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变迁及自然条件对古都的影响

都城的建立是出自王朝或政权从事统治的需要。形成都城的因素，有自然的条件，也有人为的作用。人为作用的变化，较之自然条件频繁迅速，所以都城形成之后引起的演变，多与人为的作用有关。这不是说自然条件再不会起到若何的作用。自然条件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时时在变化着。由于不如人为作用的频繁迅速，往往为人所忽略。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对于都城的演变就不能没有影响。尤其是在人力还不容易战胜自然的古代，这种影响就更为显著。

前面曾经提到殷人的迁都，汤以前就曾经迁过八次。汤以后还曾经迁过五次，和夏人的频繁迁都相仿佛。夏时为什么这样频繁迁都？书阙有间，难以说得具体。殷人迁都的原因，历来学者曾经有过种种推测，而以河患的说法最为普遍。殷人居于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不能说没有受过黄河的影响。祖乙圯于耿，就是明显的例证。所谓圯，就是为黄河所冲毁。耿，旧说在河东皮氏县耿乡82。以今地言之，乃在山西河津县。其地黄河流经峡谷之中，如何能冲毁耿乡，而促使祖乙迁都？耿当作邢，其地在今河南温县东，正为当时黄河流经的地方，故能为黄河所冲毁83。祖乙因邢为黄河所冲毁而迁都，正说明自然条件在都城的迁徙中仍然是较为重要的因素。这不仅殷时无可避免，就是在后世，也是难于克服的。不过若因此而谓殷人的迁都都是出自河患，那是说不通的。如果说殷人的迁都都是出自河患，那是说殷时河患是相当频繁的。殷时河患是否频繁，这里无暇多事论述。如前所说，殷人的居地是在黄河下游和济水流域。如果当时河患频繁，为什么殷人迁来迁去，老是离不开黄河？如果逐一核实，就是黄河泛滥，殷人的都城也不是黄水所都能冲毁的。可见这种说法未能完全符合于当时的实际。

《尚书·盘庚》三篇就是盘庚迁殷时劝导其臣下服从命令早日迁都和迁都后安抚臣下的文告。盘庚在文告中特别指出：这是“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这是说上天既然降下大灾，先王都不思故居而行徙。这显然不是人为的作用，而是出于自然的原因。上天降下什么大灾，盘庚却没有说得清楚。近年傅筑夫先生对此做了说明，他指出：“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旧的聚居地方住过一段时间之后，土地的生产力便逐年缩退，收获年复一年地在递减之中，致使原来的经济生活已经愈来愈不易维持了。根据长期以来的生活和生产实践，知道每当出现这个苗头时，及时迁往一个新的地方，去重建家园，绝不可以在旧的地方勉强下去，绝不可以留恋故居，苟且偷安。”84殷人农业已有相当基础，《盘庚篇》中一则说：“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再则说：“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虽是比喻，却也十分恰当。殷人亦知施肥以增加农业的收成，不过农事操作还是相当粗放的。土地报酬渐减的规律还是难于有很多的克服。作为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来说，在收获递减的情况下，进行迁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近来有些学人不甚同意傅筑夫先生这样的说法，看来理由还不甚充足。

《国语·周语》有过这样一条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这是说当时发生过一次地震，震区涉及泾、渭、洛三条河流。伯阳父因此做出推断，说是“周将亡矣”。伯阳父的推断是这样得来的：地震必将影响河流和山势。果然在这一年，三川断流，岐山崩塌。为什么山崩川竭就影响到王朝的存亡？据伯阳父的解释，水土气通就显得润泽，土地润泽就能长好庄稼，人民也就富足起来。如果水土显不出润泽，农业难得丰收，人民没有财用，怎么能够不亡呢！伯阳父还举出两宗事例，说是伊水和洛水断流，夏朝因而灭亡；河水断流，商人也同样覆灭。因为夏代末年的都城是在伊洛流域，商代末年都城在朝歌，也就是后来卫国的封地。那是近于黄河的地方。所以伊洛二水和黄河的断流，夏商两代都会受到影响。民用一时匮乏，不一定马上就影响到王朝或政权的灭亡，但这样严重的自然条件的变化，不能说就不会起到若何的作用。西周这次地震和三川竭、岐山崩在幽王二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在其十一年，前后相距九年。幽王为犬戎所杀固然是他自己的失德，处事乖张，如果民富国强，还不至于落到这样的下场。幽王身死国破，丰、镐也就失去了都城的地位。

