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古都和文化的关西尚武精神

秦汉时期有一句流行的俗谚，说是“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或者说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所谓关乃是指函谷关，所谓山乃是指的崤山。崤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函谷关就在崤山之侧，因而所说是一样的。这句俗谚是说当时国内东西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崇文和尚武的差异。这虽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但也必然会反映到都城中来。

尚武是习于鞍马骑射，崇文则是讲经治学。远在战国之时，百家并起，邹鲁儒学所被区域渐广，洙泗之间弦歌因而不辍，及汉武帝尊崇儒术，治学之风更盛极一时，遍于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各地。儒学有成往往能取得高位，甚至可至卿相，因而社会上就流传着关东出相或山东出相的俗谚，以之与关西或山西的出将相媲美。儒学的发展，逐渐冲破崤山和函谷关这样的东西分界。《汉书·儒林传》所载的儒生，虽然大部分都是隶籍关东，可是崤山以西也并不是就没有好学之士。平陵士孙张以治《易》，吴章、张山拊、李寻、郑宽中、涂恽以治《书》，重泉王吉亦以治《书》，皆能与关东诸儒同列。平陵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重泉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固皆在崤函之西也。

到了东汉，儒术所被更广，几已遍及关西各处。东汉初年，华阴杨震以治《尚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诸儒尊称为关西孔子17。其后茂陵马融，以世之通儒，所施养的诸生，常以千数。其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就为当世所称道18。今陕西扶风县南绛帐镇，为陇海铁路的一站，据说就是马融当年的授徒处。而有凉州三明之称的皇甫规和张奂，皆以武功彪炳，名重一时（凉州三明后文将另行叙及），却皆研经重道，与儒师并称。皇甫规所著有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据说还有文集五卷19。张奂曾经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20。如果仅凭这样的著作，就很难想象这两位原来却是驰骋鞍马、转战万里的将军。皇甫规为朝那人，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张奂的故居在今甘肃安西县西。皇甫规所居还在六盘山东，张奂的家乡却已在凉州的最西端，近于国门了。东汉时，凉州及关中还以位于崤函之西的缘故，出了一些将军，仍然称得起“关西出将”。至于“关东出相”，就难以崤函来概括了。

这里所说的出将因而就只限于关西，关东之人是不容谈到的。秦汉时期的将帅籍贯，以六郡为多。所谓六郡乃是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通渭县）、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环县南）、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旗西南）21，用现在的地理位置来说，就是陇东、宁南和陕北。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据汉时人的解释，说是这些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2。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秦汉以前的严允、昆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都曾经不断南下侵扰，当地的人为了自卫，不能不崇尚武力。这里自来又是著名的产马地区，因而鞍马射猎自然就成为风气。长安附近，周秦以来就是建都的所在，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压力下，都城也不能不重视防御侵扰。秦汉时期这里形成尚武风气，是有来由的，而且也在都城之中有所显现。其中有些人就是自幼生长在都城的附近。秦时的将军王翦就是频阳人，白起是郿县人23，频阳在今陕西富平县，郿县就是今陕西眉县，分别在秦都咸阳的东西，相距并不很远。西汉时的将军苏建及出使匈奴的苏武父子，又皆是杜陵人24，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距西汉都城仅有三四十里，可以说是近郊了。这几位将军都是关西人物，他们在都城中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迁都洛阳，长安就退而为古都。东汉初年，称雄河西的窦融及其侄窦固、曾孙窦宪，皆为平陵人。平陵就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窦固、窦宪皆曾远征匈奴，窦宪的功勋尤为巨大，且曾勒铭于燕然山上，彪炳武功。燕然山据说就是现在的杭爱山，已远在蒙古国境内。以伏波将军见誉于当时和后世的马援，以及立功西域的班超，又皆是茂陵人25。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其距长安的路程较远于平陵，却还在长安的近旁。可见都城虽已他迁，其流风余韵却并未因之稍稍消失。前面所说的凉州三明，为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皇甫规、酒泉（当作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东）张奂、姑臧（今甘肃武威县）段颍，并称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颍字纪明，故云）。当时都城已在洛阳，故三明的功绩都显现于洛阳，和长安的关系并不很大。两汉时有一条规定，说是边民不能迁徙到内地来。张奂由于立了很大的军功，可以破例内迁，被允许迁到华阴。华阴就是今陕西华阴县，当时华阴隶属弘农郡，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不隶属长安所在的京兆尹，不过距长安还不是很远，而且就在崤函之西。张奂的迁徙虽说是他一家的私事，可是这样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人物迁到长安的附近，就不能说对于长安风尚没有若何影响。(www.xing528.com)

长安到了隋唐时期又复建为都城。隋唐长安与汉时长安虽非一处，相距却在咫尺之间。唐继隋后建立的王朝得力于关陇集团，这是近人的论断，验诸两《唐书》的纪传，也是确有所本。所谓关陇集团，就是唐初建树功勋的将军们，都是籍隶关中和陇上，因而就有了这样的称谓。这是西魏、北周以及隋代所蕴聚的地方武力，也是和秦汉时期的关西名将相仿佛的出身途径。唐初上距秦汉，相隔已有数百年之久。在这悠久的期间里，尚武精神一直都在蕴聚之中，不大为人所知，至于唐初才具体显示出来。

关陇集团的形成和显示其力量，只是唐代初年事，与后来无关，但形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唐时边庭将帅有些是出于周边各族，但籍隶于关西的仍是大有人在。唐代前期府兵的驻地，以关内道最为繁多，计有二百六十一府，超过全国总府数六百三十四的三分之一26。长安城周更为特殊，亦有一百三十一府27。府兵来自全国各地，但出身于关内道的应该独居前列，这就使关西尚武之风历久不坠。其后府兵改为骑，骑十二万人，京兆骑共六千六百人28，亦为其他各地所少有。安史之乱时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维护李唐社稷的还是有赖于朔方军以及与朔方军有渊源瓜葛的将帅。朔方军本来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也就是当时的灵州。唐代后期，郭子仪、李晟犹先后为一代名将。郭子仪就是出身于朔方军中。郭子仪为华州华县人29，华县今犹为陕西华县。华县在长安之东，这和秦时王翦的籍隶频阳、白起的籍隶郿县相仿佛。李晟为陇右临潭人，临潭今仍为甘肃临潭县，已在洮河中游30。则郭、李二人皆是籍隶关陇地区，堪为当地尚武风气的标志。

杜甫在长安时，曾赋写过一篇《兵车行》，其中有句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钱谦益为之做解释，指出这是反对当时远征南诏之作。并说：“此诗序南征之苦，设为役夫问答之词。君不闻以下，言征戍之苦，海内驿骚，不独南征一役为然。”31因为序南征之苦，故言及“被驱不异犬与鸡”。诚如钱谦益所说的，征戍之苦，不独南征一役为然，却也不一定就以唐初以来为限。这里所说的秦兵耐苦战，应该远溯到更远的前代。秦汉、隋唐时期，关陇的尚武风气和耐苦战的秦兵，固可以在长安显示出来，就在其他王朝或政权时期，仍然在这一古都有所显现。就是到了当今之世，也不是就隐伏不见，更不要说泯灭无余了。当然显现的方式并不一定就表现在征戍之中。以这样的尚武风气，同样是会取得相当成就的。