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文化：寺院、石窟、佛塔及其他宗教建筑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与古都各项遗迹有关的问题。古都中还能见到以前的遗迹当数到佛教的寺院以及其他宗教的设施如道观等，都能显示古都文化的一些方面，因而就须再做论证。

论佛教的遗迹，大要可归之三个方面：其一是寺院，其二为石窟，其三为佛塔。三者本是相互联系，似不易分割。这里为了方便起见，就暂为分别论证。

论佛教的传入，自可追溯到东汉初年。东汉以洛阳为都，佛教初入时，据说就在洛阳建寺，以白马为名。因为是以白马负经东来，就有了这样的称号。白马寺应该是我国修建的最早的寺院。当时东来传经者为天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的坟墓迄今仍在寺内。

洛阳的佛教传播以北魏为最盛。北魏时曾在洛阳城内普建佛寺，据《洛阳伽蓝记》所载，迄于北魏季年，共有佛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到了孝静帝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后，还有佛寺四百二十一所。当其盛时，可谓空前。当然，这样的残破并未稍已，唐时以洛阳为东都，亦多建佛寺，然竟无一所为北魏时的旧寺。

当北魏在洛阳大建佛寺时，南朝在建康亦有同样的兴建。建康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孙吴之时，东晋时已相当兴盛。迄于南朝所建愈多，大可与洛阳媲美。据《南史·郭祖深传》所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郭祖深为梁武帝时人，梁武帝为历史上最为佞佛的帝王，此后可能还有继续修建。唐代诗人杜牧的《江南绝句》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212并非过分的夸张，甚至还不如南朝时人所记之多，然较之北魏的洛阳已大有逊色。

南朝建康城中，这么众多的寺院，历经沧桑，大都圮毁，目前仅存较为完整的六朝古刹为栖霞寺。栖霞寺位于南京东北栖霞山，寺院乃是清代光绪年间重建的，当年规模依稀犹存。据说现在栖霞寺的寺址，为唐代扩建的一部分。唐时弘扬佛教在长安和洛阳最为显明，栖霞寺亦沾其余沥。

经现代学人探考研究，确定了六朝六处佛寺遗址，除栖霞寺外，尚有长干寺、建初寺、禅众寺、慈恩寺及一失名的六朝佛寺和上定林寺213。虽然都是些遗迹，亦可以稍觇南京城内佛教兴盛与消沉的过程。诸寺废置先后不一，长干寺至太平天国时始在战争中被摧毁，在其未废毁以前，都应该还有一定的影响。

下至隋唐，佛教的传播较前益盛，不过都城中的寺院似尚不如北魏繁多。据韦述所说，长安城中，隋大业初有寺一百二十，谓之道场。唐天宝时，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214。若以有唐一代合计，则有寺院一百一十二所215，较隋时还稍少。唐代长安城中这么多的寺院，能保存到现在的并不多，较为著名的为南郊的慈恩寺、荐福寺、兴善寺，长安县的兴教寺、香积寺。慈恩寺本在唐长安城内朱雀门街东第三街从北向南第十一坊晋昌坊内，居有半坊之地，乃唐高宗尚在春宫时为其母文德皇后修建，故以慈恩为名。荐福寺本在唐长安城内朱雀门街东第一街从北向南第二坊开化坊内，也居有半坊之地，而且其浮图院还伸入到其南的安仁坊内。荐福寺为隋炀帝在藩邸的旧宅，立寺之后，曾多次为辟翻译佛经的场所。兴善寺亦在唐长安城内朱雀门街东第一街从北向南第五坊靖善坊内，北与荐福寺所在的开化坊中间仅隔安仁和光福两坊。兴善寺为当时长安城的最大寺院，居有一坊之地。迄至现在，慈恩寺范围已大为缩小，不能与原规模相比拟。荐福寺亦仅存其浮图院。只有兴善寺还相当广大，超过慈恩寺和荐福寺。今这三寺已都在市区之内，辟为游览场所，当年佛法亦得以借之有所弘扬。

