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与文化：域外文化的传入及影响

都城的文化固然是全国各地文化的聚集，也是对于域外文化的吸取，并进而相互融通，这在长安也是不乏例证的。远在西周还都于丰镐之时，对于九州之外荒裔之地，称之为荒服。荒服之地和西周的丰镐也是有往来的，不过往来并不很多。据说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自是荒服不至148。当时荒服远至什么地方，这是难得说清楚的。自汉武帝开辟位于今甘肃西北部的河西四郡，再进经营西域，这应是亘古尚未有过的大事。世人所艳称的张骞凿空，就是在这时首途的。由于张骞的凿空，西域和长安的交往，就日益频繁。前面曾经提到长安城中的槀街，就是域外之人旅居的住所。故陈汤斩郅支单于首，就请求悬之于槀街，以示万里149。由于西域的开通，因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50。当时传入的还有葡萄、苜蓿。苜蓿是饲养马匹的最好草料，葡萄则是招待贵宾的佳果。由于天马（西域马）输入到长安的不少，又外国使臣来得众多，就在离宫别馆的旁边大量种植葡萄和苜蓿，种植地区之广大，极目远望才能看到边际151。西汉时还特别建立了一座葡萄宫，葡萄宫就在上林苑中152。西汉末年，匈奴单于来朝，就住在葡萄宫中153。天马和那些珍禽异兽，由于水土和气候的不同，难于长期生存下去；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易代之际也就遗失罄尽，不易复得。葡萄和苜蓿，因为在长安城内外普遍种植，且不断扩大种植地区，后来到唐代初年，北道诸州如安定、北地之境，也就是现在宁夏南部和甘肃东北部，往往有苜蓿，皆汉时所种植的154。迄至今日，葡萄和苜蓿所植更广，早已成为各地所习见的植物。葡萄美酒的佳酿也出自很多地方，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更不必再说古都长安了。

域外文化的传入，特别是西域文化的传入，西汉以后，还绵亘不绝。其间的都城如洛阳、建康、平城及邺，无不受其影响，而唐代的长安更为突出。由西域传来的文化中，佛教最为显著。这在后文将另外论及。这里就先从音乐说起。唐承隋后，隋因周齐之旧，本有九部乐。唐太宗平高昌，得其乐部，遂益为《十部乐》。这《十部乐》为《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较之隋时的《九部乐》，不仅增加了《高昌乐》，还去了原来的《礼毕乐》，而增了《燕乐》。其中西域乐仍居多数。西域各国人多嗜音乐，擅歌舞。各种乐中各自有其乐器，有些乐器迄今犹为世人所习用。《隋书·音乐志》所列《清乐》的乐器共有十五种。《清乐》为汉代以来旧曲，其所用乐器当出自中土。《旧唐书·音乐志》所列八音之属亦有二十余种，亦当为中土所制。两者皆有琵琶。《旧唐书》对此且做了详细说明：“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园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曲项，形制稍大，疑此是汉制。”然汉人刘熙《释名》却说：“批把本出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刘熙为汉时人，所言当近乎事实。《隋书·音乐志》也说：“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旧唐书》所说“秦汉子”，也并非没有来头，只是把时间摆错了。《隋书》说：“《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秦汉伎中就有曲项琵琶，可知并非内地所始制。《旧唐书》也说：“《梁史》称侯景之将害简文也，使太乐令彭隽斋曲项琵琶就帝饮，则南朝似无。曲项者，亦本出胡中。”琵琶出胡中，要以龟兹为盛。故历齐、周、隋、唐之世，龟兹乐工之在邺和长安的，皆为弹琵琶的名手。而敦煌壁画中，且绘有反弹琵琶的图像，足见其为世所重。唐代诗人白居易且为之作《琵琶行》。白居易作这首诗是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所称道的弹琵琶的女子却生长在长安城，就居在蛤蟆岭。蛤蟆岭近平康里，平康里为伎女所聚居地，宜其工于琵琶。

《隋书·音乐志》以竖头箜篌与琵琶并提，谓并出西域，非华夏旧器。然《旧唐书·音乐志》却说：“箜篌，汉武帝使乐侯调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辉所作。”这是说，箜篌本是中土乐器，与西域无关。然《旧唐书》接着却说：“竖箜篌，胡乐也。”或谓箜篌有二种，一为卧箜篌，一为竖箜篌。竖箜篌为域外所传入，卧箜篌则为中土自制。隋唐时所传的《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皆有竖箜篌，而《西凉乐》又有卧箜篌和竖箜篌，似卧箜篌和竖箜篌皆为西域旧乐，非中土所能自制。《天竺乐》中有凤首箜篌，当是竖箜篌的一种。当时《高昌乐》仅有箜篌。《旧唐书》于记载《高昌乐》之后，紧接着即说“箜篌今亡”。也许高昌的箜篌另是一种。唐人诗有句说：“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 盖当时已成为长安城中习用的乐器，仿佛与域外无关。

