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坊分布及中国古都文化

在这些街道之间，曾列置诸坊。《旧唐书·食货志》说：“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又说：“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这本是隋时的旧规，隋初始置长安城时，即以坊相称。隋炀帝曾改坊为里，隋末义宁年间又改里为坊。不过就在唐时，里和坊还是通常互用的。白居易就有《永崇里观居》《常乐里居偶题》两诗。其《和答（元微之）诗·序》曾提到和元微之“邂逅相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其《酬吴七见寄》诗中，又提到“居住安邑里，左右车徒喧”。永崇里即永崇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九坊。常乐里即常乐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五街从北向南第六坊。新昌里亦即新昌坊，就在常乐坊之南，中间只隔靖恭坊。刘得仁亦有《夏日通济里居酬诸先辈见访》及《通济里居酬卢肇见寻不遇》二诗，通济里即通济坊，在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十三坊。可见当时里坊通称已成风气。

这些里坊由京兆府万年、长安二县分治。《长安志》说：“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朱雀门街）为界，万年领街东五十四坊及东市，长安领街西五十四坊及西市。”这东西各五十四坊的分布，《长安志》也有具体说明，它说：“皇城之东尽东郭，东西三坊。皇城之西尽西郭，东西三坊。南北皆十三坊，像一年有闰。皇城之南，东西四坊，以象四时，南北九坊，取则《周礼》九则之制。”东郭西郭即东罗城和西罗城。按照这种说法计算，则朱雀门街东西各有五十七坊，与五十四坊的记载不相符合。《大唐六典》“工部尚书篇”：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务，长安城自在所掌管之中，据说：“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一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开元十四年，又取东面两坊为兴庆宫”。这是开元十四年以前的一百一十坊，朱雀门街的东西各为五十五坊。开元十四年以后，朱雀门街以西仍为五十五坊，朱雀门街以东，却只有五十三坊。东西合计，虽足一百零八坊的总数，却和《长安志》有显著的差异。

《长安志》用了很多篇幅，对于这些里坊做了详细的叙述，据其叙述，朱雀门街西第一、第二两街，每街各有九坊，两街十八坊，再西第三、第五两街，也就是皇城西第一、第三两街，每街各有十三坊，两街二十六坊。中间一街，除西市外，仅有十一坊。五街合计，共为五十五坊。朱雀门街东的坊按照东西两方对称情况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不过自然形势的限制，使它少了两坊。这是因为长安城的东南隅为曲江，曲江是不能设坊的，这就少了两坊。朱雀门街东西相合起来，还是一百零八坊，这样朱雀门街西依然是五十五坊，朱雀门街东却成了五十三坊，论数目和《大唐六典》之说相合。不过《大唐六典》所少的两坊，是为了兴建兴庆宫；《长安志》所少的两坊，却是因曲江而未能设坊，其间还是不完全一样的。这里还应再做说明的，乃是兴庆宫。兴庆宫本是由兴庆坊改建的。兴庆坊为一坊之地，如何说“取东面两坊为兴庆宫”？兴建兴庆宫为开元十四年事，这样开元十四年实有的坊数，按《大唐六典》所说，乃是一百零九坊，而不是一百零八坊。

后来大明宫厥告成功，为了开通丹凤门街，就分翊善和永昌两坊，增置了光宅和来庭两坊，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经过这样的增置，朱雀门街东也有了五十五坊，和朱雀门街西相同了。应该指出，大明宫始置于贞观八年，当时称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光宅和来庭分置的年月，未见记载。《长安志》于光宅坊下说：“本翊善一坊之地，置大明宫后，开丹凤门街，遂分为二。”于来庭坊下也说：“本永昌一坊之地，与翊善坊同分。”当是于大明宫建成后即分开的，这些都是唐初旧事，《大唐六典》竟未计入。因为如果计入，皇城之东就不应和皇城之西一样同是十二坊，而应是十四坊了。《长安志》虽记载了翊善、光宅和永昌、来庭诸坊的分置事，可是在叙述坊的总数方面竟也未予计入。如果计入，则朱雀门街东除曲江之地少建两坊外，仍为五十五坊，和所说的五十四坊还是不相符合的。

就在翊善、光宅和永昌、来庭四坊之外，朱雀门街东诸坊还是颇有分合，和朱雀门街西诸坊不尽相同。朱雀门街东第五街，亦即皇城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一坊，并没有坊名，据说“尽一坊之地筑入苑”，因而成了十六宅的居所。《长安志》于此引《政要》说：“先天之后，皇子幼则居内。东封后，以年渐成长，乃于安国寺东附苑城，同为大宅，分院居之，名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十六宅的名称后来还曾有所更改，但这块地方不与诸坊同列，则是为时已久了。入苑这个坊以南为兴宁坊，又南为永嘉坊。永嘉坊之南本为兴庆坊，开元时为南内，也不应仍在诸坊之列。减去这两坊，则朱雀门街东就只有五十三坊，和朱雀门街西的五十五坊相加，共有一百零八坊。这和《长安志》所说的诸坊总数是一样的，但却不是长安、万年两县各辖五十四坊了。(www.xing528.com)