兴教寺在今长安县潏河之北，也就是樊川之北，位于少陵原侧畔。寺内有玄奘及其二弟子窥基、圆测圆寂后所建的塔，并有塔铭，来游者鲜有不拂苔细读的。香积寺在神禾原上，寺内有净业法师塔铭。唐时日本僧法然居此创立日本净土宗，传之东瀛。与香积寺相若的为青龙寺。青龙寺在乐游原东，唐时亦位于城内，其地为朱雀门街东第五街从北向南第八坊新昌坊，唐时日僧空海、圆仁，皆在此寺从不空受法。日人来游西安，多至香积、青龙二寺，盖皆有一番因缘。青龙寺早已圮毁，近年又为之重建。这里还可以提到草堂寺。草堂寺位于长安城西南圭峰之下，为鸠摩罗什的葬地，故寺中有鸠摩罗什舍利塔。此寺的建立应与鸠摩罗什有关，可能鸠摩罗什生前或死后不久即已建立。唐时曾一度改为栖禅寺。鸠摩罗什为佛教大德，故直到现在，此寺犹为佛徒顶礼之所，论长安佛教文化者尤为重视。

洛阳于唐时与长安共为都城。长安城内佛寺既如此众多，洛阳亦当差相仿佛。可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考得仅为十六所。其间相差甚为悬殊，几难同日而语。今传本《元河南志》为徐松由《永乐大典》迻录得来的，见缪荃孙所撰《元河南志》跋文，谅非虚语，《元河南志》当本于宋敏求的《河南志》旧本。今《元河南志》既系辑本，自非全貌，不能以概唐时旧规，然徐松亦未能多加考究，可知原来建置本不甚多。就连这样为数不多的唐代寺院，也已先后圮毁。迄今洛阳人士所乐于称道的厥为少林寺。少林寺位于洛阳市东南登封县的西北，为北魏时的旧刹。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曾在此创立禅宗，故颇负盛名。寺西塔林为寺中和尚墓塔所在地，塔林中墓塔多至两百余所，可知其渊源的久长。少林寺僧素以拳名世，声誉甚著，海外人士亦多所景仰。

宋代开封城的寺院，《东京梦华录》所载的仅有相国寺。相国寺固为当时开封城最大的丛林，可是孟元老以之记载于《东京梦华录》中，大概是由于它已成为商业市肆的场所。宋人王栐撰《燕翼贻谋录》对此所做的说明，就已见其端倪。据王栐所说，则“东京相国寺乃瓦市也。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商货荟聚，仿佛佛事有所消沉。

相国寺本为北齐的建国寺，唐代前期因其旧址重建，可知其本有来历。北齐时所建的寺院尚有开宝寺，后唐时又建有宝相寺，宋代建的寺院亦有数处，宋以后续有修建。明时李濂撰《汴京遗迹志》多所考核，亦仅有二十八所。与唐代长安相较，相差殊巨，大致可与唐代洛阳相仿佛。如果删去金元迄明所建的，则与唐代洛阳相较，亦膛乎其后了。

佛寺在开封的演变，至少可说明两个问题。佛教在我国的流传经过了一些坎坷不平的际遇，最显著的就是所谓的“三武一宗”之祸。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去北宋已远，可是后周世宗崩逝的次年，宋朝即已建立，其间紧相衔接，无所间隔。唐武帝之后，接着就是唐宣宗。宣宗继武宗之后，却一反武宗的作为，凡武宗的旧有制度，皆改弦更张，大规模恢复武宗所毁的寺院，即其著例。宋太祖虽夺取了后周的社稷，却继承后周世宗的宏猷，当时未能立时恢复佛法，正是这样的缘故。虽然有这样的曲折，可是后来开封寺院却还不断有所建置，这显示佛教在开封城还有一定的作用。其他寺院不必说起，相国寺历经金、元、明、清诸代皆未完全圮毁，而能保存到现在，应该说是这种作用的具体显现。今相国寺内自大雄宝殿以下皆清代所重行修建，虽非原迹，规模亦颇可观，其中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木雕佛像，雕工精美，亦颇受人称道。

