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文化：南北之不同展现

像秦、汉、隋、唐这样东西之间不同的习尚显现在都城之中的现象，在以后是少见了。在都城之中所显现的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却还是屡见不鲜。远在春秋战国之时，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已经有所显现，最早是显现于楚国故地和其他各地之间。楚国尚文辞，故屈、宋撰述享誉累代，中原的十五国风虽见重于西周春秋之世，流风余韵却逐渐不畅。儒家之学固仍以诗书并重，较之楚辞，就不免显得质朴。汉高帝以楚人得天下，故楚语、楚歌以至楚舞皆为都城中所谙习。迄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楚辞仍有其优越的位置。这样南北不同的习尚，武帝以后已逐渐泯没，不如东西不同的习尚受人重视。

这种不同的习尚因时而有变化，南北朝时又形成另一种局面。南北朝时的南北对立夹杂有民族的因素，却也显示出其间文化的差别。其时史家撰著，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称为索虏，是因为鲜卑习俗辫发，与南人不同。称为岛夷则是因为东南际海，土地卑下，仿佛居于岛中32。这固然含有民族间的偏见，也显示出南北文化的差别。其实这不仅是史家的贬词，社会上也是以此互相诋斥。自永嘉乱离之后，中原人士大率渡江而南，由于北方沦为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遂谓其地为荒中，其人为伧人。刘宋时的杜骥，本属京兆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的世家，以南渡不早，便被目为荒伧33。而北人称南人，不云蛮楚34，即曰淮楚35。这样的称谓多见于都城之中，正显示都城之中杂有南北不同的文化。洛阳城中的归正里，民间号为吴儿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中。其市中所卖口味，多是水族36。吴人好品茗，俨然成洛阳的一种风气37。由于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盛”38，南风虽亦不绝，到底还是不竞。

南朝以建康为都，与北朝相对。建康作为都城，远起于孙吴之世，其时尚称建业，东晋始以建康相称。孙吴雄踞江东，与曹魏、蜀汉共成鼎足形势。建康城中所显示者仅为江东的文化。左太思所撰的《吴都赋》，其所叙列与其魏、蜀两都赋迥然不同。可是到了东晋偏安江左之际，北方世家随之流徙而至，建康城中，中原风物遂掩盖了江东旧规。为时稍久，由于与中原隔绝，建康的“小作冠帽，短制衣裳”，已和洛阳的褒衣博带大异其趣39。

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又复显露端倪，至宋时就已相当明显，其后各代更未能有所逆转。追溯这种南北之间的不同习尚，还须由秦汉之时的关东出相说起。秦汉之时关东能够出相，固然是由于洙泗之间和邹鲁等地的儒风远被，也由于关东各处较为富庶，故儒生得以习礼讲经，得为世用。中间虽经丧乱，还能赓续前业。魏晋以后，江左经济不断发展，较前大有不同。及唐代中叶安史之乱起，中原板荡，生民涂炭，讲经问学，殊属不易，才智之士多渡江淮，避地南服，促成江左文化的发展40。故后来到北宋时都城中就显得南方人物较前为多，也显得南北之间有了不同的习尚。这种不同习尚历明清诸代，仍时时显现于其都城之中。

话虽如此，宋初一些有关文献的记载，难免引人滋疑，似宜略事申辩。

北宋初年自开国时起，中枢择相大抵皆是北人，南人殆难稍沾余沥。宋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以问王旦，王旦回答说：“臣见祖宗朝未曾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迟至王旦殁后，王钦若始得为相41。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故王旦云此。也就是在真宗朝，晏殊以神童被荐，与进士千余人同应廷试。据说晏殊当时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很受真宗的嘉赏，得赐同进士出身。晏殊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所以当时的宰相寇准就说：“殊，江外人。”这是说，晏殊是南人，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厚遇。可是，真宗却说：“张九龄难道不是江外人？”因而就确定下来42。这两宗事皆发生在真宗朝，应该说，这时是北宋中枢用人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南人入中枢为相的，陆续不断，神宗时，王安石也是以南人为相，促成变法，更是特殊的事例。(www.xing528.com)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人解释，这是南北两方经济荣枯的差异和文风盛衰的不同而促成的，也就是说由于南方经济发达，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因而在政治上不时显露头角，遂使北人认为这样似非国家前途之福。这样说来，必然会引申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些权力之争，无关立国的宏旨。也就是说，北人担心南人掠夺其既得的高位，故以此说相遏制。不过就王旦、寇准以及后来司马光诸人看来，其心地还不至于这样的狭窄，这样的说法与实际情形难以符合。

从北宋开国以来的往事看来，不以南人为宰相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北宋承五代之后，以中原为基础建立帝业，当时称王称霸堪与宋室抗衡的诸国，皆在南方，在黄河以北的只有太行山西的北汉，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多有一番顾虑，对南人不敢轻易放下心来。到宋真宗时，传世已经两代，历年也已四十余载，防范的心思就可能稍稍松弛下来。当时有才华的也并非就由王钦若和晏殊才开始表现出来，如果帝王没有放下心来，再有才华恐怕也难于高居相位。这样说来，当时南北的差异只能是政治上的插曲，无关乎习尚的不同。

还有一个插曲发生在元代中叶，也就是在元成宗和顺帝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元时分其统治下之人为四等：蒙古自是居于第一位；色目人，即包括西域各部族之人，居于第二位；汉人，即原来金国统治的地区的人，居于第三位；最下者为南人，原来南宋统治下的人。其实汉人和南人本来都是相同的，只是受元朝统治有先后之分，因而被分开而成为两部分，其所受的待遇也就相应地彼此不同。作为被统治者，汉人南人皆不得为正官。汉人由于受统治较久，还得入台省为官。元初，间有南人和汉人一样，也得入台省为官。元成宗时，这条入仕的路途即被隔绝，南人和汉人待遇显然不同。直至顺帝时，始得重新和元代初年一样，稍稍泯灭其间的畛域。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这应该和北宋初年南人不得为相有略相仿佛的道理。就是原来金国统治地区的人入元的时期较久，可以对之稍稍放心，不虑反抗，而南人入元时期较迟，难保其能甘心接受新朝的统治。元代初年，兵力正在强盛之时，整个南宋土地都被占领，南宋君后俯首归降，即使有人图谋反抗，兵力所至，即可扑灭，故还能放开一条生路，使之稍沾雨露。成宗时之所以有此规定，想见其兵力已有所衰敝，故不能不加紧控制。至于顺帝，南人之受统治已七八十年，可能与以前的汉人相同，故又得以恢复其初年的制度。

这里所说的宋元两代事，皆在都城中显现出来，不过这和不同地区的习尚还不尽相同，不能尽归一律，因为论述不同地区的习尚在都城中的显现，顺便提及，以免彼此相混，转生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