隋唐时，西域诸乐中《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皆用羯鼓，《天竺乐》中亦用羯鼓，可知羯鼓也本是域外乐器。鼓以羯名，亦可见其为域外所传入。唐玄宗擅长击羯鼓，唐南卓且撰有《羯鼓录》，可知当时盛行的一斑。这里还可以提及筚篥。筚篥即觱篥。隋唐时《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以及《天竺乐》中皆使用筚篥。《旧唐书·音乐志》说：“筚篥，本名悲篥，出于胡中，其声悲。亦云胡人吹之以惊中国马云。”这无疑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唐段成式所撰著的诸书中，有一卷《觱篥格》，可知其时已风靡一时，与琵琶等同列。这种乐器不仅仍见于当代一些古都之中，也流传于社会各处，民间称之为“管子”或“管”。其间融通之迹历历可见。

《旧唐书·音乐志》论八音之属，遍举其中的乐器，其出自域外的，除上面已经提到的琵琶、箜篌、筚篥外，还有笛、篪、缶、铜拔等数种，这几种乐器早已列于《清乐》之中，虽是来自域外，并不以外来的乐器视之。

唐时高丽乐中也使用卧箜篌、竖箜篌、琵琶、大筚篥、小筚篥等乐器，可能是由内地传去的。另外，还有一种称为桃皮筚篥的，也许就是由大小筚篥转换的新式样。

近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前蜀王建墓，其石椁周围刻有舞伎图，其中有吹筚篥的、吹笛的、吹排箫的，有击羯鼓的、击腰鼓的、击铜鼓的、击拍板的、弹筝的、弹琵琶的、弹箜篌的。这些乐器共同演奏，浑为一气，显不出中土和域外的差别。王建在成都称尊号时，长安已废不为都。成都尚有这些乐器，长安也并非就了无孑遗，可知其融通已久，域外中土无所区分。羯鼓于元时已不见记载155，箜篌图形亦仅见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230号墓出土的绢画舞乐屏风（1969年出土）。其他各种乐器，各古都内外，都还到处流通，无所差异。

这里还应该提到胡琴，琴而冠以胡字，其来自域外，是无可置疑的。《旧唐书·音乐志》在论述八音之属的各种乐器中却未曾提及胡琴，就是王建墓中的乐队图像也未见其形制。不过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却说得十分明确。沈括于宋神宗时经略鄜延（宋鄜州治所在今陕西富县，延州治所在今陕西延安市，鄜延路有今陕西大部分），与西夏对垒，曾制有《凯歌》，其三为“马尾胡琴随汉军，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156，当是实录，也许是宋时才传入的，故《旧唐书·音乐志》未能记载，而王建墓中石椁周围所刻的舞伎图也无从附刻出来。胡琴为现在京剧中最为主要的乐器，应该是京剧初兴起以前就已如此。如前所说，京剧之初是由徽班剧人吸收汉调、秦腔、昆腔诸剧种融通而后形成的，则其使用胡琴为乐器的渊源当更为久远。到后来不仅京剧及这些相关的剧种使用胡琴，其他一些地方剧种也都不可或缺，可知其融通的无间。若非其名称上冠有胡字，殆很少人知其来自胡中。(www.xing528.com)

这些来自各方的乐器不论是独奏还是合奏都应该有其曲谱。南卓的《羯鼓录》、段成式的《觱篥格》就是现存的有关乐谱的著作。《羯鼓录》附录有羯鼓诸宫调曲名，其中间有穿凿、难通之处，致为清四库馆臣所讥157。可能其曲繁杂多样，因而为作是书者所不谙熟，唐白居易所赋的《琵琶行》，其序中曾说：“送客湓浦口，闻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则所弹者应为当时长安城中的正声。诗中有句说：“初为霓裳后六么。”158所谓霓裳应为《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舞》中的曲调。今传世的韩熙载《夜宴图》，其中就有伎人舞六么的，可知这都是配合舞蹈而奏的歌曲。《霓裳羽衣舞》唐代后期已经失传。六么舞亦久已不复为人所称道，当也在失传之列。说明这些乐器虽仍能流传于今世，所弹奏的曲谱可能随时更新，已非曩昔的情调了。

音乐与舞蹈是相连的。《旧唐书·音乐志》于记载域外所传入的音乐时，除记载所用的乐器外，兼载舞者的衣着，而于西域诸乐更为详备。如《高昌乐》，舞者二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龟兹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裤，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靴；《天竺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练襦，紫绫裤，绯帔，舞者二人，辫发，朝霞袈裟，行缠，碧麻鞋，皆其著例。各种舞蹈的具体名目很多，有些已经难于稽考。至于具体舞姿也未能留传下去，前面曾提及韩熙载《夜宴图》所绘的舞伎正在舞《六么》，《六么》即《绿腰》，与《苏和香》《回波乐》等同为软舞曲的一种。现在所可看到的仅此一舞姿，其他段落就很难确知了。近人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曾采用日人高岛千春《舞乐图》中《春莺啭》《团乱旋》两幅舞姿图。《团乱旋》亦作《团圆旋》，与《春莺旋》同为软舞曲。《团乱旋》与《凉州》《苏和香》同列，自是由域外传入的。《春莺啭》虽为唐高宗命乐工白明达所作，然白明达为龟兹人，其中自会掺杂有龟兹乐。由日本保存的舞乐图，观察舞者所着舞衣，与俗传唐代冠盖迥异，当是西域舞者的旧装束。这些舞蹈虽曾传至日本，然在长安失去都城地位后，就很少见于记载，可能逐渐失传了。