南宋迁都杭州，即所谓临安府。临安佛寺之多，远超北宋的开封。据吴自牧《梦粱录》所载：“城内寺院，如自七宝山开宝仁王寺以下，大小寺院五十有七，倚郭尼寺，自妙净福全慈光地藏寺以下，三十有一。”两赤县的大小梵宫尚不在内。临安寺院较多于开封，是由于时地皆有不同处。南宋偏安一隅，上距北宋开国已百有余年，与后周世宗已了无关涉。自南朝盛建佛寺之后，江左佛法似未稍息，中原固曾一再毁佛，东南各处以地处偏远，所受影响恐亦不如中原严重，南宋承其后，故能有以弘扬。据《梦粱录》所载，临安城内木子巷的明庆寺，“凡朝家祈祷，及宰执文武官僚建启圣节道场咸在焉”，而木子巷北的千顷广化院，则“系群臣僚佐建启圣节道场及祈祷去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杭州佛寺之多，不能说和这些举动没有关系。

杭州现在最大的寺院当数灵隐寺。在耐得翁所撰的《都城纪胜》的《三教外地》中，灵隐寺即列于诸大禅刹之首，而明庆寺则为诸律寺之首。明庆寺作为当时朝家祈祷的寺院，当是由于位于杭州城中，近于宫廷的缘故。灵隐寺在杭州西北北高峰下，自属于附郭的寺院。这是不能和明庆寺相比拟的。然灵隐寺的始建却早在东晋成帝咸和年间，其历史悠久，殆为其他寺院所难于比拟。灵隐寺由于独得湖山之胜，游人络绎不绝，游人虽多，当不仅皆是留恋于湖山的胜景。

北京城郊的寺院，亦可上溯到唐代。清时宛平县西南的法源寺，本为唐初所建的悯忠寺。唐时幽州治所即在现在的北京，悯忠寺应为当时就建在城郊的寺院，若距幽州城较远，还应有更早的建置。现在门头沟区马鞍山麓的戒坛寺，据说就是唐初高祖武德年间所建的慧聚寺。悯忠寺为唐太宗征伐高丽归来所建置的，自应稍晚于慧聚寺。房山县南的云居寺，为唐初沙门知苑所居，第未知其与悯忠寺、戒坛寺孰为先后。门头沟区罗汉岭的潭柘寺，据说始建于西晋，当地有俗谚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 旧志记载，晋为嘉福寺，唐为龙泉寺，后乃更为潭柘寺，俗谚所说，不为诬妄216。这样说来，北京的寺院建置应该还是较早的，至迟在辽建陪都、金建中都以前，佛教在当地的流传就已经很盛了。

由于金、元、明、清诸代不断有所建置，迄至现在，城内各处寺院还是随处可见，其确数虽未能备知，已可显现作为都城，又是前后几代相沿，佛教兴盛的一斑。可以说，在不断改朝换代之际，北京的佛教流传并未因之减色，反而已和城内的文化融通在一起，善男信女皆可就近拈香跪拜，祈求释迦牟尼的恩护。

现在北京城内最大的寺院当数隆福寺和护国寺。隆福寺创建于明代，护国寺则更早在元代217。隆福寺和护国寺早已和开封的相国寺相仿佛，成为商贾云集之所，自然说不上清静寂寥，佛教的殿堂徒有其表，仿佛已与佛教无关。不过游人既多，对于各寺院所能显示的佛教文化，是会有所弘扬的。不仅隆福寺和护国寺如此，其他寺院亦莫不皆然。熙熙攘攘的游人固不会妨碍善男信女的膜拜。现在北京城内可以称道的还有雍和宫，雍和宫为喇嘛庙。喇嘛教出自佛教，自可视为一体。喇嘛教盛行于西藏，流传于蒙古国，故雍和宫的建筑实融通各族建筑艺术于一体，具有独特的风格。清代版图较明时广大，所包括的民族更为众多。清代喜于荟聚各族文化于一起，以见其统治的盛况。现在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本为清代帝王避暑的行宫，行宫中有许多不同的庙宇，其建筑的形式即依其本族的旧习。这样杂然并列，文化融通之迹历历可见，雍和宫虽是具体而微，也会起到相似的作用。(www.xing528.com)