《长安志》所记载诸里坊，间有讹误脱简之处，其中有数事须再做说明。首先，应该指出，《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第五街十六宅之下，接着依次叙兴宁、永嘉、兴庆、道政、常乐、靖恭、新昌、昇道、修德（《长安志》误入此坊，《唐两京城坊考》已作了是正）、立政、敦化、丰乐、安业、崇业、永达、道德、光行、延祚诸坊，接着就说：“右朱雀门街西第一街九坊。”这里显然有脱文。《酉阳杂俎》曾记“长安敦化坊百姓家，大和中有木兰一树，花色深红”。长安县所属诸坊皆在朱雀门街西，则敦化坊似应列于朱雀门街西第一街九坊之中。不过敦化坊中有十字街，这是皇城东三街和皇城西三街诸坊特有的标志，与皇城南诸坊不同。敦化坊既有十字街，则应列于皇城东第三街诸坊之中，不应列于皇城南朱雀门街西第一街诸坊之中。敦化坊既在皇城东第三街，则《酉阳杂俎》可能是随笔所记，不足为据。《长安志》所举的十八坊，作为朱雀门街西第一街的坊就只能从丰乐坊数起，而且只有七坊，显然缺了两坊。《唐两京城坊考》补从北向南第一坊为光禄坊，次南的一坊，或以为是殖业坊。姑不论其所补确否，这里是应该有两坊的。因为这正是朱雀门街的西街，是重要的所在，不应像朱雀门街东第五街从北向南第一坊的“尽一坊之地筑入苑”，也不至于像入苑的坊之南的第四坊兴庆坊以玄宗潜龙之地改为南内。朱雀门街西诸坊无有省并废置的记载，可知诸坊之数不止五十四，而应是五十五。

其次，还应该指出，《长安志》在叙述皇城东第一街诸坊后，曾总括一句说：“右皇城东第一街之十五坊。”毕沅新校正说：“沅案实十七坊，五字当误。”这十七坊从北向南依次为翊善、光宅、永昌、来庭、永兴、广化、崇仁、平康、宣阳、亲仁、永宁、永崇、昭国、晋昌、安兴、通善、通济。超过了当时规划的十三坊。其中光宅坊由翊善坊分出，来庭坊由永昌坊分出，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除过这两坊，还有十五坊。《长安志》叙述这些坊时，于翊善坊后，除光宅、来庭两坊外，皆作“次南”，唯于广化坊则作“次东”。各街的里坊皆南北相向，何以广化坊独为“次东”？广化坊本来是安兴坊，是后来改名的。广化坊于永兴坊为次东，应是皇城东第二街的坊。永兴坊于翊善、永昌二坊之南为第三坊，未经改名广化坊的安兴坊，亦应为皇城东第二街的第三坊，《长安志》既置广化坊于皇城东第一街，则叙述皇城东第二街就少了一坊。可是在总括时，还说：“右皇城东第二街之十一坊及东市。”东市占有两坊地，好像还应该是十三坊。毕沅不察，却说“实一（十）坊，一字当衍”。《唐两京城坊考》才作了是正。广化坊外，还有晋昌坊和通善坊之间的安兴坊。其下注文又称：“后改广化坊。”其实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广化坊和安兴坊，这应是后来抄录者的衍文。《长安志》在此下接着一段叙述，好像就说的安兴坊事，其实不然。这段叙述说：“街之西北净住寺，街北之东，尚书左仆射郇国公韦安石宅，叛臣朱泚宅。”其下注文说：“建中群盗夜分数百骑，取泚于进昌”，已经明白指出，这是晋昌坊事。显而易见，次道原来并无“次南安兴坊”诸字。由此可知，皇城东第一街，本来也应是有十三坊，后来由于分置了光宅和来庭两坊，才成为十五坊。《长安志》在叙述皇城东第三街时，首先指出：“从北第一坊，尽坊之地筑入苑”，接着由兴宁坊叙起，直至延祚坊，又接着总括说：“右朱雀街西第一街九坊”。这是在其中敦化坊后误夺了“右皇城东第三街之十三坊”诸字。这一点在前论述朱雀门街西第一街诸坊时已经说过了。这些都是后来抄录者所造成的脱简和讹误，与次道原著无关。因而上面相应的数字都没有把这些脱简讹误算计在内。

根据上面的论述，朱雀门街西的五十五坊是未见什么变动的。朱雀门街东在唐代初年本为五十三坊，自翊善、永昌二坊分成四坊，还有一坊入苑之后，就成了五十四坊。开元年间以兴庆坊为宫，因而又成了五十三坊。迄至唐末，未闻再有变动。应该说，唐初之时，朱雀门街东西共有一百零八坊，旋增为一百零九坊，至于开元年间，又成了一百零八坊。此后遂成永制，朱雀门街东西两方的坊数也从未有相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