向达书中还有采自日人著作所附的《兰陵王》舞乐图，及与《兰陵王》有关的陵王中面、拨头、拨头大面等三幅照片。《兰陵王》及《拨头》据说都是源于西域，然《兰陵王》的名称却是来自北齐神武帝之弟高长恭，因高长恭在世时，曾被封为兰陵王。可能是所用舞曲来自胡中，遂被认为是出于西域。这里引起注意的乃是陵王中面和拨头大面。大面实为假面具，经过涂抹，仿佛青面獠牙，令人生畏。据说“大面出于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常着假面以对敌。”159作为舞蹈，当承袭其原来的装饰。《拨头》亦有面具，虽非仿效《兰陵王》，其本意亦应相仿佛160。现在《兰陵王》和《拨头》的舞蹈在国内早已失传，但这样的面具却被沿用下来。现在京剧和地方戏中，有净的角色，也就是所谓的“花脸”。净所饰的人物不一，武将殆多由净所扮饰，其所绘制的脸谱，可能就是由《兰陵王》演变出来的。脸谱和假面并不完全相同。脸谱因所饰的人物不同而各有其形态，随时改绘较易为力，假面则须另行制作。脸谱绘于脸上，歌舞之时自不必特为用力，较之假面是有其方便处。净的角色说者或谓因于宋代杂剧的副净，但其时副净尚未见有绘制花脸的记载。明人焦循于所撰的《剧说》中曾引用唐崔令钦《教坊记》所言及的大面，并说：“按今净称大面，其以粉墨丹黄涂于面，以代木刻，而有斯称也？然戏中亦间用大面。”161现在京剧中无再用大面事，谅已久被淘汰了。这样说来，《兰陵王》歌舞中的戴假面具虽已失传，可是至迟在明代的戏剧中却演变为有“花脸”，并且累代相传，反而较前益盛，不唯盛行于古都之中，抑且普及到全国各个角落。

这里还应该提到《散乐》杂戏，这也是由西域传来的，而且具有相当悠久的渊源，可以上溯到张骞通西域之时，汉武帝时所作的漫衍鱼龙之戏当属此类162。杂戏多幻术，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故亦受到一些王朝或政权的禁止，使其不能在都城中表演，可是并未能使之彻底断绝，累代都城都有它的踪迹，就是到现在也还是如此。其实这就是现在的杂技，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马戏，不过已经没有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这些不近人情的节目。现在杂技已成为都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都城盛行，其他各地也不至于有所减色。历来都是域外之人来到国内，在都城演奏。现在国内擅长杂技的人为数颇多，其技术更是精益求精，不仅在国内到处演出，还时时出国，在国外表演艺术。

南北朝后期，曾由西域传入一种称为《苏莫遮曲》的舞蹈，这是演奏于冬季的舞蹈，也称为泼寒胡戏。这种舞蹈是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163。故在唐时就被禁止过，可是却传到了日本。向达书中就著录有日本所传的苏莫遮舞，可以略见其舞姿。由于它和华夏文化相距较远，虽然传入，却和都城文化融通不起来。

唐时还曾有由域外传到长安的波罗球，最为流行。波罗球为马上打球的游戏，也有步行打的。唐玄宗就是打马球的能手。宋人晁无咎诗：“宫殿千门白昼开，三郎沉醉打球日。”164所咏就是此事。近年发掘唐章怀太子墓，其墓道中绘有打马球图，具见当时打球的规模。步行打球，唐时亦已有之。向达书中载有日本所传《打球乐图》，就是步行打球。两者相较，马上打球较为普遍，传世也较为悠久，历宋金而至元代初尚未稍息。这也就是说，打马球的风气由长安传至开封165。当开封盛行打马球时，长安早已残毁不堪。当中都盛行打马球时，开封也遭到摧残。金人南迁后，中都也为之残破。都城既然已残破，自然再说不上风行打马球了。不过元人北归后，大都成为北京，打马球戏依然盛行，不减当年，向达书中有《明代打球图》就是具体证明。可是再往后来，也就没有消息了。明代晚期，佛朗机等欧洲人相继东来，可能篮球、足球都已相继传入。篮球、足球的设备较之打马球为简略，传播也较为容易。波罗球可能就在这些时候被取代了。这样说来，球戏不是失传，而是更向新的境界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