佛徒传播佛教，在建置寺院之外，还利用石崖开凿石窟，窟内雕刻石佛，气象庄严，更能激起善男信女的景仰和皈依。今甘肃敦煌县的莫高窟和刘家峡水库北岸小积石山中的炳灵寺皆其著者。莫高窟始凿于十六国时的前秦，炳灵寺始凿于十六国时的西秦。前秦不都于敦煌。敦煌之西有玉门关和阳关，为中原通西域必经之地，两关之外有流沙，行旅视为畏途。使人商贾跋涉西行，多祈求佛陀保佑，安渡危途；若是东来的使人商贾，得入两关，也须庆幸平安，因于敦煌开凿石室，雕刻佛像，共了心愿。前秦虽不以敦煌为都，稍后的西凉却是都于敦煌，因而也对莫高窟的建置有所增益。今刘家峡水库隶属永靖县，十六国时，其地当隶属于枹罕县。枹罕县的治所就在今刘家峡水库之南的临夏县。十六国时这里也是通往西域大路经过的地方，和敦煌相似，因而也有石窟的开凿。不过应该指出，炳灵寺的石窟开凿于西秦建国之时，而西秦曾建都于枹罕。这也就是说，在都城附近开凿石窟，这里应该是最早的一处。西秦灭亡后，石窟仍继续兴建，和莫高窟一样，都是历北魏、隋、唐，而至于宋、明各代。源远流长，皆为由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的道途中不可或缺的建筑和设施。丝绸之路阻滞之后，石窟并未为人漠视，直到现在，声名仍然卓著，鉴赏之人不绝于途。

接着在都城附近开凿石窟的为北魏的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开凿的就是驰名中外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平城前后，佛教已经在当地广为流传。平城城内的佛寺约有百所，更在武州川水旁开凿石窟，可知其盛况。炳灵寺石窟和云冈石窟并见于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河水注》中叙唐述山，谓其山“层岩峭举，壁岸无阶，悬岩之上，多石室焉”。并引《秦川记》，谓河峡崖傍有二窟，一为唐述窟，一为时亮窟。可能这是两处最多的窟室。当时所建筑的只是如此。在《㶟水注》叙云冈石窟说道：“武州川水又东南流，水侧有石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东转迳灵岩南，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根据郦道元的叙述，云冈石窟的规模远较炳灵寺石窟宏大。现在看来，郦道元所说是不错的。

北魏后来又迁都到洛阳。迁都之后，又在城南伊河左岸龙门继续开凿石窟，依山雕刻佛像，即所谓龙门石窟。北魏迁都为孝文帝时事，郦道元晚于孝文帝，可是《水经·伊水注》竟未有一语及于龙门石窟，可知龙门石窟并非于孝文帝迁都之后即开始开凿。北魏以后，迄于隋唐，仍不时施工，龙门西山北部的宾阳南、中、北三洞，中洞始开凿于北魏宣武帝时，南北两洞亦始开凿于北魏，迟至唐初才告厥成功，可见其工程的浩大。唐初以洛阳为东都，唐高宗及武则天久居其地，龙门石窟就继续得到开凿，奉先寺就是其时开凿成功的。龙门石窟气势宏伟，雕刻精绝，所雕刻佛像皆能栩栩如生，状貌近人，允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亦为中国文化史上不可缺少的章节。龙门石窟与大同云冈石窟并称，而大同与洛阳皆为北魏的都城，前后相连自成一气。龙门石窟创始于北魏，迄于宋代尚有制作。诸佛面相及其衣纹折叠，皆随时变化，与其所制作的时期相吻合。仅就这些艺术雕刻而论，已可永垂千古，而雕刻艺术能够永垂千古，还是凭借着佛教的流传和弘扬。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以及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并称为我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正说明其间的成就。