这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就是在后来的王朝和政权中也不是少见的。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地，前后经历了十多个王朝和政权。丰、镐和咸阳、长安都是受人乐道的古代都城。关中作为都城是有它的优越条件的。首先是四塞的险固；其次就是土地肥沃富庶。在用刀枪剑戟作为武器的时期，险固的四塞确实曾经起到有利于防御的作用。至于土地的肥沃富庶，在人口不甚繁多的情况下，是有它的优越性的。这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都能充分显示出来。不过关中容易发生旱灾，动辄引起灾歉，却也引起大的问题。周宣王时，关中就曾有一次特大旱灾。当时诗人描述这次灾情说：“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虚，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薰。”又说：“天降丧乱，饥馑荐臻。”85据说这次旱灾历时相当长久，削弱了周代的国力，好在还没有影响到丰、镐都城的地位。

关中虽不时发生旱灾，影响农田收获，使粮食的供应感到困难，但人口不断增加，就是田亩丰收，供应仍会有所不足。战国末年，秦国逐渐强盛，生齿日繁，问题就已经显示出来86。解决的办法是由外地运粮接济。秦汉两代都是由关东运输粮食，而渭水含沙量大，下游河道复多弯曲，再加上黄河的砥柱险阻，由关东运粮也有一定困难。(www.xing528.com)

最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尤其唐代前期的情形。唐代解决关中粮食问题，是有优越的条件的。它承受了隋代有关的遗产而更加发扬光大。隋代开凿了关中渭水以南由长安附近连接黄河的漕渠，也开凿了太行山东的永济渠，以及连接黄河和淮水的通济渠，还修复了江淮之间的邗沟，又开凿了长江以南绕过太湖的江南运河。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各地的粮食就可源源不断运到都城长安，加上关中和其西北各地所产的粮食，是有相当巨大的数目的。可是由于都城人口的众多，在干旱和歉收的岁月里，粮食的需要依然是难于解决的问题。严重的时期，甚至连皇帝之尊也要远行到洛阳就食，这在当时已成为例行的故事。这里略举唐高宗和唐中宗时的一二事例，以见他们恓恓惶惶为就食而受到的困苦。高宗永淳年间，以关中饥馑，斗米售价三百钱，皇帝不能不出幸东都。由于事出仓促，扈从之士有的就不免途中饿死。高宗为了防止途中万一有人草窃，因而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87。后来到中宗景龙年间，关中又遭逢饥荒，运输山东江淮谷物至京师，挽车的牛死者十之八九。朝臣按照惯例，又请中宗到洛阳就食，中宗发了一顿脾气，说是岂有逐粮天子！只好作为罢论88。

皇帝到东都就食，这不是简单的出行，朝中重要的官吏都要随同前往。每次就食，时间长短不同。高宗永淳年间那次就食，他就死在了洛阳，未再回到长安。临死之前，他还在说：“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89可见他到东都来是不得已的。高宗死后，武后承缵大统。当高宗在位时，前往东都就食，并不是就在洛阳永住下来。武后继立，在位二十余年，都是在东都度过，几乎少回长安90。武后久居洛阳，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关中的粮食问题难于解决，也并不是就没有关系。

高宗的就食东都，带去了朝中重要官吏。武后二十余年久居洛阳，实际上就是以洛阳为都城了。唐制：长安为京师，洛阳为陪都。皇帝久居陪都，当然说不上是迁都，实际上却是和迁都相仿佛。一般迁都可能不再归来，唐代由于未取消京师的名称，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违离，最后还是回到京师。

唐代自中宗以后，皇帝再未亲临东都就食。这不是长安及其附近再未发生过旱灾，不至于遇到饥馑的年月，而是竭力改善运输，由关东各地大量运粮，接济都城的不足。这是以人为的力量来克服自然条件的缺点，困难虽得到克服，却耗费了大量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