开门，至迟在大和时发布的敕文曾有所道及，见于《唐会要·街巷》记载中。大和为文宗年号，则文宗称道李白、裴旻、张旭三人不应在此之列，至于郑虔和李揆，即令可以列入，也不过二人而已。何劳有此特殊的规定！疑当有他说，只能暂存俟考。不论如何解释，所谓坊内三绝可能较之三品以上的大员为更少，按照这样的规定，当时里坊除坊门外，另行自开门户是很不容易的，也不是很多。

这样的坊门，马燧的奉诚园可以作为例证。马燧官居司徒兼侍中，自是三品以上的大员。奉诚园在朱雀门街东第四街从北向南第七坊安邑坊。《唐两京城坊考》于此征引《博异志》的记载，就足以说明。《博异志》说：“元和中，凤翔节度使李听从子琯任金吾参军，自永宁里出，及安化门，遇一车子，通以银装，颇极鲜丽，从二女奴，皆乘白马。琯随之，日暮及奉诚园，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东，郎君且此回翔，某即出奉迎耳。’良久见一婢出门招手，琯乃下马，入坐于厅中，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李琯已经进入奉诚园，才令人马入安邑里寄宿，这就明白指出：进入奉诚园不必由安邑坊的坊门。这也就是说，奉诚园自有通到坊外的门，和坊门不在一起。元稹《过田家宅》诗：“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按诗意推究，仿佛奉诚园伸展到安邑坊之外。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时曾有规定，坊内房屋不许侵占街道。后来文宗大和八年，还为此特别颁布过敕文，见于《唐会要·街巷》。敕文说：“左街使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今除先有敕文，百姓及诸街铺守捉官健等舍屋外，余杂人及诸军诸使官健舍屋，并令拆除。”马燧为朝廷大员，当然不会为此侵占街坊。

当时虽然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人家不许随便自开坊门，可是未能遵守这样成规的人还是不少，因而引起有关司事者的注意，甚至惊动了皇上。《唐会要》所载大和五年七月巡使的奏文，就是显明的例证。奏文说：“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既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许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余依。”这样说来，长安城中南北十四街和东西十一街各自的两侧，除有的有极少的宅门外，就是坊门了。就以朱雀门街来说，《长安志》所记的朱雀门街东第一街和朱雀门街西第一街实际上就是朱雀门街的东西两侧。朱雀门街东第一街南北九坊，三品以上的第宅共十九家，计从北向南第二坊开化坊六家，第三坊安仁坊八家，第四坊光福坊三家，第六坊兰陵坊三家。《唐两京城坊考》增补七家，计开化和光福两坊各增三家，安仁坊增一家。至于第一坊兴道坊、第五坊靖善坊、第七坊至第九坊为开明、保宁、安义三坊，皆空无一家。朱雀门街西第一街，仅从北向南第四坊安业坊有三家，第九坊延祚坊有二家，其他诸坊皆无一家。这些三品以上的大员的第宅不可能都建于所在的坊靠近朱雀门街的一边。即令都建于所在的坊靠近朱雀门街的一边，而且都向街开门，则朱雀门东侧亦只有十九家，就是再加上七家，也只有二十六家。这些三品以上大员的家门和九坊的坊门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十五门。朱雀门街西侧更少，三品以上大员的家门和九坊的坊门加在一起，仅有十二门。朱雀门街为长安城中最为主要的街，即所谓天街，沿街只有这些家门和坊门，这就不能不说是稀少了。何况这些三品以上大员和第宅并不可能都建在靠近朱雀门街的一边，实际上街旁的门应该更为稀少了。朱雀门街尚且如此，其他各街应该亦不会太多，这可以说当时长安城中人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里坊之内，这和现在城市里的街道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以现在情况推论那个时期，将会是凿枘难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