南京亦有石刻佛龛，栖霞寺中的千佛岩最称名胜。千佛岩始刻于南齐，其时洛阳龙门石窟可能尚未施工，故这座千佛岩就有江南云冈的称誉。杭州灵隐寺前飞来峰崖壁也有石刻佛像，其刻凿之时间，由五代直至宋元，造像多至四百余尊，也是少有的巨大工程，有助于佛教的流传。北京房山云居寺藏有由隋唐至明末的石刻经板，竟多达万有余块，为研究佛教史、美术史和建筑史的珍贵资料，虽与石窟雕刻不同，也是值得提及的。

至于佛塔，通常是建筑在寺院之中，寺院之外也有此类建筑，那只能说是个别的。前面说过，佛教的传入早在东汉之时，洛阳城外的白马寺就是为纪念佛教传入才建立的。白马寺始建之时，就相应建立了一座佛塔218。白马寺于北魏时犹存，浮图仍伫耸于寺内219。现在白马寺旁的齐云塔，为金章宗大定年间重建，到现在也已八百多年了。北魏时，洛阳伽蓝甚多，诸寺中往往有塔，其最著名的当数到城内永宁寺中的九层浮图。这座塔举高九十丈，塔顶还有一层宝刹，又高十丈，去地面就应有一千尺。去城百里，仍可遥望看到。这是“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可是就在北魏之时，为火所焚毁220。只给后世留下一种豪华奢侈的印象，于佛教的弘扬并无若何补益。

如前所说，唐代长安寺院之多，远超于其时的洛阳。唐代洛阳寺院为数既已不多，各寺院竟皆无浮图221。唐代长安不仅寺院繁多，佛塔也相应不少，迄今慈恩寺和荐福寺的大小雁塔犹高耸云间，而褚遂良所书唐太宗撰制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制的《述三藏圣教序记》的石碑亦犹镶嵌在大雁塔南门外两侧的塔壁上。大雁塔据说是仿照印度鞑嚫王国佛塔的范式筑成。这种说法自有来历，并非向壁虚构，可是现在已成为掌故，殆少有人尚以之为有异域的情调。据《唐摭言》所载，自唐中宗神龙年间起，进士中第后，率皆集大雁塔下题名，则慈恩寺中已不限于佛教的活动。这里还应该提到长安城南神禾原上香积寺内的善导塔和少陵原南坡华严寺的大小二塔。善导塔是唐代佛教净土宗祖师善导和尚的供奉塔。华严寺的大塔为华严宗初祖杜顺禅师塔，小塔为华严宗四代祖清凉国师塔。华严寺于清乾隆年间因少陵原坡坍塌圮毁，唯塔尚存。

开封城内的塔以繁塔的造型最为独特，亦远非印度旧式。繁塔本名兴慈塔，以建于繁台之上，故名繁塔。始建于周世宗显德年间，为开封现存最古之塔。宋时开封城内上方寺的铁色琉璃塔，俗称铁塔，中经修葺，迄今犹矗立于开封城内的东北隅。

其他各处古都佛塔的建置亦莫不如此。南京城南牛首山上的宏觉寺塔、杭州城南钱塘江畔月轮山上的六和塔、安阳城西北的天宁寺塔（亦即所谓的文峰塔）、银川市北郊海宝塔寺内的海宝塔，皆能显示出佛塔与国内楼阁式的建筑经历了融通的过程。北京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始建于北魏，应为北京现存最早的佛塔。门头沟区马鞍山的戒坛寺塔，亦当与寺同为唐代初年的建置。还有香山昭庙的琉璃塔，皆不脱楼阁式的形式。西直门外白石桥东，建于明宪宗成化年间的金刚宝应塔，据说是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座塔建筑的，但形式与风格已融入国内的传统建筑中。呼和浩特五塔寺的五塔，其建筑规模亦略同于金刚宝座塔。北京阜成门内白塔寺的白塔和北海白塔山的白塔，皆为藏式喇嘛塔。北海的白塔建于清世宗雍正年间，白塔寺的白塔建筑远在北海白塔之前。《大明一统志》记顺天府寺观中就有白塔寺的记载，据说：“旧名万安寺，洪熙元年改建。”洪熙为明仁宗年号，上去明成祖迁都北京才二十余年。寺与塔可能皆为元代旧迹，因喇嘛教于元时已传入大都，而且受到元帝的尊崇。迄今在周边地区的寺院中还多有建置，可是在都城中却所建不多。在北京城中却只有这两座。因为白塔的建筑和其他佛塔皆不相同，所以容易引人注目。特别是白塔山上的白塔，因建筑于北海琼华岛上，而北海已辟为公园，遂成为北海的胜迹。若不是这两座白塔，则喇嘛教在北京的传播就不会为很多人所能知晓。

自来较大规模的寺院多有塔的建筑，为时既久，往往寺毁而塔尚存。这样的塔不仅矗立于各古都之中，且遍布于全国各地，据说现在国内尚保存有上千座古塔，这自然都已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和域外的因缘似皆已淡薄，这不复多见于世人争论之中。

堪与佛教相提并论的应该推道教。道教也有悠久的渊源，但论其传播所及的地区，似尚不如佛教的广泛，在都城之内仿佛也不易超过佛教。北魏寇谦之虽得太武帝的眷顾，且太武帝曾废毁佛教，使道教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然寇谦之所得到的宠遇亦只是及身而止。至孝文帝迁洛之前，为道教立的坛祠，即所谓崇虚寺者，却在桑乾之阴，岳山之阳，远在平城之外。虽如当时诏书所说，“京城之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崇至法，清敬神道”222。可是当时平城的寺院，却并未一例外迁，显然其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其后迁洛移邺，还是踵行故事，在都城南郊设立道坛，也难望佛教寺院的项背。《洛阳伽蓝记》所载洛阳寺院繁多，可以说空前绝后。若以之记录道观，就无从下笔了。

隋代长安城中的道观，亦名玄坛，为数十所，应该说已经不少了。入唐之后，到了天宝年间，也只有道士观十所，女观六所223。天宝以后的道观，见于《长安志》记载的共三十八所，其中道士观三十二所，女观六所。《唐两京城坊考》稍做补充，道观增加了两所，皆为道士观。唐代以道教创始于老子，老子姓李，与唐王朝同姓，故备见推崇，然长安城中的道观数量终未超过寺院。天宝以前，城中寺院已有一百零一所224。天宝以后，又有增加，为一百零八所。两者相较，相差甚巨。其实这样的差异，固不待于唐时，隋大业初，长安城中即有寺一百二十所，较天宝以后犹多。唐洛阳城的道观，据《唐两京城坊考》所考，亦有十一所，和长安城相仿佛。唐代以后，都城之中虽仍不乏道观，然已难与唐代相提并论了。现在古都中的道观可以提到的还有北京的白云观和开封的延庆观。白云观在北京西便门外，相传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元初曾随成吉思汗西征的长春真人邱处机就居于此中，故白云观一度改名为长春宫225。延庆观在今开封城内西南隅，始建于元世祖时，明太祖洪武年间重建226。今观内玉皇阁犹巍然高耸，为一方的胜地。

佛道两教之外，还有其他宗教，率多自域外传入。唐长安城中就有波斯寺两所，胡祆祠四所227，就是在唐洛阳城内也有波斯寺一所，胡祆祠两所228。天宝时，改东西两京的波斯寺为大秦寺，两京以外各地所建的波斯寺亦一并改名。波斯寺的得名是以唐初贞观时波斯僧阿罗本始建此寺（波斯今为伊朗）。其所奉者为景教，景教出自大秦，故寺名亦为之改称229。唐武帝毁佛时，大秦寺院亦受其影响，不复再振。今西安碑林中犹保存有唐德宗时所立《大秦景教流行碑》，为宗教研究人士所重视。除此以外，殆已不复见称于社会。祆教为拜火教，南北朝即已内传，唐时虽亦在长安、洛阳建立祠庙，其后亦不复振。这里还应该提及摩尼教。摩尼教亦传自波斯，是由回纥传入的。唐德宗贞元时，曾令摩尼师祈雨，可能当时长安城中已有摩尼寺，其后更因回纥的请求，河南府及太原府也许可设立230，后被严禁，虽仍秘密流传，但长安和洛阳当已绝迹。外来宗教中传播最广，堪与佛教比拟的，则为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伊斯兰教在7世纪已经传入。今西安城内化觉巷有清真大寺，一名化觉寺，据说始建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然未见宋敏求《长安志》未见记载，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亦无考证，容再探索。寺中一些建筑的风格，与新疆等地的清真寺间有不同处，显示出和长安文化的融通。今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有牛街礼拜寺，为北京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清真寺，是值得称道的。天主教的传入较上面所说的这些宗教皆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利玛窦东来时才传入北京的。北京城中天主教南北二堂的建筑皆颇具规模。南堂在宣武门内东城隅，即在利玛窦的第宅之东，是明代建筑的。北堂在西安门内光明殿后231，其后北堂又移至西什库之北。基督教（新教）传入较晚，一时尚不易与天主教相比拟。其他古都中亦不乏天主教堂的建筑，其建筑之时当地皆早已失去都城的地位，并已成为古都了。

这些外来宗教的传入显示出中华民族具有吸取文化的雅量，论其传入之早和流传之广，殆无出于佛教之右者。佛教能够这样早地传入，自是具有其独特的因缘。及其传入之后，为了更易传播，也逐渐注意到和中华文化的融通。佛教由于历史悠久，宗派不少。在中土曾经盛行而且历时较长的，当推三论宗、唯识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就是所谓汉语系的佛教宗派。这几个宗派的创始者绝大部分都是出生于中土的大德。有的就以创始时的所在地为名，天台宗就是以其创始人智住在浙江天台山而得名的。这里要特别提出的则为唯识宗和华严宗。唯识宗的创始人为玄奘及其弟子窥基。玄奘由印度归来，就常在长安驻锡，其遗骨即葬于城南的兴教寺。华严宗的创始人为法藏，武则天时，奉诏在洛阳太原寺主讲《华严经》，因而就创建了华严宗。武则天赐法藏称号为贤首法师，故此宗亦称贤首宗。唐长安城南华严寺的修建，也是因此而兴起的。法藏创立华严宗，实因于杜顺法师已奠定的基础。杜顺是隋唐间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的高僧。华严寺中的两座塔，其一就是为杜顺法师建立的。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在都城中传播的盛况。佛教大德不仅创立汉语系的宗派，而且和中国的儒学也有关系。在佛教传播昌盛之时，儒家的学者曾经不断加以反对，可是到后来也难免受到影响，宋明理学就显露出其间若干踪迹。这方面的研究迄今犹未稍已。新儒学的探讨，就是其中的一端。

当然，学术的研究只是一个方面。赵朴初先生为当代佛学的泰斗，他在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当前“重要的是要吸取佛教文化的精华，要发扬‘人间佛教’的精神。‘人间佛教’的主要内容是五戒、十善和六度、四摄，前者着重在净自己的身心，后者着重在利益社会人群。从历史上看，佛教徒从事的公益事业是多方面的，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有的僧人行医施药，有的造桥修路，有的掘义井、设义学，有的植树造林，这在古人记载中是屡见不鲜的。特别是植树造林，成就卓越。试看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装点了祖国的万里江山”232。这段话说得很有道理。承继前人的优良传统，融通佛教和当代文化是可行的，也是能够实行的。

皈依佛门自须具有出世的心情，然寺院的一些建设却是设法和当时的文化相融通，就是佛教的教义也是如此。前面所提及的佛教汉语系的八宗就是具体的明证。因此也就容易和当代文化相融合。佛经的研究尚仅局限于一些大德和学人之间，寺院设施却可公之于大众，融通也就更为容易。

佛教如此，其他宗教当也并非例外，当然，具体的过程各有因缘，这就难得一概而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